九一八”后，不能忘却的东北抗联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20-09-16 15:51:38

正是东北抗联最辉煌、最热切

同时也是最艰苦、最惨烈的四年

　　杨靖宇穿过的大衫、赵尚志用过的手枪、七星砬子兵工厂的机床……这些是国家一级文物，眼下正静静躺在东北抗联博物馆的橱窗里。2015年8月1日，筹备多年的东北抗联博物馆基本陈列《抗战十四年——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陈列》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

　　这是第一个专门为抗联成立的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幢白色建筑，位于哈尔滨一曼街，与东北烈士纪念馆毗邻。街名是1946年改的，以纪念女英雄赵一曼。这是一座充满着东北抗联气息的城市，到处可见以抗联烈士命名的街道、公园和学校：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命名的兆麟街、兆麟公园、兆麟小学;以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命名的尚志大街;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命名的靖宇大街、靖宇公园……

　　曾活跃在东北三省的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在白山黑水间与数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彭真曾如此感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事最艰苦：第一件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之后迅速发展，高峰时达到11个军共三万多人;1940年，还是东北抗联，却只剩下两千多人。

　　战乱中国，风云诡谲。这四年，正是东北抗联最辉煌、最热切，同时也是最艰苦、最惨烈的四年。

　　上山抗日

　　“营房里，中间有两个用大汽油桶做成的火炉子，下面垫了几块大石头，炉子里烧的是大块的柈子，火势很旺，连炉桶子都烧得通红。炉子上方是天窗，从那往外直接冒出炉子里的烟气和火花，夜间远看就像放烟火。火炉两侧是长长的大板铺，铺上有好多人，躺着的、坐着的。”

　　1936年冬天，女孩李敏跟随一位地下交通员，走了两天两夜，来到位于小兴安岭帽儿山的抗联第六军第四师营地。她刚满12岁，被安排在炊事班淘米做饭，成为年纪最小的女抗联队员之一。

　　80年过去，李敏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一切。在哈尔滨一幢独立院落中，她身穿紫色衬衣，下身是一条深绿色军裤，头发倔强地立起。除了走动略显迟缓外，92岁的她仍能自如交谈、写字。2013年，她的回忆录《风雪征程——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1924—1949)》一书正式出版。

　　李敏出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父亲是一位念过几年私塾的朝鲜族农民。家乡被日寇占领后，父亲哥哥都离家参加了革命，母亲弟弟先后去世，她成为事实上的孤儿。从小，她跟随着来村工作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儿童团、宣传队，一心想跟着父兄的步伐“上山”。

　　“上山”是那时参军入部队的俗称。像李敏这样成了孤儿，又属于“抗属”，在地方上的处境十分危险，自然而然走上抗日之路的不在少数。另一位老兵翁君庭，6岁没了父母，后来四处流浪，给大户人家当小工，直至走上了抗日道路。老兵于万发，小时候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去修中东铁路，饥寒交迫，最后被日本人折磨而死，他便愤而离家抗日。

　　这些吉林籍抗联老兵的口述实录，由曹保明带领的团队采集而成。曹保明是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15年3月底，正式发起“东北抗联老兵口述史”寻访活动。五十多名志愿者在两个月里，“抢救”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东北抗联故事。

　　李敏上山时，距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正式成立不过几个月。1936年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合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据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规定，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自卫队、救国军、抗日山林队等的联合组织，各军都取消原有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军第×师第×团。

　　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师长夏云杰，张寿篯代政治部主任。比第六军成立更早的，是2月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3月的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四军(军长李延禄)，7月的第一军(军长杨靖宇)、8月的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如果再往前追溯，六军诞生于1932年10月，是中国共产党汤原中心县委创建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靠缴获的12条长枪起了家，历经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等几个发展阶段。

　　12岁的李敏第一次见到政委张寿篯时，只觉得他是个严肃的人。在灶台边，张寿篯问她晚饭做了什么，李敏害怕得没敢抬头，吱吱唔唔地答不上来。一旁的司务长替她报告，晚上做了小米饭加盐豆。

　　不久，李敏被分配到被服厂，制作军衣军帽。胸章是“东北抗日联军”，左臂红色臂章“反日救国”。上衣接近中山装，裤子为马裤状，下边有扣子，帽子是苏联样式，带五角星的红疙瘩帽。军服主要是黄、绿两色，如果运进来的是白色布，李敏和战友们就用黄菠萝树皮放进铁锅里煮，给白布上色。

　　这一年秋季，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部为熄灭下江人民抗日烽火，策划了以伪三江省、滨江省为中心的“秋季讨伐”，自10月1日开始向活跃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军及其他抗日义勇军发动全面围剿。

　　李敏很快遭遇了第一次真枪实弹的战斗。她跟着队伍去背粮，中途到达山顶休息时，发现一小队日本骑兵正在接近。队伍在两个山头埋伏，等到敌人进了卡子口，同时开火。打了二十分钟，敌人害怕有埋伏，不敢恋战，扔掉一匹马走掉了。

　　刚开始时，李敏有些害怕。她还没有枪，一直被按倒在地上。司务长不让她抬头：“这叫打仗，不是看秧歌，枪子儿没长眼睛，知道不?一点都别动!”等到这一战结束，队长告诉她，这不算真打。要是真开火了，才没有这么简单轻松。

　　抗联第六军组成后，便和抗联第三军协同作战，以汤原为基地，开辟了依兰、桦川、富锦游击区。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才粉碎了敌人的秋季“讨伐”，抗联六军声威由此大震。到1936年末，全军已发展至1500多人。

　　东北抗联成立后，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陆续收编和改组了不少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到1936年秋天，抗联第一军就收编了各种抗日队5000多人。

　　1936年9月，一支从伪宽甸县公安队哗变出来的于万利部队，主动找到杨靖宇：“我叫于万利，外号于黑子，我有200多人，是从伪县公安队里拉出来的人马。我是一个中国人，死也不想当亡国奴，不愿给日本当汉奸走狗，更不愿意替日本人杀中国同胞。我决心跟你们打日本。”

　　后来，杨靖宇正式宣布，于万利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直属独立旅，于万利任旅长。为了欢迎他们，杨靖宇还特别指示，买了四口肥猪送给独立旅。

　　从1936至1937年10 月，除了一直由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前七个军之外，第8、9、10、11军又陆续成立。这4个军都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中共党组织派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加以改造。

　　以第八军谢文东为例，谢文东本是黑龙江省依兰县大地主。日本占领东北后，为安置移民强占土龙山，侵犯了地主利益，谢文东便组建了一支农民抗日自卫军，举起了抗日旗帜。1936年9月，谢文东的这支民众救国军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下编3个师，谢文东任军长，活动于方正、延寿、依兰、勃利、林口等县。

　　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引起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一些伪军也发生哗变。如伪军二十九团，团长赫奎武率领900多人，携带机枪22挺、大炮五门和各种新式步枪参加了抗日联军，被编为抗联第八军第七师。

　　“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相继建立阶段，即1936年初至1937年末，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发展的高峰。”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东北抗联史研究专家赵俊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抗联发展鼎盛时期，11个军达三万多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活动区域遍及七十多个县。

　　投奔共产国际

　　东北抗联的成立，引起了日本的恐慌。从1936年起，日本开始实行“1936-1939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对抗联部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日本侵略者不断往东北增兵，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

　　秋冬时节，正是抗联难以隐蔽、难以御寒、难以活动之时。为了冲破日寇讨伐，抗联各路军不得不率军远征，从敌人防守薄弱的环节突破包围圈，开展游击战争，以开辟新的根据地。

　　齐齐哈尔市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龙，是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外甥，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多年。他76岁了，声音略带沙哑，精神矍铄，乐意讲述赵尚志的抗联故事。他说，与日伪军相比，东北抗联战士的装备、军事训练差距很大，但战士们采取长途奔袭、声东击西等战术，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果。

　　《中华民国资料史丛稿》转载了某日军材料所述的“游击队战斗纲要”，称共匪“战斗原则有三：一，坚决的进攻精神。二、袭击敌人的弱点。三，秘密的准备和迅速的行动。”

　　此外，这份材料还记载着，游击队奇袭的时间和方式是：一、夜间睡眠时;二、吃饭休息时;三、通匪者的策谋;四、欺骗奇袭。

　　至于“欺骗奇袭”，材料记载了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战斗”：游击队先是劫持了一辆从佳木斯开往依兰县太平镇的旅客汽车，随后约20人乘坐这辆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大石羽白屯自卫团办公室。

　　下车后，游击队告诉自卫团员，自己是从三江省公署来的。自卫团员误以为是真正的工作队，按要求给他们看了已有的枪支账簿，“他们说：‘在你们附近有很多的匪贼，你们为什么不讨伐?如不讨伐，工作班要收回武器。’就这样骗取了枪枝弹药。然后又说，你们虽处在自卫团的位置，但穿着与身份不相称的服装，要求交换服装。”

　　这时，自卫团才发现自己上了当，但为时已晚，被一举歼灭。

　　不仅能打游击战，东北抗日联军也能打进攻战;不仅每个部队能够独立作战，而且也能进行大部队联合作战。1937年2月，抗联三、四、五、八、九军代表在方正县洼洪九军军部，开会决定由各军抽出一部，组成联合部队，由五军军长周保中和九军军长李华堂共同指挥，于3月19日攻打依兰县城。

　　这次攻打依兰战斗，是东北抗联成军后第一次多军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确保县城安全”的企图。当时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以“东北抗日联军，攻入三姓详情，出奇制胜，日寇狼狈不堪”为题，报道了战斗胜利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依兰县城，南面部队一举围困了南大营伪军驻地，得到了在伪军二十二团地下工作者的内应。事实上，在东北抗联的斗争中，伪军是一个可以争取、非常特别的存在。

　　曾有一位驻在双岔河的伪满军马营机枪连纪连长，被杨靖宇部队争取了过来。这位连长承诺，日后如果奉命围剿，只要抗联部队向天上打三枪，他就向天上还四枪(称“三老三四枪”)，作为联络暗号，保证不伤害抗联。

　　当时，事先双方联系好，佯装交火，伪军胡乱放几枪后，扔下许多新枪和子弹便撤退，让抗联取走，而抗联也扔下一些破枪让对方捡回，当做“战绩”向上面报账请赏。

　　冯仲云在他所著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记载，有一次在与日本作战时，第一军自己的火力不足，在战场上现将伪军的轻机枪借了好几架，把日本人击退后再归还给伪军。

　　“不过，这些都是在1937年之前的事情了”，东北抗联史专家赵俊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之后随着日军统治加强，伪军哗变的例子在七七事变后短暂变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少——比如，曾被编为抗联第八军第七师的伪军二十九团，没过几个月就又叛逃回去了。

　　1938年6月，还有一个名叫福间一夫的日本人，加入了杨靖宇的部队。福间一夫30岁左右，小个子，满脸连毛胡子，有点罗圈腿，是东亚土木会社的日本籍工人。他说，自己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希望制止这场战争。被打动的杨靖宇，将福间一夫分配在教导团机枪连当战士，被编为“八号”。他与中国抗日战争并肩作战2年零5个月，于1940年11月不幸牺牲。

　　从1935年起，地处东北的抗日联军已经和中共失去了联系。杨靖宇曾两次西征，希望能联系关内，却以失败告终。在“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战争八年间，抗日联军始终未能与中共中央联系上。出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崇敬，且地理位置与苏联为邻，东北抗日联军开始与苏联联系，直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活动区域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逐渐从11个军改编为3个路军。1936 年 1 月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后，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第一、二、三路军。

　　“这三个省委是平行的，谁也领导不了谁。东北地区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集中领导的中共东北省委员会。自此，北满、东南满、吉东三地区的抗日各自为战，自行其是，未能协同，也很少配合。”赵俊清分析说。

　　三个地区的抗日联军，虽然协调过军事行动，但在政治上，领导人的认识并不一致。他举例说，比如，初期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的说法(即只提抗日，不提反满)，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冲云基本同意，但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却不同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抗日进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警卫旅的部分指战员。

　　风餐露宿，征马踟蹰

　　与治安肃正计划同时，日本人开始实施“集团部落建设计划”，采取“民匪”分离的政策，断绝了东北抗联的补给。据满洲国警察史，到1938年，日本在黑龙江境内就建设了集团部落6000多个。

　　集团部落，是指日伪军持枪荷弹，强迫农民烧掉自家房屋，迁到指定的地区集中居住。部落的周围建起铁丝网、炮台、水沟，根据需要布置治安队、伪军或日军驻扎防守，以对外防御，对内监禁。一般以80至100户为一个部落。

　　为了彻底断绝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支援，日本人规定了粮谷配给制度，各家不准存有余粮 ，私人也不允许买卖。不准在集团部落之外种植可供直接食用的苞米、土豆之类农作物，就连农民走出集团部落外出干活时，随身只能携带一顿的口粮。

　　失去了补给，抗联战士只有袭击敌人据点及其监护下的交通站点、木厂、采金场，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另外，松子、橡子、树皮，还有各类野菜也成了美食。

　　一位名叫王明贵的老战士回忆，“在万物复苏的春季，最好的野菜是韩葱，长在山坡上。枪头菜、菠菜、山白菜、明叶菜、二荚芹、河菜等都是我们常吃的野菜。夏季还可以吃蘑菇，黄蘑、松蘑、木耳等都长在朽木上，到处能采到。有时我们还能吃到各种飞禽走兽，靠打猎 改善生活。”

　　然而，一旦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季，这些就都没有了。大多数抗联战士们不得不过起风餐露宿、有一顿没一顿的艰难生活。

　　1938年冬天，一场大雪覆盖山崖，“雪厚得没过膝盖”。日伪军趁着大雪，进山对抗联部队进行围剿。这一天，李敏所在的被服厂和医院被日军包围，指导员裴成春在阻击中身负重伤，她对李敏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

　　当时，西面是悬崖绝壁，数丈深渊;南面是又宽又长的雪沟子;东山较近，有树木可以隐蔽。李敏趟着积雪开道，却没见人跟上来。转身一看，本来跟在身后的战友又被包围了。

　　不远处，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马刀一指，“哒哒哒”一梭子弹打来。身形瘦小的她，滚进倒掉的大树根下、一个雪窝子里隐蔽起来。她躲着，听见外面日军抓走了其他战友。这次战斗，1个女兵排，只剩下李敏突围出来。

　　日军走后，她只身一人，在雪地里走了两天两夜。夜晚，听见狼的嚎叫，看到“死去战友的尸体都被狼给掏了”;天亮了，捡起地上的死老鼠烤着吃。她还曾遇见过一支部队，本以为找到自己人，走近后，通过地上的粪便辨别出是日军，“大便是黄色的，是吃粮食的;我们同志吃的是树皮草根，大便都是黑的。再往前走，地上有手纸，白色的，肯定是日军。”

　　李敏转身逃跑。最终，她在河边遇见另一支抗联队伍，一下子哭得晕倒在地，幸而得救。

　　之后的那个大年三十，李敏和战友们吃了一顿“大餐”：烤羊皮和煮靰鞡鞋。把靰鞡鞋泡在雪水里，洗干净去去味儿，再煮熟。靰鞡鞋是山里野猪皮做成的，熬上大半天，就发软变成了胶。

　　由于长期吃不上盐，有的战士全身浮肿，肿得连眼皮都睁不开。衣服破烂到不能遮身，补上麻袋片，用椴树皮打麻鞋穿。怕冻掉耳朵，用破布条把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一首创作于西征途中的《露营之歌》描绘了这一切。

　　在哈尔滨鞍山街一处幽静的院落里，92岁的李敏随意哼唱了起来，“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这些抗联歌曲，她几乎每支都是张口就来——这军歌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在战斗进行中，靠这歌声就争取了一部分伪军放下机枪。

　　她至今记得1938至1939年间，有时几天吃不到粮食，“胃饿得没有知觉了，缩成一个小包;摸摸肚子，一根根的肠子好像都数得清”。

　　冻死饿死、掉队的，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李敏行军穿越一条冰河时，意外看见冰面上有一个穿着土黄色军服的战友，拿手一碰，战友就倒在了冰面上。还有一位炊事班长，在路上靠着树休息，拿出烟袋想抽一杆。烟袋拿出来了，突然就死去了。

　　早先的抗联军装，颜色和样式统一。后来，因为统一颜色的布匹很难得到，颜色就不能统一了。1938年后，环境困难，只能有什么穿什么。有穿工人和农民服装的，也有穿伪军的，去掉日军的领章和帽徽穿日军服装的。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重点，从北满转移至东南满地区，即吉林、通化等地，也就是抗联第一路军活动范围，矛头直接对准了杨靖宇及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

　　“对捕杀匪首的部队和个人，由日本军及满洲国军发给巨额奖金。”当年4月，日本人发布了一份要捕杀的抗联60名高中级干部及赏金规定，第一名是杨靖宇，悬赏金额1万元。利用叛徒，日军还摧毁了很多一路军的密营。

　　与此同时，在抗联活动区的大小城镇，日用必需品实行专卖，以辉南县为例，凡购买食盐三斤以上、面粉二袋以上、袜子五双以上等等，都必须携带伪警察署发给的“物品购买证”及“通行许可证”，否则就要加以处罚。抗联处境越发困难。

　　1940年1月末，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杨靖宇命部队主力北上，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东进，后陷入敌人包围圈。2月底，身边战士陆续战死或撤退，最后只剩他孤身一人。2月23日，在蒙江县城保安村的三道崴子与日伪军交战20分钟后，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敌人将杨靖宇的遗体运到县城，残忍地将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经医生解剖，发现他的胃中一粒粮食都没有，以军大衣中的棉花、树皮、雪下的草根为食。随后，为了“宣扬战绩”，日军将杨靖宇头颅游街示众。

　　“记得杨司令被杀害后，他的头装在一个四方的琉璃盒子里，让四个老百姓抬着，上抚松一带村屯游街。他是四方脸，长着胡子。那是在老林里被日本人追赶，长时间没有刮胡子”，抗联老兵白庆臣对曹保明回忆着，潸然泪下，“如果有一碗热汤，也许杨司令就不会死的。”

　　白庆臣88岁了，是吉林省白山市抚松仙人桥镇人。他记得，抚松县城有160多日军，把守着北门外的牤牛岗。县城有个叫牛市的地方，日本人专门在那儿杀人、砍人头。之后，把人头在鼻梁子和眉心处穿上绳子或铁丝，挂在那里，过些日子烂了，人头掉下来，狗就啃……

　　记录越深入，曹保明越感记录这些抗联历史的必要。年初，吉林省民政厅提供给他们全省271名抗战老兵名单，但实际采访时，已有10%左右故去;30%~40%左右伤病，不能接受采访;15%左右去了外地儿女家或别的敬老院、荣军院而无从寻见，只剩下将近30%左右的人接受采访，整个过程艰难曲折。

　　下山和叛变

　　1939年，李敏的部队进入了黑龙江省东北部的桦川县，来到了一个名叫申家围子的地方。申家围子的保甲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留着两撇小胡子。他的家境不错，有三间大草房。这保甲长多少有些文化，知道一些事情。他告诉李敏和战友们，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在1938年秋冬下山了，第九军的李华堂部也下了山——“当时所谓的下山就是叛变投敌”。

　　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斗争进入艰苦时期，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开始组织部队向西远征。不料，谢文东拒绝了总指挥周保中的西征命令，潜入深山密林。此后，第四师发生叛变，第二师、第三师等师长也随后投降。

　　1939年3月19日，八军军长谢文东身边只剩下24个人了，在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至此，这支由土龙山暴动而起家的抗日联军第八军全部瓦解。抗战胜利后，谢文东还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任命，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相对抗，不过这是后话了。

　　抗联部队本就成分复杂，有溃散的东北军，有占山为王的山林队，有杀富济贫的勇士，也有战场倒戈的伪警察。有人为抗日，有人为谋生。战乱社会，平民若想不被饿死，当兵是一种选择。然而，随着战斗条件的日益残酷、形势日益严峻，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自然有人发生动摇。

　　杨靖宇的牺牲，也与叛徒有极大关系。程斌，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7月，程斌叛国投敌，被日军任命为队长，组成“程斌挺进队”，骨干都是原一军一师投降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共29人。最终，程斌带领着“挺进队”，把一手将他培养起来的杨靖宇逼入了绝境。

　　此外，抗联第一军军需部部长胡国臣、第一军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安光勋也都投了敌。这三人将抗联第一军的核心机密全部供述：军部地址、战略战术、通信联络方法、武器粮食的补充办法、中共的组织系统，等等。

　　不久，李敏自己也遭遇了一次叛变。一次双鸭山战役后，部队牺牲了好几名同志。这时，陈绍宾师长坐在山坡上一直唉声叹气。看到另一位掩护同志的白福厚团长回来，陈绍宾开始说话了：“人也回来得差不多了，我就和你们说说吧，我这个师长是不能干了!你们都走吧，去自谋生路吧，愿带枪走的可以带枪走，带枪走还能混碗饭吃。我这里还有点钱，可以每个人给你们两元钱。”说完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不行了不行了，我这个师长不能当了，你们都走吧……”

　　那时候，部队的经费都是由最高领导保存的。陈绍宾一边说话一边解开了上衣，李敏看到，上衣里面有一个像子弹袋一样的钱袋子，里面一格格地装着钱。

　　看上去不像是玩笑，李敏头皮簌簌地发麻，大脑一片空白。这是师长应该说的话吗?这到底是怎么了?看看身边，大家都不知所措，不自觉地将手放到枪上，互相用猜疑的目光巡视，看着事态如何发展。

　　这时，白福厚团长挺身而出：“不行!我们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来，愿意跟我走的站出来!”李敏擦了擦眼泪，站了出来。随后，指导员、副官、军需官都站到了白团长一边。最后，几乎所有人都站了出来。

　　陈绍宾眼看着没人响应自己，最后无可奈何地也跟了过去。

　　从此，陈绍宾的举动，一直让李敏觉得怀疑。比如，陈绍宾领着他们，说要去缴赵尚志的械。李敏不明就里，只是跟着去了。两方都有怀疑地对峙了下，用枪抵了胸口，差点没打起来。

　　陈绍宾，曾由苏联回到军部，报告了“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海洛要求北满抗联负责人去苏联商议重大事情”的通知。随后，北满决定派赵尚志赴苏联。1938年1月下旬，赵尚志过了黑龙江，但一到苏联就被扣留，审查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1939年才放回来。

　　陈绍宾原是抗联六军第二师的代理师长，据此被赵尚志、周保中等怀疑为奸细，1940年被撤销职务后逃跑，1941年，因抢劫民财分赃不均而被同伙杀死。在抗联队伍中，陈绍宾是个备受争议的人——李敏则认定，陈绍宾就是个奸细。当时解散部队，是为了投敌。

　　那之后，白福厚团长带着李敏和战友，一路战斗至黑龙江边。在江边，遇上敌人狙击，李敏一行乘坐小船进入了苏联国界……

　　从1940年冬起，抗联部队除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外，从南北两个方向越过冰冻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进入苏联边境进行休整。这是抗联领导人与苏共远东地区党的代表多次协商后达成的协议。这些部队，就是后来的抗联教导旅——八十八旅的前身。

　　此时，抗联部队已经从高峰时的三万多人，打得只剩下两千多人了。

　　日伪资料中，有关于东北抗日部队在1935至1940年间活动的次数统计。1935年，抗日部队出动39150次，为最多，以后每年依次递减。1936年，36517次;1937年，25487次。直到1939年，骤降至6547次。到了1940年，只有少得可怜的2667次，连高峰时的零头都不到。

　　李敏家的院子里，沿着墙根摆放着一溜抗联英雄的纪念碑。会客室里，墙上挂满了东北抗联各军长师长的画像。醒目位置，是最新挂上去的一个大幅新闻：2015年7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这让李敏很是振奋。

　　采访结束时，92岁的她执意要送记者出门，“说抗联的事儿，我一点儿也不累!”过了一会儿，这位老人声音黯淡了一些：“他们都死了，只有我还在。如果我还不说，谁来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