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长达14年的苦斗,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并称为中国革命“三大艰苦”。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他们被称为“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呼唤和凝聚起捍卫民族尊严的磅礴力量。
他们,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日联军。
抗敌最早——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决议,在东北加紧发动群众,号召全民族武装抗日。一时间,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在义勇军的抗敌斗争中,马占山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领导的江桥抗战尤令国人振奋。
走进泰来县江桥抗战纪念馆,就能看到一张坠毁日军军机的残骸图,这架飞机是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被击落的第一架战机。
这架飞机是1931年11月7日被击落的,也就是江桥抗战打响的第4天。虽因敌我力量悬殊,江桥抗战最终失利,但它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有规模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第一战,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其兴起、组建和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领导与协助。据统计,1931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遣大批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有的党员就去了马占山的队伍。在一些地方,中国共产党还直接组建了工农义勇军。
义勇军在东北大地风起云涌,1932年全盛时期规模一度超过30万人,但在日军疯狂打击下,义勇军伤亡甚巨。有的队伍自动溃散或退入关内,有的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1933年后,一部分义勇军接受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的收编。
在支持各路义勇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重要任务。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市革命烈士陵园,有一座墓碑,是为了纪念牺牲时只有30岁的张甲洲。中共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地主家庭。1932年,他告别清华大学,北上哈尔滨,奔赴家乡,在中共满洲省委支持下,组织巴彦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曾一举攻占巴彦县城,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一时间震动很大。
不少人以为,活跃在东北密林中的抗联英雄都是草莽出身,实际上,像张甲洲这样出身“名校”的抗联将领还有很多:赵尚志是黄埔军校学员,周保中就读云南讲武堂,赵一曼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冯仲云是清华学子,童长荣求学于东京帝国大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不屈的信念。
经过两年多努力,东北党组织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的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1934年,杨靖宇、赵尚志联合数十支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分别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协同打击日伪军。
木炮打宾州就是经典一仗。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反日游击队和义勇军等1500多人,杀向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的重要据点——宾县县城宾州镇。部队为打开突破口,使用了一门湿柳木制成的木炮轰城。七八尺长的炮身内,装着几十斤火药、大秤砣和碎铧铁。随着赵尚志一声令下,木炮发出震天之响。宾县南城门旁的炮楼被打中,砖瓦七零八落,又接连一声,城墙被轰破一角。
“木炮打宾州,声威震敌胆”。这场战斗极大震慑了宾县、五常、双城、阿城一带的敌人。
1935年,党中央《八一宣言》发表后,东北人民革命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斗争发展需要,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2月到1938年6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达3万余人,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东北抗日联军和之前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进入第8年。
坚持最久——扑不灭的抗日燎原之火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太平川乡旭日村村委会旁,矗立着一座硕大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授旗遗址”。
据介绍,1936年1月30日,千名将士在这里集合,李兆麟将军亲自授旗,号召六军为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实现民族解放而战!
时至今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以当年“家家有抗联,户户是堡垒”为荣。“日军当时称这里‘地皮红透三尺’,实际上说的就是老百姓和抗联部队密不可分、生死与共,共御外敌。”汤原县委史志研究室主任邹志光说。
抗战时期,汤原地区抗日民众四起,抗日组织遍布城乡。仅太平川一带,就有孔庆余、黄有等开明士绅,筹措枪支、马匹、粮食、药品支援抗日。汤原县志记载,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曾在孔庆余家养病休整。
多年后,孔家后人在家族史中发现这样一首诗:“患难兄弟手足般,枪林弹雨几多年。优秀儿女齐参战,同心同德灭敌顽……但愿抗日成功后,你我兄弟乐晚年。”落款是东北抗联第六军夏云杰、冯仲云。
战场上,英雄豪杰不分男女。赵一曼参加革命被捕入狱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酷刑,她始终未招供,英勇就义时只有31岁。“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日军档案里曾这样记载。
1938年,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五军一师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为首的八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主动吸引敌人火力,最后毅然投江殉国。
由于日本关东军疯狂“讨伐”,抗联部队原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部分被破坏。抗联部队从1937年的3万余人,缩减到1940年的约2000人。
为保存有生力量,1940年前后,抗联部队陆续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8月1日,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完成,周保中担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教导旅共有官兵1000余人。
东北抗联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但抗联在中国东北的对日斗争并未停止。1941年春到1943年夏,抗联派遣回中国东北的小部队就有数十支,这些小部队的任务主要以专项军事侦察、收集情报为主。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抗联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歼灭盘踞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由东北抗日武装开辟的抗日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抗敌战场。
条件最恶——挑战人类生存极限
曾有人说,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部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随时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
抗战14年,东北抗联“孤悬敌后”,没有外援,在日伪布下的“天罗地网”中与敌周旋苦斗。
由于通信不发达,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极为不易。
为切断百姓与抗联的联系,日本关东军实行“归屯并户”,把民众赶下山,实行集中管理。汤原县太平川乡太安村会计袁立春说,日本人把村民集中到一个集团部落居住,在部落周围修有高墙、壕沟,东南西北四个门,有敌人把守,百姓进出要出示“良民证”,还有专门的指纹班负责比对指纹相片,“百姓难以跟抗联部队取得联系,抗联重要的补给源被切断了”。
缺粮
“面对日伪的凶残‘围剿’,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粮食、缺子弹。”抗联老战士李敏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东北到了十月份就开始下雪,战士们没吃的,老百姓想送也送不了。况且,老百姓自己也没多少粮食。”
当时在通北县南北河的李兆麟和三路军总指挥部的部分同志,就遭遇了绝粮难关。他们20余人因山洪暴发、南北河涨水,被困在南北河旁的一片森林里,断粮一个多月。
东北山区到了阴历八月,天气已经很冷,山上能吃的野生植物也渐渐找不到了。战士肚子里没有粮食,时间一长,就打不起精神。抗联战士饿得站不起身,难以行走,只好躺在地上以减少体力消耗。
极寒
日本关东军把主要抗日游击区的民房烧成废墟,抗联战士长年累月住不到房子。“原来能在百姓屋子里休息,但山里成了无人区后,抗联将士只能住在帐篷、地窨子等简易密营里。”一位抗联后人回忆。
大雪封山时,大小兴安岭人迹罕至,气温常常降到零下40摄氏度。在东北,“一年四季半年寒”,冬季约六七个月,寒冷和饥饿严重威胁着抗联部队的生存。
“冬天零下几十度的夜晚,大伙燃起篝火、靠近取暖,有时累得睡着了,鞋被烧、头发被燎是常事。”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赵俊清说。
少药
东北抗联部队西征期间,很多战士为躲避敌人围追堵截,经常在沼泽里行军。数天过去,战士的双脚被沤烂了,往下一踩,如针扎般疼痛。行走在森林、草甸子里,战士的头和脸,被各种蚊虫咬得肿起来。
环境艰苦还能忍,造成抗联战士减员的更重要问题是药物稀少。战士负伤后,没有药治。一些抗联文化研究人员说,为了活下去,坚强的抗联战士在没有麻药和消炎药的情况下,强忍疼痛,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苦中作乐,险中求生,难中求胜。东北抗日武装14年苦斗,致使日军毙、伤、病、俘约17万人,牵制日军兵力数十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支当年随时可能饿死、冻死和战死的英雄部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以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民族复兴史上的悲壮一页,打赢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漫长一战。
(来源:《参考消息》2021年9月16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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