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1日,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宣传科长陈雷率部队40多人从苏联北野营出发越境到逊克县,沿库尔滨河滑雪进入沾河地带,在山林里有幸遇到了第三路军指挥部留守的金伯文(李兆麟爱人)等几个人。此时,粮食告罄,揭不开锅,饥饿难当,只好挖草根和在雪层底下找到一张马皮退毛煮熟充饥。最后,艰难跋涉回到三路军指挥部驻地——南北河。与此同时,1941年初,抗联三支队长王明贵、参谋长王钧率领三支队80多人,身穿日军服装越过冰封的黑龙江(今孙吴县沿江乡哈达彦村附近),并用日军“旗语”迷惑日军哨兵后,趁着漫天大雪穿越茅栏顶子到达辰清东山的炭窑窝棚,向烧炭工人了解敌军情况。当时,因暴风雪后,雪深没膝,骑兵行军特别困难。王明贵和王钧召集八大队队长许保合、七大队队长白福厚等干部开会,研究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朝阳山没有隐蔽的条件,茅栏顶子是日军设置的边境“无人区”,此处有原始森林,便于隐蔽,于是改变了向嫩江平原进军计划。决定先攻打辰清,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和马匹问题。
3月上旬一个夜晚,三支队准备偷袭辰清驻守的日军,不知什么原因被敌人得到消息,当部队前进到辰清东10公里的公路上与辰清前往东山偷袭抗联的日军讨伐队遭遇。敌我双方展开激战将敌人击溃,在战斗中七大队队长白福厚牺牲。三支队在王明贵指挥下向远离东山炭窑的地方行进,三天后迂回到东山,获悉姚世同指导员牺牲的情况。原来是三天前夜晚战斗中,姚世同在撤退时不慎与部队走散。次日清晨,敌人将姚世同包围,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接连打死几个敌人。当敌人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时,准备活捉他,便向他喊话劝降。姚世同誓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场遭遇战改变了三支队夜袭辰清的计划,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尽快获得给养,支队领导重新制定“截马夺粮”作战方案。某日天黑后,部队顺着杜德河(逊别拉河支流)东岸通往孙吴的马爬犁道行军20多公里。天亮前,出其不意地迂回到孙吴东10公里的日军木营附近,埋伏在山脚下两座山包后面的河汊里。天亮时,日本伐木公司的100多张马爬犁顺着山路进入埋伏圈,被我军顺利截获。之后迅速卸下马匹,按照赶爬犁的人指引的山路,向东山木营进军。木营内20余名守敌闻风而逃,三支队一枪未发,冲进木营打开仓库,获得许多粮油、食盐等。王明贵让每人带3袋粮食,骑马向辰清方向迅速撤离。部队行进10公里离开公路,进入原始森林,边走边在雪地里挂手榴弹。下午,追击的敌人被炸被迫放慢了追击速度,加之天降大雪,掩埋了三支队的足迹,敌人只好望雪兴叹。三支队趁机向朝阳山方向行进一段路程后,折转向东进入茅栏顶子,从而使日军失去了三支队的“踪迹”。三支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茅栏顶子隐蔽一个月。三支队养精蓄锐之后,决定在部队撤往朝阳山之前,再次攻打辰清镇。
4月26日天黑时,抗联三支队在距辰清一公里的地方打好拴马桩子。随后,按照预定战斗方案,各自分头行动。八大队直奔伪警察所,支队副官吴法川带头向前冲去,被敌哨兵击伤,其余战士破门而入,四五十个伪警察被当即俘虏。七大队以同样的战术,将辰清火车站站警和伪村公所警卫全部擒获。这次战斗缴获大小枪支50余支、弹药若干,以及大量伪币和大烟万份(约30斤,可当麻醉药用,也可当经费用)。不久,孙吴和北安的日军分南北两路夹击而来,并在辰清会合,顺着三支队的足迹扑向茅栏顶子。拂晓,三支队官兵正在吃早饭,日军的马队追上来,部队立即撤离宿营地,向密林深处转移并设伏。当追击的敌人进入埋伏圈时,我军机枪突然向敌人开火,日军纷纷落马,死亡百余人,追击之敌狼狈败退。
5月中旬,三支队来到小兴安东山附近,王明贵派四五名战士去北安南北河地区寻找九支队。在此两个月前,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曾决定调宣传科长陈雷到三支队做政治工作,并参加支队党委会,指示在适当时机派人去九支队接陈雷。王明贵与去接陈雷的抗联小分队约定,一个月后在朝阳山某地接头。安排好工作之后,三支队在辰清河上游涉水过河,向北黑铁路小兴安火车站逼近。夜间,三支队悄悄地接近目标,一个冲锋便占领了小兴安火车站,迅速缴了站警的枪械,带上缴获的粮食,穿过北黑铁路向朝阳山进发。日军闻讯后,马上用火车运送200多日军步兵在后面紧追不舍。第二天下午,抗联三支队越过克勒河(今称科洛河,下同),甩掉追击的敌人,胜利挺进朝阳山。
这期间,接迎陈雷的小分队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对这次接迎过程,陈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述道:“5月21日,王明贵派两名交通员来接我们。此时,三路军总指挥部转移到北黑铁路以东南北河附近的密营里。我是在飘筏河南山离开三路军总指挥部的,昼行夜宿,于冰雪开化时节来到了朝阳山。5月26日,我们来到了克勒河,河不算宽,就用树枝和小树干编了一个木筏,顺利渡过了克勒河。过河之后,我们便进入深山之中,来到了预定与三支队接头地点。接头处是在一个山坳中的一棵大松树下。我们发现松树下隐隐有三五个脚印,却没有发现来人。我们等好几天没有来人接迎,心中十分焦急,这时粮食也快吃完了,我打算去第二个接头地点。等到5月29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三人同时听到了三声敲打树木的声音,‘啊!这不是联络暗号吗?’我们差一点喊出声来。但我们都抑制住内心的喜悦,从树枝缝中仔细观察,两位交通员认出了来人正是三支队战士张子荣、梁承玉,这时我也认出他们了。于是我们三人跃出隐蔽点,五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高兴得几乎要欢呼起来。第二天,梁承玉、张子荣带领我们三人走出山坳,沿克勒河西行十几里地,乘木筏渡河来到南岸一个山丘下的树丛里。我和支队长王明贵紧紧握手,他们对我的到来极为高兴。我把总指挥李兆麟的信交给了王明贵同志,同时也将李兆麟同志派我来担负政治工作的指示作了口头传达。从此,我就正式在三支队负责政治工作了。”陈雷向王明贵、王钧传达了李兆麟关于开辟大兴安岭游击区、捣毁日伪黄金和木材生产线的口头指示。三支队党委决定,要做好西征准备。6月初,三支队离开朝阳山,沿着克勒河右岸山林北上。6月22日,到达瑷珲县的兴安金矿罕达汽金厂附近。23日,夜袭了护矿的日伪军,缴获长短枪、子弹、伪币、黄金、马匹以及白面、服装等物资,接着在腰站(嫩江县境)歼灭了伪警察“讨伐队”。6月29日,袭击了驻嫩江八站(今卧都河乡境)的伪黑河省国境警察队。随后,三支队又神奇般地到达了瑷珲县山神府一带,对修筑山神府到黑河公路的工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缴获了日军的帐篷。日伪当局十分恐慌,立即派讨伐队追至嫩江县八站,被我军击败缴获长、短枪40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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