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辽宁的抗日斗争
来源：辽宁党史网   2022-09-21 08:46:27

　　在辽宁抗日义勇军被迫转入低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以下简称一军)一师于1934年11月，在杨靖宇的率领下，抵达辽宁本溪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一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4年进入辽宁地区时，一军是以南满游击队为基础建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建制，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原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原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整个部队只有300余人。进入辽宁地区之后，杨靖宇根据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致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信精神和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提出的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的指示精神，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收编了抗日山林队、义勇军等抗日武装团体。

　　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杨靖宇率领的一军重视了收编小股抗日武装的工作。1936年6月，杨靖宇带领一军军部和一师在宽甸召集左子元、于万利及“胜武”、“圣军”等20多支抗日武装首领会议，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抗日武装团结一致，共同协商抗日、维护社会治安、加强军纪等问题。这次会议中，左子元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合救国军被收编为一军直属125支队，同年8月整编为一军直属第十一师，左子元任师长。9月中旬，于万利部被改编为一军直属独立旅，于万利任旅长。收编后的左子元、于万利部队在杨靖宇的领导下，多次配合一军作战，均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联合、改造山林队的工作是一军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工作。在清原，杨靖宇等人曾与山林队首领会晤，提出“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战口号，制定联合抗日的办法，改编了“金三好”、“苏子余”、“四海山”等部。1935年3月，杨靖宇在兴京县红庙子召集了十几支山林队首领会议，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共同对敌、完成救国大业的主张。5月，再次于查家堡召开会议，取得十几支山林队首领对联合统一抗日的一致赞同后，杨靖宇将他们改编为4个中队，1个游击大队。同时，本溪、抚顺境内的“老黑风”、“日落好”、“大南洋”、“上山好”、“小白龙”等山林队，也纷纷投奔到杨靖宇领导的人民革命军中。本溪、桓仁地区山高林密，大小土匪很多。但是这些土匪多数都有抗日活动，有的还是抗日义勇军的残部。他们虽然遭受了日寇的残酷镇压和瓦解，被迫进入深山老林，但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仍然进行不同程度的抗日活动。为了联合他们共同抗日，一军一师派出许多政工人员到土匪队伍中进行工作。杨靖宇还曾亲自率领120多人的队伍到桓仁召集土匪头领开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对那些抗日决心大、表现好的土匪予以收编。在本溪碱厂一带活动的土匪“北国军”被编入第一游击大队。在兴京和桓仁交界地区活动的赵文喜部被编为桓兴农民自卫队一分队，后并入一师四团。赵文喜在日后对日作战中牺牲。这些被收编的土匪随一军转战各地，成为我军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收编山林队的过程中，杨靖宇注意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军纪教育，严禁打骂百姓、调戏妇女、抢夺财物等不良行为，使这些队伍逐渐改变了盲目性和散漫性，在群众中赢得了信誉，提高了军事素质。另外一些虽然没有被改编的土匪，也愿意听从一军一师指挥。仅本溪地区就有40余股的大小土匪2000多人，配合一军一师打击日寇。

　　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抗日力量的工作中，一军一师的军需部长韩震付出了心血。1936年3月2日，韩震在桓仁仙人洞头道岭子召集地方武装领导人研究成立一师四团之事，被日本守备队发现包围，几次率队突围均未成功，不幸中弹牺牲。

　　一军在落实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其自身的力量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真正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主力军与核心。1935年，一军军部将保卫连、教导连扩充为两个教导团，一师部队增编了少年连、机枪连和十一连。到1935年末，队伍发展到1600余人。以兴京为起点的东部形成了1000多公里的抗日游击战线。1936年5月，一军在教导第二团和第五团两个团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游击队员，于兴京县倒木沟建立了第三师。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原一军教导团政委安光勋任参谋长(后叛变)。全军有3000余人，建制为3个师，接受指挥的其他抗日武装部队有8000余人。其中，集结在辽宁的一师、三师有1500余人，接受其指挥的抗日武装有5000余人。一军成为辽宁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军在辽宁期间的主要斗争形式。

　　从1934年春杨靖宇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保安连抵达辽东山区仙人洞始，就置身于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敌我军事力量悬殊，一军独立师的处境非常艰难。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7月1日给磐石中心县委与南满游击队的信中指示说：“在与帝国主义最新式的武装军队直接血战中，你们要负责去创造与学习许多新的游击战术，以及将来准备大的战斗。”1934年10月19日，根据杨靖宇《关于南满游击区和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形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指示：“必须采取游击战术来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杨靖宇认真贯彻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十分注重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水平的提高，以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整套灵活实用的游击战术，带领一军部队，转战在辽宁东部的清原、新宾、桓仁、本溪、凤城、宽甸、西丰、岫岩等地。在方圆几百里的山区，采取埋伏、夜袭、阻击、突袭、避强攻弱、乘隙向虚等战略战术，利用游击战，在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敌军周旋的同时，主动进攻，历经了无数次激烈战斗，消灭了大批敌人的有生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攻取兴京县城、火烧东昌台警察署、激战歪脖子望山、痛歼伪军邵本良、夜袭崔家大院等战斗。

　　1934年夏，杨靖宇率一军部队与义勇军苏子余部联合南下辽吉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6月24日，袭击了兴京县红庙子，将驻扎在该地的伪警察逼到汪清县境。此后，率领部队继续向兴京县城方向奔袭。7月2日，攻陷兴京县城。7月23日，在桓仁八里甸子攻袭了伪警察署，围歼了日军守备队，俘虏了日军守备队小队长长秀向等30余人，缴枪15支。不久，在四道岭子、大清沟与敌人再次展开激战。

　　1935年8月中旬，杨靖宇率军部及教导团和第五团，在清原县的黑石头沟公路两侧，选择有利地势设下埋伏，成功伏击了伪军1个团。击毙日伪军40余人，击伤40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长短枪60余支、炮弹10多箱及其他物资。9月，一军一师师长李敏焕率领160余人，智取桓仁县窟窿榆树伪警察署，不费一枪一弹，缴获40多支枪和其他物资。

　　伏击伪“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所部”大获全胜，是一军在东南满地区进行的最有影响的战斗。1936年2月27日拂晓，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邵本良所部驻通化热水河子的一个团部，取得歼敌60余人的胜利。邵本良恼羞成怒，集结了千余伪军，以3架日本飞机助战，日夜追击我军。抗联一军用小股部队牵着邵本良所部，巧妙周旋于通化、桓仁、本溪、兴京、宽甸等地，行程近千里，历时18天，拖得敌军精疲力竭。4月30日，杨靖宇以500余人的兵力，在本溪梨树甸子大东沟设伏。梨树甸子两边是山，中间只有一条狭窄山路。当邵本良所部进入包围圈时，杨靖宇指挥轻重武器直射敌军，邵本良企图后撤，后路被密集的火力封锁;企图抢夺制高点的突围部队也被击败。这一场战斗，抗联一军共毙伤敌80余人，俘敌10余人，缴获1门迫击炮，4挺机枪，百余支长短枪。邵本良带着脚伤、领着残余部队落荒而逃。

　　一军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辉煌业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38年，仅抗联一军一师在辽宁本溪地区与日伪军作战达310余次，歼灭敌军近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500余支，军服300余套，还有其他大量军用物资。仅1937年7月到年底的统计，一军在杨靖宇的指挥下，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就达30余次，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虏120余人。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对杨靖宇领导的游击战略战术，不得不承认说：“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有才干，是真正具有将才的人物。”1935年6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赞扬杨靖宇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两次西征

　　在抗联一军的斗争史上，有两次著名的西征。一次是1936年6月一军一师从本溪出发向辽西的远征，一次是1936年11月一军三师从兴京出发向热河一带的远征。两次西征，均是杨靖宇等抗联领导人试图打通与党中央及红军关内抗日先锋军的联系，直接取得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扩大和开辟新的游击区域的一项具有重大军事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由于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联系时断时续，东北抗日联军只好独立开展工作。

　　此时，转战辽东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辽宁已经建立并巩固了一定范围的抗日根据地。如何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辽西，促进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全面深入发展，是杨靖宇开始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恰逢其时，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并发表了《东征宣言》，准备东进绥远与日军直接作战。也正是这时，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东北抗日武装代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从莫斯科带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些指示。其中关于抗联部队要西征热河，扩大游击区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杨靖宇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表示赞同。他认为，组织部队向辽西热河远征，有希望与进行东征的红军靠近，打开与关内联系的通道。这对于直接取得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对于实现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进一步扩大抗日游击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5月23日，一军军部在本溪草河掌山区的汤池沟附近召开了一师党的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一师三团从本溪、凤城中间突破，进入辽阳，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插辽西、热河。四团和六团在三团两翼活动，以便分散敌人兵力;杨靖宇则率领军部和直属部队由本溪向宽甸、辑安活动，以掩护西征部队的行动。6月28日，经过1个多月的周密部署和精心准备的西征部队，从铺石河踏上西征之路。西征途中，尽管部队昼伏夜行，隐蔽行军，仍然被敌军发现。敌军调动了大批兵力围追堵截，西征部队只得放弃原来的计划，边打边走，迂回行军在辽阳、本溪、凤城的丛山峻岭之间，前进十分艰难。中途，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密营休养。7月8日凌晨2时，西征部队出狐狸沟北岔，到达岔沟姜家堡子(今岫岩满族自治县大房身乡太阳村)。在这里，一师西征领导人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分析形势、研究敌我情况后认为，在人地两生、处处有敌军堵截围追的地区继续西征，十分不利。会议决定将西征部队化整为零，分三路回师根据地。其中以师部、保卫连为一路的部队，在师长程斌(后叛变)、参谋长李敏焕的带领下，行军至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时，与驻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展开激烈枪战。此役歼灭日军队长今田大尉及所率日军80余人(有30余人说，也有70余人说)，缴获长短枪数十支。下午，又与尾追之敌激战数次，歼敌60余人。战斗中，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接替机枪射手射击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3岁。

　　这次西征，一军一师损失很大。到7月下旬返回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时，400余人的部队只剩下百余人。其中少年营一连回撤时，在北交界碑(今海城所属)与敌人遭遇，经殊死战斗后，全连只剩下连长张泉山和两名战士。为了不当俘虏，他们毅然毁坏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10月上旬，杨靖宇听取了一师关于西征的汇报后，在干部战士大会上，带领干部战士为在摩天岭战斗中牺牲的李敏焕等人致哀。在讲话中，他肯定了西征部队的英雄壮举。他鼓励同志们说，摩天岭大捷的胜利，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编写了《西征胜利歌》，纪念这次西征。他在歌词中写到：“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展，对美对俄日匪死不远。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歼灭日匪今田全队我军战斗好。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缴获无数齐奏凯歌还。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拼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即东北抗联此时已有10路军)大军，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率领军部及教导团两个连由宽甸天桥沟密营出发，到桓仁外三堡与三师部队会合。在红土甸子红通沟的一个小山坡上召集一、三师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再次总结了一师西征失利的教训，决定利用冬季辽河封冻之机，由三师组织骑兵再次西征，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直达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使东北的抗日战争能与关内的抗日战争紧密结合起来。

　　会后，三师仅用半个月时间，就组成了一支400余人的精干骑兵队伍。11月下旬，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率领下，自兴京县境出发，挥师西进。经过15天的急行军，冲破敌人多次重兵封锁堵截，西征部队途经清原、铁岭等地，越过南满铁路北端，到达辽河东岸石佛寺。然而令西征部队始料不及的是，因为气候反常，深冬时节的辽河之水不仅没有封冻，反而汪洋奔流。各个渡口均被日军严密封锁，渡船也被控制起来，身后的追兵蜂拥而来。在腹背受敌的紧急时刻，三师西征部队强渡辽河未成，只好边打边撤，绕路返回清原、西丰、兴京一带。这次西征部队再次严重减员，400余人的队伍只有百余人返回根据地。

　　建立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5月15日，满洲省委在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遵照这一指示，一军在辽宁地区一直重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在创建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一军一师首先选择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老秃顶子作为主要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老秃顶子地处辽宁、吉林两省边界，东与吉林省的辑安、通化相邻，南靠凤城、宽甸，北倚兴京、抚顺，西和西北与辽阳、奉天(今沈阳)接壤，桓仁、兴京等地离铁路沿线较远。这里物产丰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海拔1373米，号称辽宁第一峰，是连绵群山的制高点，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首选之地。杨靖宇领导一军凭借这里优越的地理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发展和巩固了以老秃顶子为中心的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使桓兴地区成为抗联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桓仁县，游击区呈半圆形，从西至北转向东包围着县城。在兴京，除了县城，几乎都是抗联的天下。在宽甸，抗联一师经常出没。一军三师还开辟了抚顺、清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桓仁、兴京、本溪边界地区相呼应，坚持抗日斗争近6年。

　　创建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标志，是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和抗日政权。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辽宁境内就有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中共南满特委及其所属的地方组织在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抚顺特支、中共清原县委、中共兴京县委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斗争。杨靖宇率领一军在本溪、兴京等地区进行的抗日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民众中的政治影响，为开辟、建设和巩固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4年11月，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建立。兼任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常委的杨靖宇在创建老秃顶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于1935年3月和5月，先后派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傅世昌，一军政治干部李明山、妇女干部朴金华，在桓仁、兴京地区建立中共桓仁县特别支部和中共桓兴县委。从1935年6月至1936年4月，中共桓兴县委相继发展了桓仁县高俭地、川里党支部，兴京县红庙子、岔路子党支部。1934年12月5日，中共通化中心县委成立，在一军活动的抚顺和清原地区，同时恢复组建了被破坏的中共清原县委。1936年8月，中共抚顺支部成立，1937年4月，改组为中共抚顺县委。各级党组织的建立，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中共抚顺县委协助一军三师搜集日伪军情报，潜入老虎台沟，打开日伪仓库，把一些物资分发给群众。他们还配合一军三师袭击了抚顺火车站。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工作下，以老秃顶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一带山区，成为较为稳定的红色区域，群众称其为红地盘。

　　与此同时，一军根据满洲省委1935年2月19日给南满特委的“目前特委最中心的任务是真正把新开展的游击区域从组织与实际上把他巩固起来，以人民政府纲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立即开展建立南满特区政府的准备工作”的指示，杨靖宇在南满地区主持迅速开展建立人民政府的工作。8月17日，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建立。筹备委员会建立后，立即着手建立基层政权工作。到1935年10月，南满地区就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1936年，一军一师在本溪、桓仁、宽甸、兴京建立了窟窿榆树特区人民政府和小青沟子、四平乡政府。在桓仁的马圈子、五里甸子、摇钱树地区也相继成立了抗日政权机构。其中的大四平民主联合政府，对外称“政治委员会”，其辖区范围东至桓仁县八里甸子，西至本溪县碱厂，北至兴京县苇子峪，南至宽甸县八河川，是四县的接合部，分属奉天、安东(今丹东)两省，是敌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些抗日政权的建立，旨在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争取建立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人民政权。为此，他们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拥护、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抗联提供地方情况，筹备军需物资，争取山林队接受收编，参加抗日武装。一军一师组织成立的宽北双山子区四平乡政府，1935年秋就为一师筹粮百余石，猪、牛、羊百余头。同时为一师传送情报，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为部队购买医药。

　　抗日人民政府的活动，令日伪当局恐慌不安。1936年秋天，日军派飞机轰炸了四平乡政府所在地天桥沟，同时派重兵“讨伐”，把村庄的房子全部烧光，把许多乡政府成员逮捕后施以重刑，把老百姓全部赶到木柱子、扒头子集家部落，制造了一个无人区。四平乡政府因此而解体。同年冬天，窟窿榆树特区政府也因其组织成员被日军追捕杀害而解体。

　　在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和抗日政权的过程中，建立地方性的群众抗日组织，是一军巩固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又一个重要工作。1935年6月，杨靖宇在兴京县碗铺村组织起第一个反日救国会。此后，响水河子、四方台、海清伙洛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反日会。同年，一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还建立了桓仁、兴京县级反日救国会，会长由一师政治部主任担任。这些反日会组织主动为部队筹集粮草资金。据敌伪资料《满洲共产匪之研究》记载：“桓兴反日会的地方委员王德茂以下13名，从昭和十年四月至十一年二月之间，征收了现款382元、军饷米81石，作为70名会员的义务捐献，提供给红军李向山;又反日会长于显庭以下2名，在同期间，作为给红军的义务捐献，从每户村民征收了两角至三角，共收了现款60元、军饷米11石，交给农民自卫队长。”“桓仁县阜康村反日会地方委员阎桂铭给红军征收了衣粮、税款，共收了现款137元，高粱、大豆95石，交给红军韩部长;又收了15套衣服和15双鞋，交给了红军大队长，而且把杨司令以下的300名红军的宿营安排在赵文喜家。”此外，桓兴县委和一军一师后勤部党组织利用反日会设立了遍布城乡、遍布红色区域和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站，又称“联络点”、“堡垒户”，这些联络员大多是地下党员，都是从思想进步、忠诚可靠和经过考验的革命同志中挑选的。党组织把他们列为参加革命的专职人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农民、工人、商人，还有的是伪官吏或警察。他们从各个方面支援一军，为一军收集传递情报，筹集粮款，购买物资，掩护过往的革命军人和伤病员，秘密为抗联运送粮食和弹药。

　　1935年秋，中共桓兴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主任朴金华，在桓仁县仙人洞附近村镇，自任反日妇女会会长，在1个月内的时间里组织起5个反日妇女会，发展30余名妇女会员。妇女会成立后，为人民革命军和其他革命团体做饭、做军服军鞋、缝补衣服，加工粮米，还负责收养伤病员等工作。

　　为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维持红色区域的秩序，保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建立农民自卫队(又称游击大队、游击连)等地方武装是一军和地方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地方武装，大多由当地的贫雇农组成，也有一些是中农，少数是收编来的山林队。装备多是土枪土炮，成员在20岁至50岁之间。年龄小的则被编为青年义勇军。1935年5月，中共南满特(临)委和一军制定了《自卫队工作大纲》。大纲指出，自卫队是人民反日武装，它本着以下三个主张进行抗日反满的军事行动：不投降，坚决抗日到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走狗的一切财产、土地作战费;联合一切抗日队伍及反日人民进行反日战争……自卫队是人民革命军的后备军，故自卫队的方针是……捉杀走狗，破坏交通，扰敌后方。遵照这个工作大纲，农民自卫队与一军协同作战，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组织群众搞好抗捐抗税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筹粮募捐，供给军需，惩办汉奸，传递情报，拥军支前，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春，桓仁反日农民自卫队司令部获悉日伪军活动情报后，立即命令自卫队长赵文喜率分队到闹子沟设伏。日军守备队乘坐的6辆汽车一进伏击圈，农民自卫队员便猛打猛冲，生俘30余名日伪军，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得日军失去了抵抗能力，使抗日游击区的老百姓备受鼓舞。1936年春，一师干部王忠子等人在窟窿榆树一带组织了一支90余人的青年义勇军，下设两个分队，主要活动在老秃顶子周围地区，保卫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

　　冲破日伪的武力“大讨伐”

　　一军的英勇善战，威慑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他们把一军视为心腹之患，在报刊上不断惊呼：“共产匪团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计划巧妙，富有组织性，对于民众极有功效，实为不可轻视的敌人。”他们把杨靖宇称为“东边道治安之癌”，曾悬赏一万日元购买杨靖宇“首级”。把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称为“癌肿地带”，作为“讨伐”的重点。为此，日伪当局1933年就在东南满实行“集团部落”和保甲制度，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到1934年全面推开，1936年形成高潮。

　　1934年9月，日伪陆空两军大动员，集中力量向南满、北满等主要抗日游击区域的抗日武装进行大规模“围剿”。为了粉碎日伪的这次“大讨伐”，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杨靖宇《关于南满游击区和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形的报告》，于10月20日发出《致各级党部、人民革命军、赤色游击队全体同志信》。信中指出：“冬季‘大讨伐’是日本强盗更大规模的更残酷的新的进攻……目前党的中心的迫切的任务是动员最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反满斗争，反对冬季‘大讨伐’，扩大游击战争，把人民革命军、赤色游击队形成一切抗日队伍的中心力量和组织者，团结一切反日部队，粉碎冬季‘大讨伐’。”对于反“讨伐”的具体工作也作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必须广泛地采取游击战术，攻击敌人的弱点，袭击敌人的后方，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开展广泛地游击战争。并要求要在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中，“成立坚强巩固的正式人民革命军两个师，完成创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光荣任务”。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杨靖宇率部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战术，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在两个月的反“讨伐”斗争中，一军一师各部队与抗日义勇军一道，与日伪军警激战158次，有力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日伪军在10日内消灭抗日武装的“大讨伐”计划彻底破产。反“讨伐”斗争的胜利，推动了南满地区反日游击战争的继续深入。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正式建制，下辖的3个师，按所划游击区域进行分区作战。3月15日，一师师长李红光率队向宽甸、本溪、兴京、桓仁一带进军，以便在此扩大游击区。5月上旬，李红光为组建骑兵师，带领部队到兴京攻打了日本人经营的伐木场，缴获骡马数十匹。战斗结束回返老秃顶子途中，在兴京与桓仁交界的老岭沟附近与日伪军遭遇。战斗中，师长李红光身负重伤，于5月12日不幸牺牲。此后，副师长韩浩担任师长，继续率队伍战斗在桓仁、兴京、本溪、凤城一带的抗日游击区，打击敌人。

　　1936年3月，日伪当局制定了《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其中把抗联活动的本溪、兴京、桓仁、宽甸、凤城、安东、辽阳、抚顺等地区作为南防卫地区，计划在三年内在这些地区“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派出所谓的“治安工作班”，配合“讨伐”队，强行把在游击区内的群众赶到“集团部落”或平原地带指定的大屯，归屯并户，把群众原来居住的村庄一律烧毁，把拒绝迁移的群众全部杀尽。这些“集团部落”区间纵横各200米左右，一般以80至100户为一个部落。部落四周筑起高墙，四角设立炮楼，对内可以防御，对外实行“监禁”，部落附近完全造成无人区。部落周围0.25公里范围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集团部落”内的农民耕地也不允许离得太远，秋收时要颗粒归仓，防止农民把粮食供应给抗联。在部落中心设有伪警察派出所或村公所，严格限制百姓出入。发现与抗联有联系的群众，便要施以严刑，直至处死，并连累亲人和邻里。据不完全统计，仅1936年日伪当局在一军活跃的凤城建立“集团部落”17个，被赶进的农民有2550户，用于建设炮楼、设置铁丝网、自卫团事务所、电话等防备设备的投资达到46665元。在宽甸已经建立两个部落的基础上，又建立了17个“集团部落”，赶进“集团部落”的农民新增2550户，用于防范的设备投资达42750元。在本溪地区，一军一师根据地附近的群众房屋全部被烧毁。在兴京，到1936年底，就有3万户、5万余间的房屋被烧毁。失去家园的群众，先后被赶进58个“集团部落”。在地势重要的地方，建立了几百个军事据点，修筑了望远楼、监视哨等。在清原，日军毁坏房屋9379间，全县人口从17万锐减到13万人。在岫岩，被日军烧毁的民房达1万余间。“集团部落”里的群众，生活日用品全部靠配给制，生活和生命毫无保障。他们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一些群众在刺刀、马棒和皮鞭的威胁下去修筑防御工事，挖围子的群众，如同牛马一样被驱使，稍有不顺就会招致严刑拷打甚至折磨而死。累死、病死、冻饿致死者不计其数。“集团部落”的建立，给一军的活动带来了极大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坚持长期抗战，一军一师在兴京、桓仁、本溪、宽甸交界的老秃顶子、和尚帽子密林深处，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为依托，修建了老秃顶子、大苏河、羊洞(原称羊洞，后因杨靖宇率领一军在此建立密营，也称“杨洞”)等许多军事密营。密营有木棚、石洞、地窨子、石头房等多种形式。密营中设有营地、兵工厂、被服厂、地下仓库和医院。当时由于日军封锁严密，老秃顶子周围的房子都被烧毁，住户全部被赶到“集团部落”，战士们找不到修建密营的工具和原材料，就到日军修路的地方夺取。他们还就地取材，就山取石，解决了缺乏原材料的问题。老秃顶子山高林密路险，一军战士不畏艰险，在滚兔岭、大冰沟、老盘道、小西沟、半截沟等地修建了6处密营，每处可以容纳几十人居住。在本溪县的和尚帽子山顶上，一师修建了有10间房子长的两个密营，用木材作墙壁和屋顶，屋顶上盖有杂草，外界不容易发现，很利于长期隐蔽。1936和1937年的春节，一师的主力部队都是在这里的密营度过的。到1937年，一军在老秃顶子、和尚帽子等地就建立了14处密营，可以容纳千余人居住。

　　这些遍及深山老林的密营，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抗联战士们在营房内学习文化、开展思想教育。营房外稍微平坦的撂荒地，是抗联战士的练兵场。抗联指战员在密营得以休息、整训，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密营里隐藏着枪支弹药、粮食、服装，战士们把几百公斤重的石碾、石磨都搬到密营，自己磨粮食。部队的物资、装备不断得到补充，伤病员得到了休养生息。密营在为抗联战士提供了可靠生活基地的同时，也为抗联与群众的联系提供了沟通的条件。群众把抗联需要的情报和物资送到密营，再把抗联的信息传播出去。更为重要的是，抗联把密营作为战斗堡垒，以密营为依托，辗转游击，四处主动出击敌人，来无影，去无踪，令敌人防不胜防，胆战心寒。

　　1936年秋，日伪当局开始实施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这次“大讨伐”中，敌人共动用了2.75万兵力，时间长达8个月，主要是用以“讨伐”杨靖宇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杨靖宇指挥部队与敌人巧妙周旋于辽宁东部的桓仁、宽甸一带山区。9月18日，采取化装袭击的战术，一举攻战宽甸县大荒沟。将大荒沟的伪警察30余人全部缴械。随后，杨靖宇率领部队来到大荒沟街的宝兴厚商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宝兴厚商号的掌柜表示愿意捐献物资支援抗日，但怕日伪军以后找上门来报复。杨靖宇指着化装的日军指导官刘干事对掌柜的说：“他们追查，你就说东西让一个日军指导官拿走了。”就这样，一军从宝兴厚商号用数辆马车拉出面粉、布匹和胶鞋等物品，顺利返回驻地。这次化装突袭，出奇制胜，不但补充了部队急需的枪支弹药和越冬御寒的军需物资，还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9月22日的《盛京时报》在报道中说“抗日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奋力袭击，袭破大荒沟。”

　　9月29日，杨靖宇率军部和十一独立师共300余人，在大错草沟伏击了日军驻宽甸牛岛部队中熊小队的运粮车队，击毙日军白井彦次郎伍长等14人，伤7人，缴获9辆汽车所载物资。

　　1936年末和1937年初，杨靖宇率部队在宽甸天桥沟密营整训期间，曾频繁在四平街一带活动。敌人误以为抗联一军司令部在此，便在这一带组织大规模的“讨伐”围剿活动。1937年2月，日军守备队中岛“讨伐”队的80余人进驻四平街。杨靖宇得到情报后果断决定，采取先发制人、攻其不备的战术，让来犯之敌措手不及。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杨靖宇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2月27日夜半，战斗如期打响。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击毙敌人20余人。这一次战斗，给予“讨伐”围剿的搜山之敌以沉重打击。日后，日军多次派飞机侦察抗联行踪，并出动周围数县的日伪军和伪警察，对四平街一带进行搜索。然而，他们的良苦用心毫无收获，杨靖宇早已率领抗联部队远走高飞，在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密营之中修整后，路经横道河子、铧尖子、蛤塘沟等地，而后绕道回到桓仁东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在残酷的反“讨伐”斗争中，死伤的抗日军民有千余人。其中一军一师副官李向山、一军十一师师长左子元、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等人先后英勇牺牲。被敌人烧毁的山寨有数百处，被逮捕的民众有数百人，“无人区”失去家园的走死流亡者不下2万人。日伪当局在1937年4月8日《盛京时报》上公布：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5个月中，“剿匪”战斗563次，“讨伐”累计20808人，毙匪1243人，伤448人，虏获步枪553支，手枪363支，洋枪466支，马222匹，烧毁山寨646处，捕获“通匪者”149名。

　　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又动用了2万兵力，支出费用近百万元，再次开展对抗日军民的“大讨伐”。为了冲破日伪“大讨伐”，杨靖宇指示抗联第一路军各部避敌锋芒，将主力部队分成若干小部队，机动灵活开展游击活动，给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11月，一师在凤城击毙伪满军补充团7人，伤8人;12月，在宽甸毛甸子袭击了伪警察和伪自卫团;同月，杨靖宇指挥一军直属部队和一师及十三独立师在本溪大石湖和老边沟，与日军川野、木越、福本部队及本溪、兴京的伪警察和伪自卫团530余人交火，击毙日军50余人，伪军10余人。不久，为补充部队给养，又捣毁雅河口日军守备队兵站仓库，缴获五六千斤大米和大量罐头、香烟等物品。

　　同月，三师在开原、清原、西丰交界的夹皮沟与敌“七县联防队”展开激烈战斗。到1938年2月，抗联第一路军胜利击溃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在反“讨伐”的斗争中，抗联第一路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先后牺牲。曾被改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直属独立旅的于万利部，在宽甸牛毛坞、错草沟不幸被敌人重兵包围。在多次突围未果的情况下，该旅大部分人员伤亡。战斗中，于万利怀抱机枪，猛烈射击来犯之敌。最后，子弹打光了，于万利双腿负重伤。宁死不屈的于万利，将机关枪的零件拆卸后扔到雪地里，自刎身亡。

　　配合全国抗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了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侵华战争，炮轰了宛平县城。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日军所到之处，尸骨成山，鲜血成河，满目焦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主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此时，关内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变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任务，变为与全国抗战相呼应，配合关内正面战场作战。面对新的形势需要，一军总司令部于1937年7月25日发布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驱逐日寇滚出中国”。8月20日，杨靖宇属名颁布《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布告》，再次号召广大民众响应中日大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从此，一军以支援、配合全国抗战为己任。在杨靖宇的指挥下，抗联第一路军频繁与日军交战。

　　1937年7月16日，日军园部师团东边道“讨伐”队长冈田少佐和坂本大尉等20余人乘坐清原县公署的汽车，到南山城、甘井子等地巡视，以筹划对抗日军民的“讨伐”。一军三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得到情报后，立即将部队带到日军必经之路——七道河子新沟一带的山上露营，准备伏击日军。17日，根据侦察得到的准确情报，周建华和柳万熙决定选择距清原街12.5公里的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的有利地势，伏击返回的日军汽车。18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日军驾驶的福特汽车由南向北进入了伏击圈的有效射程之内。周建华一声令下，柳万熙的歪把子机枪就对准了汽车驾驶楼开火。司机中弹负伤，汽车不能前进，冈田、坂本等20名官兵被当场击毙，三师缴获长短枪20余支，机枪一挺，掷弹筒1具，战刀6把，还有军装、地图、望远镜等物资，得胜而归。此役打得日伪军胆战心惊，立即限期清原、兴京两县将公路两侧200米以内的高棵庄稼和树木通通砍光，以防抗联袭击。此后，一军三师转入西丰、开原地区，多次与日伪军进行战斗，均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的统治，使日伪的重点“讨伐”计划宣告失败。

　　7月中旬，杨靖宇率领一军军部直属教导团150余人，从桓仁夹道子向西北进发，经兴京欲奔清原，与一军三师会合，共同袭击吉凤铁路上的列车，进而扩大东北抗联的政治影响。为此，部队昼伏夜行。至兴京县黄寺八九道沟附近时，因向导迷失了方向，部队滞留在永陵附近的山林中。16日中午，日伪军发现抗联行踪，500余敌人化装后突袭而来。一场恶战打了6个小时，在争夺制高点时，15人伤亡，其中军部教导团政委安昌勋、随军行动的中共南满组织部长李东光不幸牺牲，秘书处处长韩仁和负伤。战士们在杨靖宇的指挥下，顽强战斗，终以日军死伤20余人、伪军死伤10余人而结束战斗。袭击吉奉铁路的计划也由于敌人加强了兵力防范而放弃。此后，杨靖宇率领军部直属部队回到兴京、桓仁、宽甸游击区，与一师共同战斗，多次出击敌人。8月7日，袭击兴京东昌台伪治安队;9月，在本溪县大青沟歼灭日伪军30余人;10月，在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痛击日军牛岛部队，打死牛岛队长等60余人。10月31日，杨靖宇带领直属教导团与一师三团，在宽甸小佛爷沟设伏，痛歼了来自双山子、四平街的水出佐吉大队长所率的日军守备队和陆岛元三所率的日军小队。毙伤水出佐吉大队长和陆岛元三小队长等30余人，伪警察10余人，烧毁敌人汽车1辆，缴获步枪40多支，其他军需物品若干。11月中旬，杨靖宇率领军部和一师在老边沟设伏，打死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子弹4000余发，掷弹筒1具。

　　与此同时，一军三师也在积极钳制日军。7月18日，三师在清原七道沟子的道家沟袭击日关东军师团，击毙东边道“讨伐”队长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19人。9月6日，柳万熙带领一支小部队，在清原与南山城伪治安队、警察队交战时，打死前来增援的日军3人，打伤多人。13日，一军三师师长王仁斋率领小部队在沈阳东陵附近活捉伪奉天公署日本高级官员村上博。10月初，柳万熙带领部队在弯甸子伏击敌人，击毙日本指导官黄谷等12人，俘虏3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轻机枪1挺，子弹数百发。1937年冬，日军再次组织“七县联防”，向西丰、开原一带“讨伐”。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一军三师从开原、西丰向清原转移。转移途中，三师80人的小部队与千余敌人遭遇。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形势对抗联极为不利。三师政委周建华为迅速摆脱敌人，带队向清原突围时与200多敌人援兵遭遇。在这紧要关头，三师为保存实力，撤到大苏河、南山城、柳木桥等密营修整。在兴京境内的部队撤到老秃顶子密营。整个冬季，抗联指战员都是在密营中度过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扩大了抗联为配合全国抗战而主动出击的政治影响。同时，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日伪当局不得不动用大量资金，抽调大批日军兵力广泛部署于各地，亲自充当“治安肃正”中枢，使之不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关内，实现其尽快吞并中国的侵略阴谋。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东北的游击战争有过精辟的分析：“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实行战略转移

　　受到严重打击的日军为了扑灭抗日烽火，他们在对抗联采取更加野蛮镇压讨伐的同时，组织了长岛工作班和东边道支部，不断派遣特务、间谍出没于抗联活动地区，收集情报，甚至打入抗联第一路军内部，实施金钱收买、封官许愿、暗杀、策反、瓦解等对策。

　　1936年冬以后，日军派出大批特务从事诱降活动，少部分被一军一师收编的土匪开始向日军投降，极少数的不坚定者在被捕后叛变。其中，1938年2月，一路军军需部长兼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的叛变，使中共南满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其隐藏军用物资和重要文件、书籍、印刷机、照相机的桓仁县四区前牛毛沟的洞穴被日伪军挖掘。中共南满省委秘书处主任、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傅世昌被捕。一师师长程斌于1938年6月29日，裹胁一师师部及保卫连61人向长岛工作班投降，并枪杀了反对他投降的一师三团政委茨苏，向日军缴械步兵炮一门、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由于程斌了解抗联第一路军的战略战术，也知道密营的分布及粮食、武器、弹药的储藏和地下组织系统情况，被日军封为森林警察大队长。他带领伪警察队，将一师的密营、医院、粮库逐一烧毁。对坚决抗日至死不投降的一师三团、六团以及特务连、游击连进行多次追击，一师部队遭到重创。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遭到洗劫，军事密营陆续被破坏，活跃在桓仁、本溪、兴京、宽甸的桓兴县委领导人李明山无法开展工作，中共桓兴县委自行消失。中共南满省委所属的地方党组织，完全处于无实体组织的状态。在日军“围剿”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抗联第一路军的给养极端困难，不得不转入深山老林露营，坚持抗战。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是露营的最大特点。冬季里，朔风怒吼，林涛呼啸，大雪飞扬，寒气袭人。“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寒冬腊月天抗联战士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夏季里，酷暑当头，蚊虫叮咬，抗联指战员的身上到处都是刺痒难耐的肿疙瘩。连雨天里，抗联战士只能睡在泥水中。

　　没有吃的，抗联指战员只能以山菜、野果、草根、树皮度日。长期缺乏营养，指战员的嘴唇都爆起了一层层的干皮，显出了血丝。大便不通，全身浮肿更是常见。为了解决缺粮问题，抗联第一路军主动寻找机会，向进山里“讨伐”的日军夺取。一次，战士们知道杨靖宇3天没吃一粒粮食，就集中了一捧大豆送给他，他实在不舍得吃。当他得知日军有两辆拉白面的汽车由桓仁向宽甸牛毛坞方向行驶的消息时，立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突袭小分队，把这捧大豆发给小分队的每个战士。他命令战士们“每人吃5粒炒豆，要换回5袋白面”。然后带领小分队埋伏到公路旁。日军的汽车刚刚来到近前，他第一枪就打死了一个鬼子兵。战士们一齐将仇恨的子弹射向日军，10个押车的日军顷刻之间被全部消灭，两车白面为抗联解决了燃眉之急。

　　没有衣服换，指战员的衣服大都褴褛不堪，脚趾头露在外面。各个长头发，长胡须，像原始部落的野人。

　　在艰苦的露营生活中，抗联指战员保持了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诙谐地把露营生活称谓“三碧绿”、“三卫生”。即：睡草地铺树叶盖树叶谓“碧绿炕”、“碧绿褥”、“碧绿被”;睡白雪铺白雪盖白雪谓“卫生炕”、“卫生褥”、“卫生被”。他们把雨水称为“天然浴池”。没有做饭用的炉灶，战士们在地面上挖上一个长长的土沟，或者用石头垒上一个长洞，上面放上一排锅和盆，底下烧劈柴做饭，这种“排灶”做饭又快又省事，做好饭后可以立即浇水灭火，防止敌人看见炊烟袭击宿营地。在空闲的时间里，战士们还努力学习文化，在雪地上练习写字。杨靖宇还经常给战士们做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坚定必胜信念，坚守革命气节，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生活虽然苦难，但是抗联干部和战士之间，始终保持着真正友爱互助的同志关系，生活上一律平等。当时的情景正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所唱：“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1938年初，一军直属部队，为了保存力量，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离开辽宁的本溪、宽甸、桓仁等抗日游击区，向吉林的辑安老岭山区转移。同年5月，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率领的抗联第二路军与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一军汇合。

　　1938年7月(也有9月一说)，杨靖宇在辑安老岭地区大阳沟附近抗联第一路军密营，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会上杨靖宇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信赖，我们必须执行中共主张的长期抗战政策，要树立直到战至一兵一卒的彻底抗日思想，获得最后胜利。东北抗日联军和党员应当开阔眼界，成为将来东亚革命的先驱。为了扭转对抗联不利的险恶局势，会议做出决定：

　　1. 改组原有的南满省委。为适应长期抗战，南满省委和一路军总部实行战时体制，抗联一路军总司令部内设置省委代行机构，实行党军一体化。2. 鉴于地方党组织及外围团体有可能受敌人破坏和镇压，暂将一些组织撤销，地方干部转入部队内。坚持对一般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树立抗日救国观念，致力于积蓄抗日力量，以期时机成熟，同时起来进行地下工作。3. 取消抗联第一、二军及各师番号，将一、二军分别改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一、二、三方面军，在总司令部内新设警卫旅。4. 因程斌等叛变，一师大部损失，桓兴县委等地方组织遭损坏，失去西部地区活动基础，故取消原定一军西征计划，所有部队东进，依托长白山大森林与敌人展开斗争，各部队实行分区作战……5.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在领导第一、二、三方面军开展活动之时，及时派人去关内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络并获得指挥。

　　这次会议所做的各项决定，指导一军在全局范围内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这一部署致使日伪当局企图通过叛徒的口供便可立即将中共南满省委、抗联第一路军一举消灭的梦想破灭。

　　会议结束后，一军首先组成了警卫旅。警卫旅共300人，由第一路军总部领导，随杨靖宇一起活动，同时将第一军二师、三师编成第一方面军。1938年初秋，抗联第一路军一师剩余部队三、六团，四团四连、特务连和军需部一分队陆续分别撤离本溪、桓仁、兴京抗日游击区，实行了战略转移。1939年5月，这些部队先后到达吉林找到第一路军总部，转入蒙江等地继续坚持更加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同年11月25日，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在蒙江南泊子以原二军六师为基础编成。调整后的抗联部队，依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冲破了日伪的残酷“讨伐”，取得了多次重大战斗的胜利，扭转了因为叛徒出卖而带来的艰难局面。

　　对于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和东北抗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给东北抗日联军和杨靖宇的致敬电中，称赞他们是“在冰天雪地与敌人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这是对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日战争的高度评价，也是抗联一军在辽宁艰苦抗战的生动写照。

　　(本文摘自《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图文纪实》，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