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
来源：《文史天地》 文/王可立   2025-09-17 16:38:44

　　自从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满洲省委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已到达了延安。由于双方失联较久，原有的交通线早已被破坏，中共满洲省委曾三次派人走山海关赴陕北，但不知何故，派出的交通员均下落不明。到了1939年，东北党和抗联部队仍然没有恢复和党中央的联系，成了一支奋战在百万日本关东军重重包围之中的孤军。这年秋季，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后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现朝鲜有金策市）下决心派部队沿中蒙边界线南下，必要时借道外蒙古，然后穿过内蒙古，直达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我党我军详情，并请示下一步工作。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联为了防止德、日两国联合进攻苏联，对日采取安抚政策，是仅有的十几个承认“满洲国”的国家之一。苏方为防止激怒日本，对东北抗联采取了避嫌的态度，对因躲避日寇追击而进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予以缴械并关押，赵尚志、戴洪斌、祁致中等抗联军长都被苏方关过牢房。虽然大部分抗联部队后又被从隐蔽地段送回东北，但确有一部分部队被遣送到了新疆，削弱了抗联的实力。

　　那时外蒙古实质上从中国独立出去了，由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共产党）控制。中共北满省委考虑到外蒙古是共产党政权，并且中蒙边界满洲里一带有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赴苏联的地下联络点等基础，于是便做出了武力打通到陕北党中央交通线的决定，准备派出一支精干部队执行任务。

　　考虑到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决定派一名高级干部带队，于是第六军（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参谋长冯志刚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他时年28岁，在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之前，他才20岁就当上了中华民国黑龙江省汤原县政府的秘书，由于是青年才俊，深得汤原县季姓县长兼司法监督（当时由县长亲自断案）的赏识，季县长把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他。日寇来了后，季县长拒不降日，带上县府印信，领着全家躲进山里，后来在山中病死。冯参谋长文武双全，射击技术精湛，曾在五大连池和平镇和安村（现名）的一次战斗中，在两华里的距离上用普通三八枪两枪击中两名日军指挥官，被当地群众盛传为“冯参谋长两弹退敌”。

冯志刚

　　1939年12月初，东北抗联组成了西北远征指挥部，由六军参谋长冯志刚为指挥，王钧（建国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为政治部主任，率六军教导队和第十二团开始了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王钧时任十二团团长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十二团是由抗联第六军第四师的十一和十二两个团合并而成（该师第十团已于萝北全部战死），是一支实力很强的部队。王钧也是汤原县人，念过十年书。后因家中是中共区委据点，即加入共青团，后入伍，是从连排长升起来的干部，曾任六军军部警卫团政委，是六军首长李兆麟的爱将，常担当艰巨任务。

　　出发前，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冯志刚、王钧将中共北满党组织、各市委、特委和中心县委以及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的机构、人员、工作等绝密情况全部默背下来。考虑到外蒙古驻有苏军和寻找中央之事或需共产国际协调，还携带了一封俄文的中共北满省委致蒙共中央的介绍信。远征部队将老弱伤病战士、重机枪调给了其他部队。出征部队全部是骑兵，并且每个班还多出两三匹备用马，战马全部换上了带凸钉的防滑蹄铁，每日行军可达一二百里。同时还准备了西药，五千元伪币和一些金条（当时小米3分钱一斤）。

　　远征部队经克山、嫩江县越过冰封的嫩江，到达了呼伦贝尔盟的莫力达瓦旗北部的小库木儿屯，这是中共军队首次到达这一地区。这一带居民多为蒙古、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他们说汉语都很困难。在红军到来之前，他们见过日军和兴安军（伪军），所以小库木儿屯“嘎查”所长（村长）孟哈苏率领淳朴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始观察抗联军。由于我军纪律严明，帮老百姓扫院子、挑水，买东西付钱，秋毫无犯，又大力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深受日寇压迫的达翰尔族群众很快接纳了抗联部队。他们拿出野猪肉招待我军，还热情地让战士们喝酸奶子。孟哈苏提出让其大儿子孟德仁与我军领导人结拜兄弟。经冯参谋长批准，王钧和军部杨副官长同孟德仁（解放后在乌尔思汗林业局工作）结拜成兄弟。考虑到达翰尔族爱枪，我军送给孟德仁五支三八式步枪，每支枪配了五十发子弹。

十二团团长兼政委王钧

　　1939年12月26日，我军到达格泥河西岸的太平桥屯，遭遇了一伙穿黑色制服的伪满警察队。冯参谋长考虑到对方也是中国人，就决定由军部副官长祁宝贤和排长小于前出喊话，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伪警察首先开枪，祁宝贤和小于排长都中弹牺牲了。冯参谋长大怒，命令部队十多挺轻机枪一齐射击，将敌人压倒在雪地上。炮兵班长周宝河搂着82毫米迫击炮管（不用脚架），射出了“连星炮”（即第一发炮弹还没落地，第二发炮弹已经升空，空中出现炮弹连续飞行的景象），发发炮弹落入敌阵。王钧带领十一团、十二团策马左右包抄冲锋。当我军冲入敌阵时，一个戴“警正”肩章的警察头目还在大喊要手下还击。王钧驱马上前，一梭子弹把他的脑袋击碎，血溅起一人多高，吓得伪警察们目瞪口呆。此战共俘敌三百余名，冯参谋长决定对这些伪警察一个不杀，全部教育释放。

　　1940年的腊月二十七，我军到达阿荣旗三岔河中游一带，这时乘汽车的日军部队已经追了上来。当部队行至任家窝棚附近时，前面的尖兵向后挥手，示意发现日军。冯参谋长急于掌握第一手敌情，立即带警卫员裴海峰策马去爬对面的一道山梁，想登高观察敌情。可当两人刚登上山顶后，却见山坡下正迎面爬上来一大片日军，离山顶只有十多米远了，两人急忙扔出手榴弹，借着烟雾返身向回撤。但因战马向下冲得太急，冲进了一人多高的柞树丛。柞树是北满一种硬木，其材质坚硬结实，弹性很大的柞树枝将冯参谋长二人从马上给刮了下来。这时敌军已登上了山顶，一齐开火射向冯参谋长他们。王钧急命我军向山顶开火，压制敌人。山坡上的冯参谋长用小裴的三八式步枪向敌人还击，但敌众我寡，距离又近，冯参谋长和小裴先后中弹战死。日军见二人倒下，在一个穿黄呢军装的军官带领下，冲下山坡查看，王钧便集中机枪猛射这股敌人，将下山的鬼子全部打倒。

　　这时，从山沟里又开过来一长溜日军装甲车和大卡车，并用大炮轰击我军山头。而占领对面山头的日军又冲了下来，足足有一个联队，王钧急命部队向西撤。

　　当我军撤至一条冰封的小河时，发现前面冰面上有几个日军骑兵。日军一见我们人多势众，转身就跑。但他们的马都是法国种的洋马，个头高在冰上站不稳，马掌又是普通的蹄铁，慌乱中在冰上摔倒了两三匹。这一小股日军急于摆脱冰面，开始向一侧山坡上爬。可他们其中一匹马驮了很重的东西，爬得很慢。日军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肯放弃装备，有日军在前面牵马，有日军在后面推马。我军乘机追上敌人，把他们连人带马全打倒了。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敌人是一个侦察分队，为首的是一个少尉，有马驮着无线电台，而那匹走不动的马驮的是几大块电瓶。我军将电台和电瓶扔进了小河的清沟里（因水流急，冬季冰面冻不实处）后，部队急向西南方突围。

　　部队当晚突出了包围圈，到达了野猪窝棚村露营。第二天，王钧带队返回任家窝棚战场，寻找冯参谋长遗体未果。据附近老乡讲，日军发现了冯参谋长的皮包，判断出战死者为抗联“大官”，日本军医用酒精将遗体擦净，用白布将遗体包裹，急送新京（长春）邀功去了。冯参谋长牺牲后，抗联总部秘书长徐紫英赋悼诗一首：

　　游击阿荣旗，战马驰骋走单骑；

　　血染征衣，壮志未酬恨无极，慷慨捐躯痛别离。

　　旌间铭题，雪前仇，永弗替；追烈士，腊月二十七。

　　日军始终没有摸清我军数千里深入人烟稀少又极寒的呼伦贝尔盟的真实意图，之后便四下调兵围堵，并用飞机投下带有裸体女人照片的劝降传单，说红军最高领导人都死了，剩下的快投降吧。凡投降者，当官的安排进“满洲国”军队，官升一级。当兵的在原籍安置，发给熟地五垧，牛一头。

　　王钧分析敌人一定认为冯参谋长战死后，抗联应按原路撤兵返回，必会在原路上设伏。于是王钧反而带队继续向西前进，一直打到巴林、克克图、乌奴耳。

　　在乌奴耳我军打下一个木作柜房（伐木场），守伐木场的敌人不多，日军有二十多人，剩下的是森林警察。当把敌人消灭之后，发现好几百伐木工人全跑进密林中去了。这伙工人们头发很长，披着麻袋片和破被子，脚上用兽皮扎住当鞋，像野人一样。因当时白天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度，跑进林中的人很快会冻死。我们战士大喊：“快回来吧，我们是抗联。”但这些工人是关里人，显然不知道什么是东北抗联。于是战士们又喊：“我们是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喊了一阵后，终于有十几人从密林中走了出来，他们问战士：“你们真是红军吗？”当他们看到抗联军装上的红帽徽和红领章后，激动得紧紧握住战士们的手。据他们讲，这里的伐木工都是从关里押来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战俘，原来有近千人，已经死了好几百，都扔在山沟里面喂了狼。王钧让出来的工人赶紧进林中去找人，又找出几十个人。战士们让他们扒下打死的敌人的衣服穿上。当晚，战士们升起篝火，陆续又有一些工人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我军要走了，有二十多名八路军同志要求跟着部队走。其中有一位是山东八路军的司务长，叫车辅兴，他当时肺病很严重，战士们用马驮着他走了十多天，最后还是病故了，战士们把他埋在了淖尔河源头最高的山顶上。

　　日军对抗联这支部队拼死向中蒙国境线前进感到大惑不解。由于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域广阔，日军总也摸不准我军的准确位置，于是动用了侦察热气球，将其升入高空后观察我军动向。日军的热气球一般选在山顶上放飞，然后上升到数百米的高空，热气球下有藤条编的吊舱，舱内有两三名日军，他们携有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他们发现情况后，通过系留索里的电话线向地面报告，日军就会调动汽车运兵，进行围堵。这种气球对我军造成很大威胁，只要它一升空，就控制了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我军只能被迫钻进密林中隐蔽，而且晚上为避免发出光亮，还不能生火取暖。为此，王钧决定派一个机枪组前去，坚决打掉日军侦察气球。

日军的热气球

　　日军一个气球队约有十多人，配属有两辆军用马车，其余人全是骑兵。其中一辆马车装气球，一辆装吊舱、燃油炉和缆绳。马车是四个轮子的，前面两个小轮子可以转向，每辆车由三匹洋马牵引，一匹马驾辕，两匹马是哨马。这种骡马式的气球队行进速度很快，但因其戒护力量不强，因此它附近一定会有日军主力部队。为打掉日军气球，王钧命令一连指导员姚世同带五名骑兵，携两挺轻机枪，隐蔽接敌。一天早晨，日军的气球又升空了，气球远在四五里路之外，姚世同带领机枪组出发了。他们没走开阔的山谷和草地，而是钻进山里，在密林中曲折接敌。这四五里路他们足足绕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十点多了，终于到了距气球约一里路的林中，这时连敌人大声打电话都听到了。姚世同将人分成两个机枪组，每组中一人站直，把机枪脚架放在肩上当人体枪架，一人负责射击，另一人负责换弹匣。捷克式机枪口径为7.92毫米，威力较大，每个弹匣装28发子弹。机枪手事先在弹匣中每隔三发弹就装入一发红头曳光弹。姚世同亲自操控一挺机枪，他一声令下，两挺机枪一齐开火，直射高空中的日军气球。他们每挺机枪都打了三匣子弹，射手利用曳光弹指引弹道。由于气球太高，射出的子弹都飞成了弧形才落到了气球上。三匣子弹连续打空，仅仅用了一两分钟，机枪组便上马迅速回撤。

　　王钧在密林中用望远镜观察敌气球，他听到我军机枪的射击声后，看到发射的曳光弹击中气球时，气球蒙皮上会烧起一小股白烟。日军气球一开始并没发生变化，大约过了几分钟后，气球开始缓慢下降，后来越降越快，快要接地时，似乎要摔下来的样子。打掉日军空中侦察气球后，我军可以快速向西前进，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阿尔山西南麓，距蒙古国边境小镇努木尔根只有30公里了。王钧派班长蒋全和蒙古族战士莫贵林越界去蒙古，向蒙方交涉。但此二人走了以后，部队一直等了九天，不知何故，仍不见二人回来。

外蒙古军队

　　这时，日军已紧急从齐齐哈尔市调来关东军第23师团，死死堵在了中蒙边界上。这一带是开阔草地，日军又抢修了临时机场，空中有日军双翼飞机侦察，地面有日军装甲车巡逻。而外蒙古被日军的大动作惊动了，增派了两个师到达边境，双方对峙起来。这时如果我军强行突破日军封锁线，有可能被蒙军误会遭到阻击。而日军再从身后攻上来，我军必然陷入绝境。

　　这时已是1940年3月底，王钧考虑到后路冰封的嫩江即将开化，决定带队返回抗联总部，当面汇报呼伦贝尔盟情况和冯参谋长战死经过，并请示下步行动，便带部队折回。我军又历经多次战斗，于四月初绕路越过冰封的嫩江，回到了克山县老根据地，四个月的远征，行程已超万里。

　　在之后的岁月里，东北抗日联军又两次攻入呼盟，除了打通陕北党中央交通线的任务外，还增加了吸引三江老根据地日军西移的意图。在这两次远征中，第三支队政委高禹民、第九支队支队长郭铁坚等高级将领战死，数百名抗联指战员牺牲，第三支队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王钧负重伤。

　　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已经爆发，斯大林为了牵制东北的日军，决定全力支持抗联，给了抗联电台和武器，并主动沟通抗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中央这时也终于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抗联建立了联系，下达了对东北我党工作的指示。至此，打通陕北交通线的任务结束了历史使命。东北抗联三次远征呼盟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出了东北党和军队一心向党、忠于组织的高尚品格，他们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载史册！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8期　　哈尔滨市文史作者王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