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一文与王可立商榷
来源：卓索图蒙古文化 文/任 翔   2025-09-17 16:54:06

　　2020年4月28日，《文史天地》第268期，刊发原东北抗联第三路第三支队参谋长王钧之子王可立纪念性文章。标题“东北抗日联军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以下简称《寻找党中央》其主要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符，与其商榷。

　　一、关于冯治纲、王钧专程西征寻找党中央的质疑

　　“1939年12月初，东北抗联组成了西北远征指挥部，由第三路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应为冯治纲——笔者注）为指挥，王钧为政治部主任，率六军教导队和第十二团开始了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文史天地“贵州政协创办”》“东北抗日联军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作者 王可立2020年4月28日 第268期）。这段文字明确了冯治纲和王钧这次西征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党中央”。

　　然而，这一重大决策，在1939年前中共北满省委、抗日联军总部多次单独或联席会议文件中，只查阅到，关于西征主要任务是“牵走敌人，跳出包围圈，开辟新游击区”，没有查阅和发现要“寻找党中央”的议题或决议？也未找到和发现中共北满省委、抗日联军总部指派一支部队“寻找党中央”的命令或指示的文献史料。

　　同时在《东北抗日联军史》《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黑龙江历史》，以及亲历者王钧的回忆录中，均未查阅到派遣冯治纲和王钧“寻找党中央”的具体指示及行动方案。

　　二、派遣赴蒙古国人员蒋全和莫贵林当时不存在

　　王可立撰写的《寻找党中央》一文中，1940年初，“我军快速向西前进，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阿尔山西南麓，距蒙古国边境小镇努木尔根只有30公里了。王钧派班长蒋全和蒙古族战士莫贵林越界去蒙古，向蒙方交涉。但此二人走了以后，部队一直等了九天，不知何故，仍不见二人回来”（《文史天地“贵州政协创办”》“东北抗日联军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作者 王可立2020年4月28日 第268期）。

　　而亲历者王钧在阿荣旗回忆中讲道：一连一排长于万春、军部副官长祁宝贤、传令兵蒋全同志，跑到部队前面喊：“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听到喊声，他们开枪将排长于万春和祁宝贤打死，蒋全负伤。”“蒋全伤势很重，经过和太平庄姓刘的甲长商量，把蒋全留在他家养伤治疗，他答应了。第二次返回太平庄时，蒋全已经死了。死的原因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菜窖里铺上草，蒋全在里边躲着时不小心碰倒油灯，把他熏死了；另一种说法是：姓刘的甲长把蒋全害死了。没弄清事实真相，没责怪姓刘的”。（《东北抗联三进呼伦贝尔》（摘录）呼伦贝尔市档案局政协鄂温克族自治旗委员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 第359页）

　　而莫力达瓦旗党史征集办公室负责田野调查的周联仲、郑贵权调研报告中记载：“这次战斗是1940年1月14日，下午2点多钟开始，敌人是莫、巴两旗的警察讨伐队”“我抗联在这次战斗中共牺牲两个同志。一个是付（副）官长祁宝贤，他是抗联进入这个地区牺牲的第一个高级干部。另一个是排长小于。还有一个同志蒋全负伤。后转放到阿荣旗北部一个屯子，养伤中，起火烧死了”。（《东北抗联在莫力达瓦开展游击活动的专题调查报告》1985年 中共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汇编  第3页）。而此战是冯治纲部首次进入呼伦贝尔的第一次战斗。第二次战斗发生在1940年1月27日，阿荣旗任家窝堡，冯治刚不幸牺牲。

　　这里用较大篇幅来回顾“排长于万春和祁宝贤打死，蒋全负伤”。无非是印证蒋全已身负重伤，不久去世。不可能有后来被提升为班长“出使”蒙古国。

　　现在再来考证“蒙古族战士莫贵林”。

　　“1941年4月26日夜，第三支队攻打了伪黑河省孙吴县辰清火车站”。“在辰清警察署的拘留所里，我们解救了一个20多岁的鄂伦春族青年，名叫莫桂林，他被日本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抓进了牢房”。被解救后莫贵林坚决要求加入抗联，“我被他的恳切要求所感动，抗联队伍需要这样的战士。我微笑着说：好，我们批准你参军”（《忠骨》王明贵将军回忆录白山出版社2010年 第197—198页）。

　　从几份史料及几段回忆印证：一是蒋全在1940年1月14日，身负重伤，不久去世，是不可能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及在同年2月份“出使”蒙古国；二是莫贵林1941年4月被王明贵解救并入伍，也不可能提前13个月成为王钧的战士，却由鄂伦春族转为蒙古族身份而与“身负重伤的蒋全”同行蒙古国；三是王钧作为亲历者回忆录中也找不到关于此次“外交事件”的只言片语，他记录了行军战斗中的点点滴滴，忘记了派员“出使”蒙古国的重大事件？四是借道“寻找党中央”或通过蒙方与苏方联系，只派一个传令兵（通信员）和一名战士“出使”去谈重要的“借道”事务？这显然是不慎重的。文献和史料印证这段所谓的“出使”蒙古国，部队“等了九天，不知何故，仍不见二人回来”的“历史事件”与史实严重不符。

　　至于莫贵林，1941年4月参军，一直追随三支队行军打仗。1942年2月，随三支队王明贵进入苏联A 野营。7月，由边凤翔、孙玉江、陈景明、莫贵林等组成6人小部队被苏方密派回国在北（安）黑（河）铁路沿线及克山讷河等地侦察时牺牲。

　　三、西征部队领导冯治纲牺牲后部队并未在阿尔山停留

　　而历史史实是：冯治刚牺牲后，王钧成为这支部队的实际指挥者。2月初，王钧率部到达阿荣旗北部三岔河野猪窝棚（猎人临时住所）作短暂休整之后，攻打阿荣旗西北的乌奴耳林场柜房（日本人管理的储木场及办公地）。乌奴耳林场规模比较大，劳工大多来自热河（承德地区）被俘八路军战士。但是，王钧率直属教导队和十二团攻打柜房时200余名八路军战士趁战乱逃向森林深处。“因为敌人没有完全消灭，战场打扫得十分仓促，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八路军病号叫车辅兴，他是山西的一个八路军部队的司务长。他正生着肺病，我们用马驮着他往南走，走了十多天，越过绰尔河顶子一直南伸想把他送到伊尔施，阿尔山附近蒙古国去治病。他因身体太弱，不幸没等送到地方就死掉了。我们把他埋在绰尔河顶上（今阿荣旗绰尔河源头绰尔源镇）的分水岭上一棵大青松下”。“部队埋葬了车辅兴之后转向东，踏过冰封的雅鲁河、卧牛河、阿伦河，到阿荣旗以北老区来活动”《血荐轩辕》王钧回忆录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 第167页）。根据王钧回忆录及呼伦贝尔史料印证，第三路六军直属教导队和十二团西征部队，并未到达阿尔山。由于伪第三军管区骑兵不断追击，也不可能在雪野一处停留9天，而是迅速穿越雅鲁河、卧牛河、阿伦河，到阿荣旗以北老区活动。”

　　四、“在阿尔山等待九天”违背常识

　　假设存在所谓的“等了九天”，客观常识也不支持这一推断：一是由于伪第三军管区侵华日军及满军数千骑兵、步兵的不间断轮番追击及围剿，无法使部队在一地或一处连续野营9天，只有不停转移才能保证部队不被袭击；二是在重兵围剿之下既不能篝火做饭，又不敢外出找给养，除了所谓的“等了九天”，又能做什么？三是亲历者王钧回忆录为什么没有记载“等了九天”的具体过程和细节。

　　然而，这个漏洞百出、缺乏常识，根本不存在的“传奇故事”却误导了一些史学爱好者。认为第三路六军直属教导队和十二团进入今天的兴安盟阿尔山地区，衍生出来在等待蒙古国回信的“九天”之中，建立林中密营、联络和发展白狼、阿尔山等地的抗日组织，袭击日寇据点，打击日伪恶霸等等。编写“九天”之中做了抗日联军各部队1年做不完的事儿，无限放大了这个“传奇故事”。

　　五、文章中多起事件缺乏史料支撑及印证提出质疑

　　一问：“考虑到外蒙古驻有苏军和寻找中央之事或需共产国际协调，还携带了一封俄文的中共北满省委致蒙共中央的介绍信”。这封介绍信由谁起草？由哪位领导签发或署名落款？后来下落如何？

　　二问：“在乌奴耳我军打下一个木作柜房”“我军要走了，有二十多名八路军同志要求跟着部队走。其中有一位是山东八路军的司务长，叫车辅兴”。而亲历者王钧回忆：“攻打阿荣旗西北、的乌奴耳林场柜房”（日本人管理的储木场及办公地—笔者注）。“因为敌人没有完全消灭，战场打扫得十分仓促，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八路军病号叫车辅兴，他是山西的一个八路军部队的司务长。他正生着肺病。”王可立文中多出来的“二十多名八路军同志”为什么不交代其中几人的八路军姓名，以及后来的下落？

　　三问：打掉“日军的热气球”是否真实？一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1—2月零下40多度，小雪过膝、雪大过腰，却又无行车道路，日军要到山顶去放巨大的热气球，其自然条件和环境允许吗？再说王钧部队追打“日军的热气球”，不与日军部队发生战斗吗？部队不暴露行踪吗？这么新奇却重大的战斗，亲历者王钧在回忆录中为什么只字未提？

　　四问：部队“返回抗联总部，当面汇报呼伦贝尔盟情况和冯参谋长战死经过”。为什么不汇报“出使蒙古国”和所谓“蒋全、莫贵林”在蒙古国走失的重要事件？

　　历史是发生过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粉饰。东北抗日联军英烈王庆云后人王晓红著文所说：“伪造抗联历史的行为，都是对革命先烈的严重亵渎。”呼吁“社会各界共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编者附：东北抗日联军寻找党中央的万里远征 https://www.krzzjn.com/show-90-14828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