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花江下游一带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寇血腥统治的,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四年前,当救国军先后克复虎林、饶河、宝清、抚远各县,声势极盛的时候,我们不过是百多人的小队伍。救国军遭受日寇击破后,我们还是继续坚持抗战,并在张文和李学福两同志领导下毅然执行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以正确的政策与诚恳的说服,渐次把下江一带各游击队伍在反日救国纲领之下联合起来,于是反守为攻,夺取敌人枪械,发展游击区域,统一战线的阵容益加扩大,我军连攻虎林三人班各地,皆获大胜,抗日形势遂为好转。民国廿四年秋初,我们游击队因为要扩大军事联络,接收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领导,改编为第四军第四团。廿五年春后,我们的队伍益扩大,被扩编成为第四军第二师。至是年秋冬之间,下江各抗日部队加入统一战线的更多,皆要求建立统一领导机关,遂正式组织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为东北抗日联军十个军之一。第七军共有三个师,第一师师长陈荣久,第二师师长李学福,第三师师长景洛亭,第七军军长共举陈荣久同志担任。不幸陈同志已于今年春和日寇对阵时奋斗殉国,在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千古流芳的碧血。
松花江下游一带都是新开荒的地方,森林稠密,河渠交错,道路极坏,甚至没有。义勇军在夏季虽可利用这一形势,出入自如,与日寇进行鏖战,但一到冬令,川河凝冻,地面积雪,车马扒犁和汽车都能长驱直入,纵横无阻,日寇便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讨伐”。他们除拥有大队汽车队而外,还有在民间强迫征发来的车辆扒犁,还可驱使人民挖雪修道。这样,反日部队就要遭受困难了。救国军在极盛之时,对于日寇的冬季进攻也非常惧怕,一些新败之后的小队伍对此自更感觉麻烦。二十三年冬,雪落的特别大,平地积雪三尺,徒步行走,每天只能五里,日寇趁此时期特别进行残酷的进攻。当时形势确极险恶,但我们毫不惧怕,我们创造了“鞑板队”来克服这一困难。“鞑板”是东北一种土人——鞑子的乘雪工具,蹬着“鞑板”,撑动木棍子,人便可以在雪山如飞地行走,普通每人每天可走六七十里,更多的可走一百里,穿山越岭,过荒原,度森林,不经任何道路皆可便捷无阻。若是乘着“鞑板”自山上冲下,那简直有在柏油马路上开足马力跑的汽车那样快,用来追击敌人,更是便利。自从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利器之后,敌我形势为之一变。我军来去飘忽,敌人捉摸不定,敌人离开道路行走,易被我军包围。而且雪地一望浩白,自然隐蔽物极少,我们抄着敌人便可看准目标,痛快射击。这一个冬期我们遂在胜利里度过。我们打败了不少敌人,夺获了不少枪械,我们大大兴奋了自己,兴奋了友军;这确是我们第七军发展强大的一大关键。
度过冬季,我们的游击战争更加迅速开展。我们在饶虎之间胜利地转战着。虎林的黑嘴子战役,饶河的西通战役都曾给日寇以重创,而尤以西通一役给日本鬼子吃的败仗为最大。日寇军官中校以下被击毙者达数十名,其他便可想见。当时日寇纷纷撤退乡村驻军,保守县城。我军声威在松花江下游一带日益增高起来。
松花江下游一带的人民因为我们处处都能代表人民利益,而“打起日本鬼子来却不要命的干”,因此他们在供给我们的战费之外,还组织了交通网,侦探网来从多方面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时得到意外的胜利。
对于“满军”我们始终贯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我们提出欢迎“满军”哗变出来救国的口号。我们不仅用传单小报等向“满军”宣传,我们还利用战场作鼓动“满军”反正的讲坛;在饶河暴马顶子之役,在虎林黑嘴子之役,我们都和“满军”作过长时期的讲话,都得到很好的成绩。在作战时我们的枪弹只朝着日本兵打,避开“满军”。西通之役敌军以千人以上的兵力包围我军二百余人,“满军”有一个整团参加,结果敌军大败,击毙日军极多,“满兵”却连一个伤者也没有。我们这种对待“满军”的诚恳态度,不仅取得“满军”的同情和物质帮助,不仅使他们也不愿打我们,而且帮助他们中间的觉悟分子实行反正,过渡到我们抗日军方面来。现在我们军中有好些新起的干部,就是由反正的“满军”中培养出来的。
经过四年来奋斗,我们第七军已从百战中锻炼出来了,我们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富有战斗力的反日军队,我们在抚远、饶河、虎林、同江、富锦等广大区域内胜利的游击着。我们为驱逐日寇,光复故土,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全中国人民而英勇奋斗。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实录》(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12月)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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