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先队”织就北平抗日网(组图)
来源：北京日报   2020-12-03 14:47:36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到城乡进行抗日宣传。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到前线慰问。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在北平这个日本人自诩的“模范治安区”里，一支由进步青年所组成的团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仍在不屈不挠地呐喊着。他们的事迹，如同繁星般点亮了日伪统治下阴霾的天空。

　　“一二·九”的火种

　　曾经担任全国民先队总队长，被队员们称为“铁鹰大队长”的李昌，九旬高龄接受采访时说：“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的产物，又是‘一二·九’运动的延续和高潮，它仅存在了不到三年，却为抗战做了大量贡献、输送了大量人才。”

　　正如李昌所说，民先队的成立与“一二·九”运动一脉相承。“一二·九”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爱国青年学生：“把抗日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的救国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

　　1935年12月25日，钱伟长、凌则之等20多位清华同学组织“北平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奔赴南京，并在沿途宣传抗日。谁想到，没过几天，他们便被军警押上火车送回北平。

　　受此启发，平津学联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学生们一路上“吃的是大饼咸菜，睡的是冰冷的土炕，只铺着薄薄的棉织军用毯”，“用刺骨的冷水洗脸”，他们深入群众调查访问，“所见所闻，都是人压迫人的景象，于是感到现在的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只是抽象的为着单纯的民族，而是开社会解放的先河!”

　　1936年1月14日，南下宣传团三团在高碑店遭军警阻挠、袭击，15日被押送回北平。清华学生蒋南翔提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以便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得到热烈拥护。与此同时，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到达保定后，亦为军警所阻。为了继续奋斗，他们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1日，在严冬腊月的北师大校园，南下宣传团三股力量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民先队总部设在北平，随之在天津、武汉、广州、成都、济南、上海等地相继成立分部。截至1936年底，已经在国内外30多个城市包括巴黎、里昂、东京建立了“民先”组织。这样一张庞大而缜密的网络，不仅建立起了爱国青年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这个成立之初只有三百余人的小团队，又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呢?

　　脱下长衫打游击

　　1937年7月北平沦陷，中共北方局号召：“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师生，纷纷南下。

　　有的民先队员从天津乘轮船到山东烟台，再经济南、西安等地，到延安、太原，随八路军参加游击战。也有的队员沿铁路线南下，或者径直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地参加抗日工作。在敌人的封锁下，北平民先队依旧向根据地输送了五十多名干部，他们有的为根据地带去了炸药的制作方法，有的成为了战地医生，还有的带去的是北平的重要情报。

　　还有一部分民先队员留在北平，以地下斗争的方式坚持抗日。他们千方百计地给根据地提供物质援助，北平幼师的民先队员俞立这样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我们想到这将用来治疗包扎前方战士的伤口，内心的喜悦简直难以形容。”

　　普通物品送出城相对容易，而医用品之类的违禁品想要运出城门却如同火中取栗。徐彦，一个北大医学院的民先队员，面对城门口层层守卫，急中生智，把药棉、纱布等等缝成了“大被子”，利用自己会说日语的优势，乔装成日本人，把“大被子”送出了城。

　　斗争是残酷的，有的民先队员为此献出了生命，李昌回忆说：“陈柱天、曹承宪等民先队骨干，就是‘一二·九’运动后，在日寇对武汉的狂轰烂炸中牺牲的。他们满怀救国的革命热情放弃法国的学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就牺牲了。”

　　北平百姓中的地火

　　中华民族抗日，不是小部分人的战争，而是“抵制日寇，一致对外”。

　　民先队员安捷回忆说“在素昧平生的人们中，有的在暗中保护我们。”那是一个春天，侯星带着几份宣传材料(聂荣臻司令员的讲话)，骑车前往安捷的家，路上却不慎弄丢了装有材料和自己居住证的手提包。这可急坏了她，要知道，假如敌人拾到了手提包，她马上就会被逮捕，此时她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第二天清晨，小手提包竟然安然无恙的回家了，原来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邮差拾到了它，主动将信送回侯家。侯星的父亲叮嘱他不要往外讲时，这名邮差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够出卖自己的同胞呢!”

　　何万生是民先队员叶宁的表叔，一名供职于北平市政府秘书室的职员。通过叶宁，他成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家，西单察院胡同26号，也成为了很多地下工作者的藏身之地。时隔五十年，90岁高龄的潘郁彬对何万生的掩护之恩仍念念不忘，他说：“何万生对我们的照顾和为了联络、护送我们母子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漓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就在张大中和安捷想要发展他入党的时候，噩耗传来，何万生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东珠市口“1420部队”!在狱中，他受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只字不吐，直至被敌人迫害致死。

　　很多人，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员，心中却有着相同的信仰，做着相同的事情，只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

　　《细流》汇成革命洪流

　　沦陷后的北平，遭受着敌人的践踏，人民被剥夺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一切进步书刊都被禁止，甚至连穿衣打扮也受到限制。女青年如果穿了白色凉鞋和红色袜套(这曾是1937年夏天流行的穿着)，也会被日寇以“践踏大日本帝国国旗”的罪名捉起来。学生们意识到，宣传抗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日益黑暗。

　　为了聚在一起抄写秘密文件和宣传品，学生们可谓绞尽脑汁。有的为了掩人耳目，模仿顽童的恶作剧——以在墙上用白色粉笔画“小动物”作为可以集会的标记;有的把宣传品做成糖球的形状，扔在大街小巷;有的队员在张贴材料时，发动年仅七八岁的妹妹为自己站岗放哨。

　　解放后北京第一位女区委书记杜若，曾是民先小队长。一次，杜若发现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周报上刊有外国记者卡尔森撰写的游击队见闻，就译成中文，在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中传阅。此后，队员们逐期寻找出有关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按原文摘录在黑板上，加上一个并不显眼的标题。就这样，看似平常的学术通知成为了清醒人们头脑的一剂良药。

　　育英中学党支部书记张大中在育英中学低年级中建立了进步团体“细流社”，并出版了铅印刊物——《细流》。 “细流”的寓意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黑暗日子里，爱国青年的涓涓细水，也必将汇集成革命的洪流。后来，张大中将有关《细流》的部分档案捐赠给了北京市档案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图文/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