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31日,由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创办的《救国时报》刊登了一封来自北平的书信。该信出自一位抗日游击队员,全文3400余字,其中讲到了活跃在北平郊区的国民抗日军(文中简称“抗日军”)奇袭功德林监狱的情形,向海内外同胞传达了不屈的北平人民仍在坚持抗日并取得可贵胜利的消息。具体情况如何?还得从这封信和当时记载的档案说起。
1938年1月31日,《救国日报》刊载文章《北平一位抗日游击队员来信》。
奇袭监狱救出数百同胞
功德林原是北京城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宇,清雍正年间奉旨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为改造罪犯的顺天府习艺所。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因地处功德林,又被人们称为“功德林监狱”。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后,将其作为“政治犯”的监狱,关押了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左翼人士。
1937年初,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赵侗、高鹏、纪亭榭等人,联络昌平爱国人士、白羊城村保卫团团总汤万宁,共同组织抗日队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20日,赵侗等24位抗日义士携17支枪,分头出北平城,前往白羊城村集合。22日,他们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抗日军”,由赵侗任队长,举行武装起义。自此,打响平郊民众抗战的第一枪。据《救国时报》记载,“每天都有许多的战士们佩带武装来参加赵侗的部队,城里的学生也每天有前来参加的,这一民众的武装队伍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生长起来”。
1937年,国民抗日军部分领导人合影。
一日,常给功德林监狱送豆腐的百姓向抗日军报告:“你们要搞枪,监狱里有3挺机枪、30多支步枪,还有几百名犯人,看守就是几个根本不会打仗的警察。”经过商量,大家决定采取奇袭的办法,劫牢反狱,夺取枪支,营救同胞,壮大队伍。8月22日晚,抗日军选出40名战士,其中一人会讲日语。于是,便让他穿上日军的衣服,化身领队,准备“前去诈门”。他们先派一名小同志到功德林监狱门口喊话:“我是张庄的小孩,日本兵来了,叫我给你们送信,不要害怕,他们因为天晚了不能进城,要到这里歇歇。”警卫一看,“真是日本人来了”,得到队长许可后,马上打开大门。结果,假扮成日本人的领队把手电一放,其余人一拥而上,包围了守卫室。这时候,“日本人”开口讲了中国话:“不劳你们诸位的驾,还是躺在床上不要动,中国人绝不伤中国人,枪我们自己拿吧!”2小时后,营救出在押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河北省磁县工农暴动领导人唐寿山等。获救人员被迅速转移至铁狮子坟一带的树林中,纪亭榭问大家:“愿抗日的,留下来;愿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了。”最终,近300人留下来,进一步壮大了队伍,使其成为“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
日伪当局掩盖事情经过
日伪当局对这件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8月23日,伪北郊区署署长王金波在报告中写道:22日晚8时,忽然听到大门外有人叫门,警卫不知何故并未开门,不料门外之人砸毁西侧铁窗,两三个人从窗口跳进来,打开大门。随即涌进便衣匪人约有100余名,平均年龄约二三十岁,内有东北口音者,进门后连放数枪。又把所有看守的人驱逐在一旁,并割断电话,砸毁监门,开放囚犯。晚11时余,便衣匪人将囚犯放毕,遂将本狱所有枪支、子弹及财物等一并携走。经过清点,监内原有男性囚犯555人,500人逃走,55人选择留在监狱。共丢失马枪29支、套筒枪10支、轻机关枪2架等。24日,伪河北高等法院在致伪北平市警察局的电文中,也详细记载了此事经过,但与王金波的报告略有出入。一是抗日军为破门而入,并非从窗户里进来。门岗看守“从小门窗窥见大门外有服装不整齐之兵士数十人”,用木棍、铁锤敲打大门及铁窗,旋即破扉而入,涌进百余人。二是整个行动只有1小时,并未持续到晚11时。三是清点时,“尚有囚犯54名不愿随去,仍在监房”,而非55人。
9月2日,伪北平市警察局、伪河北高等法院发出布告,正式通报功德林监狱被袭经过,谓之“此次事变,实由匪徒劫掠逼迫人犯出狱,并非监内人犯暴动所致”。
真相逐步水落石出
通过对比双方材料,发现对此次行动的记载除了所获枪支数字大致相同外,事情来龙去脉均存在出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来袭抗日军并没有100余人,实际上仅有40人;二是监狱大门为警卫判断错误,认为是日本人来了自行开门,并不是抗日军破门窗而入。根据参加过此次战斗的史进前将军回忆:“当时,我们连夜把释放的人员带到青纱帐里,召开大会,向他们表示,愿意抗日的、会打枪的、身强力壮的,站出来抗日;老弱病残、不愿干的,可以离开……话音未落,一下子站出来近300人。”而他的回忆也在伪北平市警察局审问逃犯王落山的供词中得到印证。其供词写道:“晚6时我们睡觉,在7时许听见有人砸狱门,后被队伍将门砸开,各犯人均已出来,看守均已逃跑。有队伍人令我们各犯人在大门外蹲着,有一个自称赵侗对我们讲演,说救我们大家。将我们带走约五六里,说有政治犯出来,又说当过兵出来,每人发一支枪……”
由此可见,抗日军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无论是“政治犯”,还是会打枪,或来自东四省,都是他们积极争取的对象。至于那些要回家的人,在伪北平市警察局随即展开的搜捕中,一部分不幸被捕。据档案记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日伪当局出动各方力量搜捕逃犯。8月23日下午,伪西郊区署搜捕到陈玉和、李贵、王落山等8人,伪北郊区署抓获张海、张士杰等6人,他们均在回城路上被抓。24日、25日,又各有1人在城内被抓获。
自此,抗日军奇袭功德林监狱事件告一段落。此次奇袭,不费一枪一弹,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该壮举很快轰动北平城。身处华北前线的西方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评价:“这是中国人自日军占领北平以来所做的最有胆识的事情。”
之后,抗日军队伍壮大到1000多人。9月5日,他们在三星庄村集合,召开全体军人大会。会上,确定了军旗和袖标。其中,军旗为红色,上面写有“国民抗日军”5个大字;袖标为红蓝两色,红色在上,表示战斗,蓝色在下,表示祖国河山。从此,佩戴“红蓝箍”的国民抗日军在平郊群众中闻名遐迩。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由北京市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8月8日 总第4325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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