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照片，引出两个老北京的抗战故事
来源：铁血社区   2017-10-10 08:52:17

　　这才叫游戏：仅13天风靡全球场面堪比战争大片仍从刘峰的抗战老照片谈起。

　　这张老照片中的右数第二个人“白帽子”，老人说他的名字叫董友芳，一个起了女人名字的“爷们”。如果不算后来升格为“科”的青年股，不算后来短暂成立过的摄影股，一分区政治部下设两个股，一个是万一当股长的文印股，另一个就是董友芳当股长的石印股。

　　文印股的职能是为分区首长的讲话、决议、决定打印成文件下发各部队，搞得是文字打印;石印股的职能是宣传科编排的小报、杂志、画册用石板印刷出来，装订成册，以图画为主要内容。所以眼前照片上的这几个人正在干的这摊子活，将白报纸装订成册，这应该是在1944年初的一分区整风运动中，文印股和石印股的职权范围所接受的本职任务。

　　曹振峰1941石板印刷

　　曹振峰1942石板印刷

　　还有一个人物要说一下，照片中左手的第一人，低头掩饰自己笑意的那一位，是当时十九岁的干事赵保华。赵保华是当地人，不在我们要谈的“老北京人”范围之内。

　　这两位股长，文印股长万一和石印股长董友芳都是老北京人，抗战爆发前那些年北京改成了北平，所以一分区的干部都知道这两个“京片子”是从北平出来的。

　　先讲一下文印股股长万一。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老北京人万一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打杂，杂役工，也搞得是文字打印的一摊事情。日军进北平的时候他窜出了北平城，到平西参加了抗战。那时平西是一分区的地盘，他自然就成为一分区干部。而且由于他的特长，一开始就留在了一分区政治部搞文印工作。

　　1942年初，抗战的形势日益紧张，当时由晋察冀敌工部出面，许建国的社会部统管，征集了各军分区家在敌占区，特别是北平、天津、保定这几个地方的政工干部，在阜平加以培训，学习特务活动的必备知识，然后被派往敌后从事地下工作。

　　那一次一分区政治部先后走了有十来个人，万一、徐正冲、薛世聪、孙玖龄因为平时与人们交往较多，所以乍消失后大家都觉得缺了点什么。其实一分区锄奸科走的人最多，但那个科的人平时都不大与人交往，做什么事都神神秘秘的，所以那个科的人失踪再多，大家也没有察觉到什么。直到1943年的某一天，一分区锄奸科在保定的情报站全部被日军破获，于是大家这才知道，锄奸科在保定情报站的负责人蜕化变质，叛变投敌，于是一干人等全部被抓获杀害。

　　解放后，万一长时间在北京市政府任劳动局局长，与昔日的一分区军队干部交往甚多，六十年代提升为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那时，反映北平地下党的电影《地下尖兵》刚刚上映，万一出钱，邀请他过去在一分区的老同事及其子女，一起观看“他们是怎样在敌后进行斗争的”。电影看完，那时的孩子们童言无忌，一个个都追问他：哪一个电影中的人物是他当时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原型”?

　　万一当时指着电影中安振江饰演的地下党人物说：那就是我。我当时是打小鼓的小贩，在胡同里窜来窜去收旧衣裳的。

　　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很正派，万一晚年是北京市副部级待遇的老干部，可他的几个孩子还都是工人，没有经历“被下岗”就已经很不错了。万一没有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把他的孩子都变成干部，尤其没有成为家财亿万贯的领导干部和大商人。

　　再回到1942年的年初，万一走，一分区政治部文印股与石印股合并在一起，由董友芳统一负责。万一的手下，文印股有一个十五六岁的通讯员赵保华，解放后成为六十五军队副政委。

　　有人看到这里会问：万一是从北平出来的，那位董友芳不也是北平出来的吗?他为什么没有回去搞地下工作?

　　来说说董友芳。

　　原因是董友芳太老实了，他做什么，首先在脸上就藏不住，一定会暴露出来。原本也是让他去晋察冀学习，准备回去搞地下工作。可到了晋察冀敌工部没几天，就让人家给退回来了，晋察冀军区组织部说他无论干什么都十分投入，“脸上挂着像呢”。

　　董友芳是北平人，家里开着个石印小店，据说在靠近鼓楼的北新桥一带，只有一间门脸。北平抗战之初，董友芳十分投入，利用他的家庭小店免费为抗战学生们印传单和宣传画。到后来他干脆跟着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捐钱买慰问品去南苑劳军，成为了人们所说的“抗战名人”。没想到二十九军的抗战是虎头蛇尾，开始时轰轰烈烈，到后来悄悄溜出了北平城区，北平城区被日军和汉奸接管。

　　当年北平胡同里的“小脚侦缉队”也十分厉害，二十九军抗战高潮时，“小脚侦缉队”们怀疑这个是汉奸，那个抗战不积极，搞得四邻不安;等日军一进城，宣布捉拿抗战分子，“小脚侦缉队”马上变脸，向汉奸侦缉队举报董友芳是抗战分子。董友芳在北平城里站不住脚，于是背着自己家混饭吃的那套家当——整套石印工具，从平西进入了抗日根据地。他后来在一分区整风运动中自己说，他当年是被“逼上梁山”的。

　　董友芳在抗战初期的北平“十分出名”，受到过群众举报，在日伪侦缉队留下了“案底”，这也是他后来未能被派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因之一。

　　1939年初在平西成立挺进军以前，平西是一分区的地盘。一分区发展如此快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利用自己的优势地理位置，抢先接收了一大批来自平津经平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学生。万一、董友芳不过是其中的几个，当然，杨浩也是其中的一个。

　　以后的董友芳像上次讲到的邢程光一样，在一分区政治部，以后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察哈尔军区政治部，北岳军区政治部，直到解放。

　　董友芳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天子脚下的臣民，这些老北京的最大缺陷是不识庄稼，不会种地。1942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可苦了这些人了。当年的一分区干部，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出身。即使家里成分不好的、从小在外面上学的、在国外留学的、在国民党县衙做事的，多少也接触过庄稼，干过农活，只不过南方与北方的庄稼有所区别罢了，无非是稻麦、谷黍的不同。真正没接触过庄稼的，属极个别，董友芳，还有一位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屈指可数。

　　那位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原本是阜平县县长，布置农村生产时因分不清麦苗与稗草的区别，闹了笑话，被撤职分配到一分区所在地的三专区行政公署任主任秘书。大生产的时候，与同样不会种庄稼的董友芳分在一起，搞搞后勤、管管农具、烧烧开水什么的。那位北大毕业生属地方干部，我不知道名字，只知道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是一分区(王栋)和一地委(王国权)、三专区(谷茹香和这个人)在外交部工作的四个干部之一。

　　刘峰“大生产”的几张照片，都是取自开荒种地的主力一些镜头，如果拍照到来送开水的两个人，常常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董友芳。

　　董友芳是七十年代末退下来的，因为干部“级别不够”(师级干部)，他未能进北京(按总政规定军以上干部才能申请进北京休养)，也就是说，没能回到他参加八路军以前的城市。这使他这个祖辈的“老北京”十分的懊恼，他晚年多次来到(不是回到)他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地北京，找老战友倾诉他的苦恼。他不就是想“落叶归根”，回到童年时代的皇城根脚下吗?

　　董友芳说到激情之处，手拍着大腿：小鬼子当年进中国，咱不当亡国奴，不当顺民，更不当汉奸，投奔了八路军抗日。现在退下来了，当兵的还有个“哪来哪去”的政策呢，咱一个老八路，咋就享受不了这个“哪来哪去”的政策了?你说，咱还不如没有离开家参加抗战的那些北京市民了?连家都回不了了?

　　看看脸上，董友芳老泪纵横。

　　其实即使是军一级干部，进北京休养也要在总政干部部排队等候，等三军干休所有了空额才能进来。像上面刚提到的那位六十五军副政委赵保华，就是退下来后依旧住在六十五军的军部所在地张家口的。按规定，他看病的地方在石家庄，河北省的省会城市。退下来的干部，用车不容易，他每次到石家庄看病，都要坐火车，然后挤公交车(以后照顾他，才进了石家庄的干休所)。

　　即使幸运的人，比如一分区出来的另一个六十五军的副政委靳甲夫，当年在一分区的名字靳家福，终于等到了能进北京，住进了北京军区政治部八里庄干休所的大院。但只能他个人进来，夫人进不来，于是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进北京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了八宝山的靳甲夫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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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赵保华，再讲一点。

　　许多年前，两个一分区政治部子弟，为什么要强调是“政治部子弟”?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跟赵保华在一起工作多年。这两个“子弟”，手持父亲的一纸书信去张家口的六十五军的军部找赵保华，目的很明确，要“走后门当兵”。

　　当时正担任六十五军副政委的赵保华，把这两位几乎同岁的“子弟”安排进了晋察冀一分区组建的六十五军一九三师，而且安排进了一分区三团发展而来的五七七团。

　　这两位“子弟”，秉性不一，但都活脱脱一个父辈的转世，也就是说，其二人秉性乃如其父。一位老实巴交，为人低调到极点。另一位“子弟”才华横溢，主意不断，结果参军后第一年入党，第二年提干，第三年当上了侦察连的副连长……(略去若干字)

　　退下来的赵保华每次从张家口去石家庄都要途经北京。有时候，这位一分区老人会停下来，像“回到北京”的董友芳一样，找过去一起抗战八年的老战友们聊聊，聊聊打小日本、打老蒋。去年，2015年的一天，一位居住在八里庄的老人告诉我，赵保华也去世了。

　　我今天讲这些往事，也算是对这些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们的一个追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