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天津是最早投入反抗日本侵略的地区之一。从19世纪末开始,天津人民就投入到近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从五四运动,至九一八事变,几乎每一次反帝斗争都与反对日本侵华战略有关。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天津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逐渐由自发转为有组织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天津逐渐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区。天津沦陷后,天津的抗日斗争转入新的阶段,斗争方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持久抗战的方针。
市内工作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郊县斗争则在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加大打击日伪军的力度,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壮大人民力量。从而为全面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天津的长期觊觎,导致其采取的侵略步骤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基础上的逐步渗透。因此,天津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较之全国其他地区具有时间早、形式多样等特点。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的加深,天津重要的战略地位日益明显,不仅成为正义与邪恶较量的焦点,而且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
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天津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步向深入发展,由最初的抵制日货、罢工、罢课、罢市,逐步向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方向发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以学生爱国运动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斗争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先在天津得到了贯彻执行,为全党开展统战工作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和北方局的推动下,十九军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驻守天津的二十九军和保安队官兵为配合北平的军事行动,主动出击,打响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并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
天津沦陷后,撤退到天津南部独流镇、静海镇、唐官屯、九宣闸的二十九军部队,与日军展开生死拼杀,其气壮山河的英勇行为,曾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工人、学生、市民和社会各界给予二十九军爱国官兵的积极声援和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都曾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野蛮占领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天津人民采取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侵略。其中,工人、学生、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斗争,以及盘山根据地等天津周围农村开展的抗日游击战等等,当年的《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都及时地给以了宣传报道,使全国各界人民群众能够通过这些渠道,深入了解天津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和事迹。
它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津人民进行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自始至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关注,并为沦陷区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长达14年的抗战时期,特别是八年全面抗战中,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战八年中,天津工人阶级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朴素的爱国情怀,不顾个人和家属的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伪封锁,千方百计为根据地输送急需物资,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党政机关来津采购物资的重要渠道:大批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奔赴根据地,直接参加了军工生产和经济建设。
对此,就连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晋察冀根据地所需要的“盐、药品等各种物资,利用行商,主要从天津方面运入。”此外,一些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也主动承担了为根据地运送物资的任务,从而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从经济上“毁灭边区”的阴谋。当年,日军驻天津特务机关“陆军联络部”根据对1944年2月掌握的情况分析指出:“从天津的情况看到,华北经济界的混乱,现已成为失去平衡的统制经济,依靠时局精神的号召,采取姑息因循的手段,是不能挽救这种局面的。如此放任下去,则华北经济势必在道义和统制的旗帜下遭到破坏,而华北兵站基地的作用必将从根本上被彻底摧毁。”
同时,“它使当地华方机关对日本丧失了信赖,使驻津兵团和特务机关的多年努力成为泡影,至为遗憾”。此外,天津广大工人还开展了一系列破坏日伪当局军工生产、扰乱统治秩序等斗争,从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天津郊县的广大贫苦农民,自觉参军参战,积极投入反“扫荡”等斗争之中。为支援八路军作战,他们积极筹措粮款、鞋袜,踊跃支前拥军,积极保护党的干部,掩护八路军伤病员,破坏敌人交通,配合主力作战。同时,通过党发动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掀起了踊跃报名参军的热潮,在大港南抛庄和南和顺两村,几天之内就有53名青壮年自愿参军,在一区、三区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场面。
为取得抗战胜利,天津郊县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八年全面抗战时期,蓟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20,390名群众英勇牺牲,粮食损失2.236亿公斤,房屋损失15,760多间,牲畜损失116,700头,农具、家具损失110200件,被抓走的劳工6332人,盘山72座庙宇和清皇室行宫静寄山庄等荡然无存。1944年10月后,日军在宝坻县先后制造了大吴庄、赵家铺、四里港、田家庄、南家庄、大唐庄等惨案,屠杀我同胞27人;1945年初,日军“宝武蓟剔队”企图偷袭宝坻县史各庄、赵各庄一带地区,遭到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沉重打击,被迫逃往县城。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有146人壮烈牺牲。
日军在宁河制造的李麻惨案,有18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1938年日军在静海制造的花园、五美城惨案中,有许多村民被日军残杀。天津的学生、市民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同样为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天津的学生一度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先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工作范围不仅局限在各大中学校,而且扩展到工厂、机关和一些社会团体中。此后,爱国学生又以读书会为依托,积极配合党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天津广大市民在这一阶段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持并参与了罢市、宣传等活动。
其中发生在抗战初期的河东信义里群众抢夺东车站日军物资的斗争,就充分显示了天津市民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上层爱国人士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九一八事变后,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知名教授、学者,坚持爱国立场,并坚定地与广大爱国民众站在一起,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天津沦陷后,有一些爱国人士奔赴抗日前线,有的继续留在天津坚持斗争,直到以身殉国,洪麟阁、杨十三、王若僖、刘髯公、赵天麟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英勇事迹曾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成为激励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投身全民抗战的精神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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