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大地,妄图通过“华北自治”运动使华北地区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消息传来,天津学生积极响应,在党的领导下,以西青区王兰庄村为基地,在天津市郊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2月18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救国大游行。
图片所展示的是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救国发表会上悲愤的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18日上午8点,天津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女师学院、扶轮中学、河北一师等校的上千名师生,在河北体育场集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学生们勇敢地站到抗日救国第一线,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对日妥协投降,会上历数了日寇掠我河山、杀我同胞的大量罪行,痛斥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会后,师生们高举“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到金钢桥畔的国民党天津政府请愿。一路上,师生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等校师生也组成南路游行队伍,南北两路队伍5000多人,勇猛地冲破了荷枪实弹军警的阻拦,浩浩荡荡在金钢桥会师。当时,学生们向民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街上工人、店员、市民万人簇拥,呼声雷动。随后,示威队伍经北马路,穿旧城区,转向西马路,下午3点在南开中学操场集会,宣布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大会发出抗日宣言和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决定从19日起举行总罢课。“一二·一八”大游行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忱,把天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
1936年春,为贯彻瓦窑堡会议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扩大爱国阵线,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壮大革命力量,在刘少奇领导下,林枫代表北方局与天津市委的易继光、彭涛、李启华等人在西郊(现西青区)的一个地主陵园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30日进行游行。由于被当局查觉,改在了5月28日进行。游行当天,来自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扶轮中学、汇文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集结在官银号,宣传抗日救亡,提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反抗华北特殊化,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清查海河浮尸案。
“五·二八”大游行后,天津市委明确提出:要巩固学校中抗日斗争的阵地,利用暑假走向社会,在广大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学生继续沿着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为了进一步扩大爱国阵线,天津市委分别选择西郊(现西青区)的王兰庄、姜井、小园等村(还有说包括大蒋庄)作为义务教育(简称义教)的阵地。1936年暑假,原北洋工学院和原三八女中的学生从市区深入到王兰庄村办起平民学校。学生们授课的形式非常丰富,除教识字和讲时事外,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此外,还联络进步剧团来村演出爱国话剧。课堂受到村民们的欢迎,从此,朗朗读书声、激昂的爱国救亡歌声时常在小小的村落响起。在当时,义务教育主要是办夜校,另设妇女识字班等等。王兰庄和小园都成立了妇女识字班,这在农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学生们在王兰庄住的是小土房,吃的是窝头咸菜,喝着苦涩的井水,连办学经费都是他们自发筹集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他们以苦为荣,顺利地闯过了困难的生活关。这一过程中,学生们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的疾苦,思想有了更大进步。大家以“向红军学习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激励,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在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由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启华直接负责,并派郝金贵、阮务德等地下党员到各个义教点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不少学生先后入了党,王兰庄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摇篮。
义教活动也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农民运动不断发展,为在农村地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1936年暑假后,天津市委通过学联以义务教育促进会的名义,相继派慕湘、路平、余力步、崔建华等人以义教为掩护常驻王兰庄,开展农村运动和建党的工作。他们正式办起了民校,并推举慕湘为校长。为了建校舍,慕湘起草了一份捐启,经市学联同意,即向市内各校学生募捐,很快募集大洋300元。全村男女老幼十分高兴,买来了砖瓦木料,大家一齐动手,没花一个工钱,就盖成了4间有玻璃门窗的瓦房。白天小学上课,晚上成人识字,免费上学,发给文具。王兰庄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学校,在附近村庄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校的建成,使我党的工作人员有了合法身份和栖身之地,同时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基地。
为了维护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经过慕湘、路平等与刘振奎商量,秘密组织起几个熬盐小组,巧妙地与盐警进行斗争。农民们在实践中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慕湘因势利导,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发展秘密会员,开始由十几个人逐步达到四五十人。农民救国会成为王兰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力量,为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王兰庄农民运动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困苦,与旧势力坚决斗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受到了很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支持学生办“义教”,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拥护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路平等经过考察了解,从1936年9月起,先后发展刘振奎、何文彬等人入党。同时,在王兰庄建立了党支部,路平任党支部书记,直接受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与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联系。到年底,党员发展到10人。1937年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王兰庄党支部遵照上级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启发农民群众的爱国心,并对蔡台、炒米店等地的警察所进行分化争取工作,还组织群众和小学生到警察所门前游行、演剧,到李七庄、八里台等村进行抗日游行。同年2月,在于台村建立了义教点,余力步去该村工作。5月,党支部又领导群众开展了反走私斗争,教育群众不买日本人的私货,打击替日本人贩运私货的奸商。为此,路平教大家唱了一首歌曲:“走私货,真便宜,奸商人,图小利。可是我问你,走了二车货,赚了几分几?要知敌人拿了你的钱,带来炸弹炸死你!”群众很快学会了这首歌,遇到运私货的汽车就包围起来,吓得奸商们不敢运日本货了。反走私斗争,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
义教工作为王兰庄带来了进步思想,王兰庄也成为这些进步学生心中的一片“故土”。1985年5月,“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曾在王兰庄参与义教工作的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再次到访王兰庄,表达了希望能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想法。当年12月9日,在王兰庄村义务教学点的旧址上,竖立起了“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教点旧址”纪念碑。1987年,“一二·九”陈列馆落成,但规模较小也没对外开放。后来,王兰庄村进行提升改造时,村党支部把“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列入整体规划中,一是为了纪念先烈,二是为了进一步激励党员群众前行。
此后,在长达一年多的史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曾先后6次进京,分别拜访了曾参与过义教的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原国家煤炭部副部长徐达本、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思毅等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这其中让工作人员印象最深刻的,是与薛明的一次见面。当时薛明老人已86岁高龄,很少见客。但当她听说王兰庄有人来拜访时,很快就接见了大家。一见面就说,王兰庄的人好,革命基础好,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工作人员询问是不是可以录像、留存一些影像资料时,薛老严肃地拒绝了,她说:“在斗争中千千万万的英烈牺牲了,和他们相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不算什么,胜利属于人民,不要宣传我。”
2003年12月9日,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真实地再现了1936年学生们到农村进行义教的历史镜头,激励后人向革命先辈那样,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努力工作、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为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谱写新的诗篇。
纪念馆位于西青区李七庄街王兰庄村王兰庄花园内,是天津市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津市青少年“五爱”教育阵地。纪念馆于2003年正式开馆,与王兰庄村革命遗迹“老台子”相邻。馆内主要展出照片、报刊、回忆录、实物、图表等资料,分为“‘一二·九’运动”“‘五·二八’运动”“到农村去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进步学生在斗争中成长”“在抗日救亡浪潮中诞生的王兰庄党支部”“发扬革命传统振兴中华”等六个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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