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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字团”的抗日活动
来源:天津图书馆   2022-10-31 16:08:28

  “工字团”崛起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御外侮的庄严战幕。当时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无不同仇敌忾。在敌人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华北的大片土地沦陷了,平、津沦陷了,许多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行列。

  当日军进攻天津时,河北工业学院已遭战火浩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有目标地投下炸弹,将学院的建筑全都破坏,耗资三十万元新建的水利实验馆也被炸毁,校舍荡然无存,引起了全院师生的极大义愤。这年冬季,以路秀三为首,召集马澧(电机系主任)、杨拾三、连芬亭、洪麟阁、赵显斋(校友,当时在唐山永利碱厂分销处任经理)和张秀岩等人,在英租界伦敦道伦敦里4—5号(现和平区成都道鹏程里)一起研究对策。面对学院已成废墟,与会人士仇日抗日之心异常激烈,一致认为应寻找出路,抗御外侮。后经路秀三、杨拾三、马澧三人联系,他们一同参加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简称天津人民自卫会),这是一个地下组织,成员有王若僖(国民党人士、天津电信局局长)、路秀三和李楚离(共产党人士)等。当时参加的人有赵显斋、洪麟阁、连以农、司可荣、杨效昭(杨拾三长女)、杨效贤(杨拾三之侄)、杨效棠(杨拾三次子)、杨启伦(杨拾三之堂弟)、马树璐(马澧长子)和张秀岩等人。这些人在天津人民自卫会名义下组织起来,定名为“工字团”,由路秀三和王若僖负责,参加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并联系买枪械,利用运煤的火车将武器偷运到冀东,准备与日军拼命!

  地北坨洪杨起义

  经过“工字团”的一番努力,做了许多组织和发动工作。首先由洪麟阁、杨拾三带领有关人员,陆续潜离天津去到冀东。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洪麟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地北坨村)和杨拾三在地北坨举行了起义。由于老百姓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乡民们对日寇怀有刻骨仇恨。洪麟阁在家乡玉田县地北坨一带很有声望;杨拾三原籍迁安县,与玉田相近,他在家乡一带也很有声望。因此,由他二人为首发动农民起义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当时,将起义地点设在地北坨,建立起一支游击队伍,定名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四军分区、游击队。活动范围是丰润、玉田、遵化三县。这支游击队是和邓华、宋时轮队伍(简称邓宋支队)及李运昌的冀热察边区司令部并肩作战的,司令员是洪麟阁,参谋长为李楚离,政治部主任杨拾三,经理处(军需处)处长连以农,军法处处长马溪山(字伯元)。因连以农经常外出联系工作,由张秀岩代理经理处处长职务。这些领导人员都是经过天津人民自卫会任命的。

  冀东各县土地肥沃,地方富庶,老百姓生活原本比较富裕,乡民们几乎每家都有自卫枪支。游击队在起义初期人数较少,后来逐渐壮大。队伍每到一处首先和地方“维持会”联系,然后发动群众,号召献枪、献粮和动员青年人参加队伍一起抗日。乡民们目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对民族的苦难遭遇都有切身体会,因此对游击队表现了无比的尊重和热情。老百姓主动、积极地支援枪支、弹药,有的人把整箱的弹药支援给游击队。每到一处,群众捐献的炒米总有十麻袋到二十麻袋。有的连人带枪支弹药一起到游击队,一时形成了参军热潮。当时游击队的人数已达二千多人,组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常之玉,第二中队长杨寿卿,第三中队长常之英(包括司令部卫队)。

  队伍建立起来以后,立即向敌人发动进攻。首次战役在同年六月下旬发动,首先攻打玉田城,士气十分旺盛。敌人的武器虽然比我们强,但他们人数少(城内敌军总共只有几百人),又因我方攻城出其不意,玉田城很快被我军占领了,洪麟阁的侄子和一些官兵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日军官兵除死亡的外大都逃跑了,只剩下一个日本电信局长;部队进城后将他杀了,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

  首战攻克玉田城,鼓舞并增强了乡民抗日的信念,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冀东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玉田、遵化、丰润一带农民响应起义的十分踊跃,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不计其数,这支游击队不断地扩大,最后达到五千余人。

  第二次战役在同年七月上旬,目标是攻打沙流河镇。事先我方派侦查员到该镇探听,得知敌兵驻扎沙流河的人数较少。我方以一部分主力,仅用半天时间,将驻守沙流河镇的守敌打垮,收复了该镇。不久,又有计划地进行战略转移。

  第三次战役在同年八月中旬攻打小狼山。不意在途中和敌军遭遇,因敌军人数较多,用机关枪、小钢炮向我方射击,我方官兵伤亡较重。但游击队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在与敌人激战中杀伤了许多敌军。这一战役,洪司令员的卫队长(姓赵)英勇地牺牲了。

  第四次战役在同年九月,部队准备到鲁家峪,途中与敌军遭遇。我游击队立即占据一山头,另一山头被日军占去,敌人用小钢炮向我方射击,我方以机枪还击,相持十几个小时。黄昏时刻,敌人停止射击,我方乘机集合队伍,向柴沟铺转移,经过夜间急行军到达窝洛沽,队伍进行休整。

  自从游击队建立以来,除了打过几次较大战役,还经常派侦查兵外出侦查敌情,发现敌军人数少,我们就主动进攻,破坏敌占区的电线杆,砸毁敌军的汽车,切断敌人的电话、电灯线路,使敌人终日不得安心,因此敌人将洪、杨地北坨起义称为“洪杨之乱”。

  “工字团”再起抗日至日本降伏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后,司令部便驻在鸦鸿桥。李楚离参谋长来到鸦鸿桥和洪、杨研究工作,并转达共产党军方领导人萧克和邓华的建议,“让正规化队伍再回原地配合八路军作战”。经洪、杨同意,我军全部由鸦鸿桥开赴铁厂整训。我们白天住村庄,夜间行军,沿途遇到小股敌人就消灭掉,遇到敌人大部队就避开。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几个敌军和几匹马,他们是送给养的,我们消灭了敌军,并缴获了马匹和给养。又一次,走到怀柔县的一个村庄叫台头村,到那里需要经过一座山,时已傍晚,还没等过山,敌人发现了我们,他们的机枪象雨点一样围绕着我们射过来,我们立即隐蔽观察,没有还击。深夜敌军走了,我们整队集合,人员无一伤亡。走到台头村时,天正下着雨,老百姓告诉我们李运昌的队伍刚刚走,这个村已没有余粮了,官兵仅以稀粥充饥。虽然环境艰苦,条件恶劣,但官兵们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拂晓,我们发现了敌情,敌人的骑兵包围了指挥部,洪司令员带卫兵们英勇奋战,正面的敌兵被我军击退。他们退缩到一所宅院里,洪前往追击,敌军的其他骑兵又来包围,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人数和弹药相差悬殊,结果,洪司令员腿部受伤,眼睛被炸。当我军被包围时,洪司令员即派一通讯员往第二中队送信,调杨寿卿部援救,在支援部队尚未到达前,洪司令员及其卫队二百余人在激烈战斗中均壮烈殉职。洪的遗体装殓在老百姓给的一个木箱里,停放在当地的土地庙内。

  洪麟阁牺牲后,士气立刻低落,战士大都离散,前往铁厂整训已有困难,经在阵前的部分领导人研究,决定暂先回到天津,重整旗鼓,以便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回津后,我们住在英租界益世里(今和平区柳州路)。不久,李楚离也赶到天津,和“工字团”主要成员杨拾三、路秀三、马溪山、连以农和张秀岩等共同商量,将干部分成三部分,作如下安排:

  1、杨拾三、乌溪山、连以农、杨效贤去涉县(在邯郸附近),投奔杨秀峰。

  2、第二中队长杨寿卿来后,经过研究,立刻返回冀东,投奔李运昌。其他第一中队长常之玉,第三中队长常 之英单独参加八路军。

  3、留守在天津的路秀三、马澧和张秀岩,以及这些抗日家属都住在英租界,以天津为基地,并委张秀岩在天 津负责后勤工作。在英租界狄更生道(今徐州道)建立一个掩护点——义聚合米庄。张秀岩在这里当了三年 “经理”。从外观上看是做米面生意的,但实际上是抗日游击队的供应处,又做为当时在天津的华北党政军 联合办事处的一个联络点。张秀岩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是由路秀三介绍的。

  关于“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华北地区设立的一个抗日地下组织。一九三七年底在天津设立,王若僖是负责人。主要成员有路秀三、王任远、许惠东等。联络点除了义聚合米庄,还有王任远在法租界教堂后(在营口道与贵阳路之间)开设的广生祥米面庄(经理姓蔡)。在王若僖被日本侵略者通缉逃离天津后,由阴耀武担任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负责人。

  以后,驻津日军通缉路秀三,他就跑到重庆去了。一九四三年二月初,联络点被日军破获,张秀岩被日本驻津清水宪兵队逮捕。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软硬兼施,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宁死不屈,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又把他押解到日本驻北京一四○七部队法务部监禁(现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九月六日释放了全部被捕的人。

  天津河北工业学院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学府。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部分在校教职员和校友,以实际行动谱写了光荣的抗日史篇。他们受苦受难,浴血奋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充分地体现了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牺牲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学习的。在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了祖国的神圣解放事业,献出了热血和生命。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继承抗日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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