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一场战役中的抗战记忆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何玉新   2023-01-14 14:38:37

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被炸后的南开大学秀山堂残迹

被轰炸的天津市政府

 轰炸后的津浦铁路局

被炸毁的天津总站铁路管理局大楼

1937年日军在天津街头

1937年7月28日，驻守在天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奋起迎击日本侵略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图为该部官兵战前在天津城区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

　　1937年7月29日，天津打响了对日主动出击第一枪。近万名中国军人和保安队员，在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指挥下，历经15小时浴血奋战，占领了日军在天津的海光寺兵营、东局子机场以及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东站(今天津站)等军事要地。但由于孤立无援，而日方轰炸机和援兵及时赶到，最终我军被迫撤出市区。

　　天津抗战，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大规模对日主动出击的第一战，给日军以重创，显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和炽热的爱国精神。三十八师在这场战斗中磨炼了意志，积累了经验，成为日后抗日战斗中的一支劲旅。

　　战局紧迫 一触即发

　　天津抗战的爆发，是当时局势下的一种必然。

　　天津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日本侵略者一直把天津视为其策划侵华阴谋、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巢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加速进行攻占天津的准备，强占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机场、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将塘沽沿海码头完全占用，设立运输部，驻在塘沽的一千多名日军与我大沽驻军隔海河对峙。

　　天津党史专家王凯捷在《天津抗战》一书中提道：“就在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做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由于我方不允许日军利用平津路运兵，增援日军多乘汽车或步行，沿平津路通过。廊坊、安次一带是日军必经之地。7月25日下午3时，一个中队的日军打着沿途检修电话线的旗号，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廊坊。日军的企图很明显：占领平津间的廊坊，保证后面的兵力运输。驻扎在廊坊的是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旅长刘振三、团长崔振伦。刘振三向师部请示，李文田回复：“让敌人兵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日军到达廊坊后，要求出站宿营，被我军阻止，日军强行出站，向市区方向构筑工事。刘振三再向师部请示，李文田下令：“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于是，刘派员要求日军停筑工事，日军竟要求我军撤出营房方可停筑。刘振三请示师部，李文田指示：“不能让出营房。”

　　不久，二二六团与日军接火，刘振三向师部报告：“敌人向我进攻，我们不能等着挨打，怎么办?”李文田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军部和张自忠师长报告。当时二十九军将领正在北平宋哲元寓所开会，宋、张研究后，仍决定和平解决廊坊冲突。李文田电话嘱一一三旅参谋长李树人，中日双方将连夜派人到廊坊制止冲突，要求我军暂时不要还击，小不忍则乱大谋。

　　此时，北平周边已陷入混战，第三十七师在卢沟桥等地与日军激战，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三十九旅驻扎通县的傅鸿恩营也与两千名日军交火。在天津，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进行包括巷战在内的战术演习。27日，日租界实行戒严，大战已迫在眉睫。28日下午4时，日军“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中将率百余架战机抵达东局子机场!

　　周密部署 喋血一战

　　当时，第二十九军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交锋激烈，兼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到北平治病，并主持和谈，天津的军政事物主要由三十八师副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兼公安局长李文田主持。

　　7月27日上午10点，李文田与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市府秘书长马彦翀在奥租界李文田的寓所(今河北区胜利路)开会。与会众人意见不一，有的主张立即打，有的主张等待北平指示。祁光远建议对日军司令部发动袭击，以求先发制人，不能坐视其在海光寺调兵遣将。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坐等上峰的命令，只会错失良机。

　　此时，中国军队在天津市内及郊区的兵力，包括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第一一二旅的两个团、第一一四旅的一个团，以及六个保安大队，总计近万人。日军在天津的兵力，因有一部分增援北平，所以只剩下三个步兵大队和七十九联队直属步兵五个小队，总计约三千人。

　　第二十九军士兵装备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支20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两门、枪榴弹两支、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堪称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并且，这些士兵多来自北方各省，体格强健，军事素质和精神素质都与日本陆军旗鼓相当。

　　综上原因，李文田认为：可以打!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日军兵力增多，再打就难了。

　　会议持续了十几个小时，27日晚上，南苑等平郊地区已全面陷入激战的通报及师长张自忠“协同军警，相机应敌”的指示相继传到天津。众人终于达成共识，推选李文田任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定于29日凌晨2点对日军发动进攻。

　　7月28日一早，各部队开始紧张备战，每名士兵配发干粮，军用水壶灌满绿豆汤;负责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每人还配发了少量汽油和火柴，计划烧毁日军飞机。

　　29日凌晨2点，中国军队在海光寺日本兵营、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机场等处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这是这一阶段中国军队唯一一次主动对日军发起进攻。当日出版的天津《益世报》刊登了由指挥部发布的抗日通电，电文称：“日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

　　数路并进 摧毁敌阵

　　战斗打响了。

　　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独立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二营、保安第三大队，在祁光远的指挥下，猛扑海光寺日本兵营。可以说，这是日军在天津的“心脏”。日军架起大炮阻击，步兵则利用坚固的工事和凶猛的火力拼命死守。中国官兵几经冲锋，天快亮时打到日本兵营外围，占领了东停车场。早上5点，日本空军的9架飞机由东局子机场方向驶来，向中国军队扫射，兵营中的步兵也趁机反扑，双方几进几退，战斗极为惨烈。

　　从凌晨两点到5点，经过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今兴安路)、旭街(今和平路)、福岛街(今多伦道)三路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组织“义勇队”，各级负责人均由退伍军人担任，配合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

　　负责袭击东局子机场的是独立第二十六旅某部和保安第一大队。机场停着三十多架日军战机，日军有一个步兵中队扼守此处。在夜幕中，我军一名营长与两个排长冲在最前面，用大刀砍倒了机场门口的两个哨兵，众人一齐杀进机场。正在熟睡中的日军发现被袭，慌忙起来抵抗，我军战士挥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

　　曾出版《抗日战争的细节》一书的天津作家、历史学者魏风华，通过查阅大量中日两方的历史资料，还原了这一段战争的细节。“面对停机坪上的飞机，我军士兵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念头——摧毁它!但是却没有太多办法，只是用火烧、用刀乱砍、用手榴弹炸，发泄心中的仇恨。有一些日军抢上飞机，准备发动起飞，有的中国士兵抱住机翼不让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跌伤了好多人。那一战，我军士兵砸毁、引燃了十余架敌机。我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将日军压迫至机场办公楼和营房工事中。”在魏风华看来，这是平津激战中最悲壮的场面。

　　抢占铁路东站的任务，由宁殿武率领保安第六大队承担。保安队提前通过意租界(今意式风情区附近)北部包围了东站，并在凌晨两点发起攻击。日军的守备部队四百多人拼死抵抗。中国军队很快占领了二站台，继续向一站台攻击。到黎明时分，日军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只得放弃车站，退守到车站后面的仓库。

　　独立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团长朱春芳率三营和保安第二大队攻打天津总站。在我方事先布置在北宁公园的大炮轰击掩护下，步兵发起攻击，总站被攻克，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北宁铁路总局(今铁三院对面位置)。

　　这支队伍继续向前，冲到北站外公大七厂(今天津印染厂)西侧。被日本人抢占掠夺的公大七厂，此时是日军临时的军事基地，驻守在此的是日军岩井部队，厂内日籍职工也都腰束皮带，配备枪支弹药，加入战斗。一批中国工人被强制留在厂内，成为日本人要挟我军的一个砝码。

　　凌晨两点半左右，我军炮火在公大七厂围墙上炸开一个豁口，两百多名战士一拥而入，很快占据厂区，破坏了发电机房。双方进入对峙状态，战至清晨，电话线被切断，公大七厂成了“孤岛”。29日上午，我军战士又与日军在工厂南侧交火，并焦急地等待援兵。也有的战士混进工人中，藏在车间里工棚里寻找机会。

　　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完全打乱了日军的计划，只能凭借坚固的工事仓促应战。事后有报刊记载：“我当局所属之保安队警及各部队，久历戎行，迭遭巨变。对于日军之一再压迫，容忍已久。一旦参与守土卫国之战役，无不奋勇当先，踊跃效死。”天津市民听到对日开火后热情高涨，自发组织车辆运送兵员和弹药，给阵地送水送饭，有些商店甚至将自家大门献出充作工事。学生组织也以南开大学为基地进行宣传鼓动、救护伤员、运送弹药。

　　孤军无援 错失战机

　　中国军队不断给日军造成重创。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在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参事森岛守人的电报中疾呼：“从29日2时左右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危惧的状态。”

　　日本方面调动北平日军高木义人支队、关东军堤不夹贵支队、第二旅团增援天津。29日下午两点半，日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飞机过处房倒屋塌，烈焰腾空。李文田的总指挥部也被日军发现，十几架敌机轮番轰炸，指挥部和前线各部中断联络。李文田只好暂留李致远和几名传令兵在指挥所内驻守，自己与其他随员转移到一公里以外。

　　这次轰炸，对天津城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1937年7月29日出版的《益世报》刊发题为《日机轰炸烽火弥天，津市精华损失殆尽——昨晚炮声隆隆至今晨未息》的消息揭露日军罪行：“晨2时之后，全市民众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晨报》登载：“东总二站全被日机炸毁，并飞华界扫射，居民死伤无数……河北一带，日机过处烈焰腾空，房屋倾圮，数处起火，迄晚未熄，损失奇重。”当时南开大学破坏尤甚，秀山堂、思源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成为轰炸重点;北宁铁路总局、天津市政府被炸成一片废墟;南开中学、造币厂、李公祠、择仁里、庆记东里、稻香村等十余处也惨遭轰炸。天津市民罹难者达两千多人，市区各街道尸体纵横，惨不忍睹，十万余难民无家可归。

　　战至29日下午一点半，海光寺方面祁光远和宁殿武向李文田报告，部队已基本打光，请求增援。但原定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一二旅主力部队被日海军牵制在小站和大沽口一带无法抽身，我方兵力捉襟见肘，山海关、廊坊及大沽方向日军增援天津的消息也传到指挥部。中国军队逐渐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为避免全军覆没，李文田在请示宋哲元后，决定于29日晚撤退。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

　　津郊作战 抵抗到底

　　作战部队撤出天津市区，向津南良王庄方向转移。李文田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即匆匆而去，家人安危，已无暇顾及。撤退时已是深夜，部队所经之处，百姓纷纷送行，眼含热泪告别英雄，也有青年要求随军参战。

　　更为壮烈的是，一批滞留在市区的战士仍在不屈不挠地与日军巷战。零星战斗在市内持续不断，30日下午3点多，日方派骑兵百余名在全城到处放火，并实行所谓“扫荡”，8月1日，日军宣布“扫荡大体结束”，但又承认“尚有一些保安队员未被肃清”。

　　王凯捷在《天津抗战》中谈道：“天津沦陷后，日军惨无人道地对天津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有据可查。”7月31日，在东站水塔下，日军残酷杀害了46名铁路职工。同日，又在东马路开枪射杀无辜百姓。从8月3日起，日军开始在市内实行大规模搜捕行动，凡认为可疑的人即被带走或枪杀。8月29日，日军在北宁铁路医院内把未来得及撤走的一百多名伤兵全部刺死在病床上。据当时《新华日报》报道，日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残杀我同胞不下3000人，手段残忍，令人震惊。

　　8月初，李文田以独立第二十六旅朱春芳团扼守静海，令其余各部于马厂、大城、青县一带集结，布置妥当后即赴河间和沧县，向宋哲元汇报天津作战和部队整顿布防情形。日军由天津沿津浦铁路继续南侵，第三十八师在良王庄、独流车站、大沽以南等地组织防御，利用阵地战与游击战结合，节节抵抗。部队在静海坚守了一个多月，后来由第三十七师的张凌云旅接防，独立第二十六旅退到马厂减河以南休整，构筑新的阵地。

　　9月上旬静海失守，第三十八师与第三十七师会合，继续构筑防线，阻止敌军南下。至此，天津战役及其近郊战斗，暂告结束。

　　天津陷落后，随即成为日军侵华部队在华北最重要的登陆点。据魏风华考证，“南京大屠杀罪魁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谷寿夫第六师团，以及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等日军部队，都是在大沽口登陆并投入侵华战争的。”而对天津抗战的评价，魏风华分析认为有三个要点，“一是我军无论指挥官还是战士都非常勇敢;二是打迟了，没能全面获胜，很可惜;而第三点，则是无奈，即使早打，结果也很难抵住日军的侵华战争，只不过是推迟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