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天津三宝
来源：今晚报 2015年9月19日9版   2017-10-10 15:34:16

　　张道梁

　　津人都知道天津卫三宗宝是鼓楼、炮台、铃铛阁。上世纪30年代，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永利、南开、《大公报》。

　　永利碱厂是范旭东创办的，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开中国化学工业先河，打破英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销碱的垄断。此前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也是生产精盐第一家。他在南京创办的永利合成氨厂，为生产农肥打开新路。1937年抗战之初，范旭东与李烛尘等撤退到四川，重建了永利、久大厂，历经千辛万苦，成绩显著。

　　1904年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培育出无数人才。1937年抗战开始，南开遭到日寇焚毁。抗战中张伯苓主持的重庆南开中学，办得有声有色，有口皆碑。

　　对永利、南开、《大公报》这三宗宝来说，我独对《大公报》接触较多，它对我的影响也最大。那时家兄荫潭在《大公报》经理部做职员，每晚带回一份，使我有机会从14岁就成为它的读者，受其影响，我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大公报》首先报道了日本关东军在9月18日晚突袭沈阳的消息。其编辑重点放在“明耻教战”上，就是让人们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的由来，并创编《军事周刊》，阐明现代战争与武器发展情况。王芸生系统地编写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报上连载，促使人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制定侵略中国的政策。

　　1933年，日寇继续侵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望风而逃，侵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鉴于大军压境，《大公报》1936年在上海创办沪版。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沪相继沦陷。《大公报》本着坚决抗战的态度，在津版、沪版停刊之后，又在香港、汉口、重庆、桂林出版。

　　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在言论中从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途发生动摇。其战地记者写的可歌可泣的报道，鼓舞着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

　　在重庆，《大公报》报馆几次受到日军飞机轰炸，人们不得不在半山腰防空洞里办报。在重庆被炸得最严重的时刻，张季鸾授意王芸生写一篇《我们在割稻子》的社评，以泰然自若的坚定信心回答日寇的轮番轰炸。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46年我在《新生晚报》工作，被选为天津记者公会和报业公会常务理事，结识了《大公报》的很多人，有张琴南、严仁颖、赵恩源、李清芳等。我的故乡宁河潘庄的小学老师杨克武和中学同学张之俊(即张高峰)也在《大公报》，因高峰首先报道被隐瞒的河南灾荒，报纸被勒令停刊三天。我最常接触的则是副经理严仁颖，他在战时任驻美记者，曾将在重庆防空洞里以粗纸印的《大公报》赠给罗斯福夫人，罗斯福总统大加赞赏。

　　据资料记载，天津沦陷后，蒋介石曾召见范旭东、张伯苓、胡政之(《大公报》总经理)，对他们所经营的事业遭到损失表示慰问。而这三位所经营的事业，正是天津的三宗宝：永利、南开、《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