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人民反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斗争
来源：唐山党史网 （选自《唐山党史》内刊第2期）   2022-06-18 09:57:06

　　日本在武力夺取东北三省和热河后，又以武力威胁、政治阴谋和经济侵略相配合的手段，逐步攫取华北主权，史称“华北事变”。1935年6月27日和7月6日，日军以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为借口，蛮横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野心。此后，日本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并把突破口选在冀东。

　　自《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地区被划为非武装区，不准中国驻军。其所划滦榆、蓟密二区，名义上受河北省管辖，实际上在日军掌控之中。至1935年下半年，殷汝耕已实际独揽两区军政大权。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在冀东执政期间与日本商界狼狈为奸，纵容日货大量走私入境并从中牟利。他不仅与日本社会关系密切，而且接受日本关东军的领导和援助。这样一个里通外国的汉奸，对急于策动冀东“自治”的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合适的人选。10月，日军指使香河汉奸“暴动”，并一度占领县城，要求“自治”，实际上是一次观察国民党政府反应的预演。稍后，日本帝国主义于11月25日唆使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奉行亲日卖国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一经成立便开始加强殖民统治。在唐山设置以殷体新为主任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唐山办事处”，接收唐山统税所。在唐山、滦县等地设日本领事馆与宪兵队，在各县设日本顾问，控制生死赏罚大权。成立公民防共协会，发布告“悬赏缉共”，进行政治清洗。收缴民间枪支，建立五家连保制度，以种种残酷手段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伪政权还扩充“保安队”，作为其武装力量，对地方武装保卫团进行整编训练，统归各地警务局指挥，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北宁铁路沿线车站和重要城镇均驻日军，控制交通要道。日伪在拥有10万人口的唐山城区(含开滦矿区)驻扎军警约3000人，经常打靶、演习，扰乱恐吓人民。

　　在经济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帮助日本掠夺冀东资源，庇护日本武装走私，摧残中国国民经济。据天津、秦皇岛海关调查，仅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经由冀东偷运到天津的日货偷漏关税合国币3460多万元。在日伪势力摧残和压榨下，唐山市工商业日趋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文化领域，伪政府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全面修改冀东学校的教科书，删去一切带有中华民族意识的内容，课本由伪满洲国印刷，由冀东伪政府专销。中学以上增加日文，广设日语学校，培植汉奸。在通州出版伪报，设广播电台，鼓吹“王道文化”。强迫订阅汉奸报与日本报。强迫各学校校长填写“反共志愿书”，保证校内不准有抗日活动或阅读进步报纸，并加紧拉拢收买上层知识分子。

　　为麻醉、腐蚀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地区进一步扩大推行旨在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三毒(毒品、赌博、娼妓)政策。其中以吸毒对人民的危害最大。唐山作为冀东的工商繁盛之地，浪迹东北的日本和朝鲜浪人竞相涌入，大量开设洋行、白面馆、赌局和娼妓馆。1935年2月，唐山名为“洋行”的贩毒、吸毒场所为164家，一年后发展到290余家。因吸毒死于街头者，仅1935年达2000余人。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唐山社会的大倒退，唐山人民陷入日伪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残酷统治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身受其害的唐山各界群众更是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唐山人民同仇敌忾，与伪政权展开激烈斗争。

　　1935年11月26日，伪政权出笼的第二天，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也明令通缉殷汝耕，但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继续妥协敷衍。11月27日，乐亭、迁安等5县县长拒绝参加伪自治政府，先后离职而去。玉田等11县县长先后声明“绝不附逆”。据当时通讯系统业务员称，殷汝耕接到全国各地反对、劝告、唾骂各种类型的信件与电报，每日不下数百件。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掀高潮。1936年春，中共京东特委组织部长兼迁安县委书记王平陆建立抗日游击队，并将原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一部改编为“抗日保国军”，在唐山北部山区黑河川、潵河川一带打击日伪政权。

　　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从通州沿长城到山海关“阅边”，中共迁安地方组织闻讯发动党员、群众在沿途各处张贴“打倒卖国贼”“打倒汉奸殷汝耕”的标语。当殷汝耕由遵化县到迁安县三屯营(今属迁西县)时，听闻迁安县境内长城、长河一带“抗日游击队十分活跃”的消息，非常惊恐，于是改变路线，调转车头逃往唐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各县人民还自发组织“反殷自治军”“反殷人民自卫军”“驱殷自卫军”等民众武装，一致反对殷汝耕汉奸政权的统治。殷汝耕对此十分不安，一面命令所属特警队抓捕杀戮;一面赶赴天津，请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派军队镇压。1936年12月，在唐山、滦县等地由伪政府召集的成立一周年纪念庆祝会上，所有被迫到会的中国人以沉默来对抗，拒绝呼喊口号，拒绝唱“冀东政府”歌，并将歌篇撕毁。在当天晚上的提灯会上，被迫与会者一致咒骂伪政权，把提灯游行称为“给冀东政府发丧”，变“提灯会”为“踢灯会”，多数人在半路上把灯笼焚毁。

　　唐山产业工人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36年3月，开滦唐山矿工人要求做“加班”，增加收入以维持生活，遭到矿方拒绝后爆发怠工斗争。斗争自3月开始至7月上旬结束，因此称“百日怠工”斗争。斗争中，日本驻军和伪冀东政府插手作祟，广大工人利用日伪与开滦资本家的矛盾，勇敢巧妙地开展斗争，结果伪冀东政府和开滦矿务局两败俱伤，工人取得胜利。11月，日本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强行接收华新纺纱厂一半的股份，从而使该厂管理权落入日本人手中。华新工人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广宽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伪统治的政治罢工。日伪当局镇压罢工，逮捕6名领导罢工的积极分子，开除十几名工人，妄图使全厂工人屈服。结果，大批工人离厂，抗议日伪暴行，给工厂生产造成严重困难，打击了日伪政权。唐山商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反对伪政府的经济掠夺，抵制伪钞流通，许多商号对伪钞有意不收不放，致使伪钞发行一年就被迫收回，停止流通。

　　教育界爱国师生是反抗日伪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唐山丰滦中学(唐山一中前身)学生出于对校方封锁政治舆论、讨好伪政府等举动不满，在高景云、郑朝珍等人领导下于1936年1月3日至5日组织全校师生举行罢课斗争。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师生坚决抵制挂伪政府的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仍然升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人民慨叹说：“冀东唯唐山交大是一片净土!”伪冀东政府于1936年决计接管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拟更名为“冀东大学”。学校师生闻讯后，举行罢课、集会抗议，反对更改校名，使伪政府的更名计划未能得逞。同年，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学生与北平燕京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取得联系，在院内办起一二·九流动图书社，开展革命启蒙教育，传播抗日救国思想。12月，该院学生还演剧募捐，援助正在抗击日伪军侵扰的绥远省中国军队。河北滦师校长王德周在校内领导师生创办刊物《冀东烽火》，宣传“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道理。滦师学生吴绍周、高朗豁等人，组织同学节衣缩食，购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及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刊物。他们组织同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救亡歌曲，鼓动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斗争。其他各县中小学教师中，抗日反汉奸政权的活动也很活跃，斗争逐步趋于半公开化。

　　1937年7月28日，驻通县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等人不甘心附逆，发动兵变，摧毁了伪政权，殷汝耕倒台。8月10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迁往唐山，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秘书长池宗墨接任“政务长官”之职，重组伪政权。为了掌握伪政府的动向，以便继续与其进行斗争，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姚依林派朱欣陶打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后任秘书厅秘书和警备科科长。朱欣陶利用工作之便，把敌军实力、敌伪内情等许多重要情报转达党组织，同时深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汉奸政权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唐山人民的痛击下，日益削弱，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8年2月1日，按照日本主子的意图，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短命的伪政权只存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可耻的一页。抗战胜利后，策划建立伪政权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都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殷汝耕、池宗墨和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罪魁祸首先后被审判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