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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抗日战争终点后的终点
来源:辽宁日报   2020-12-27 10:17:04

  2014年9月13日,重新整修后的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很多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念出墙上的8个大字。

  战火虽已结束,但战争遗留下来的侨民遣返、战犯的接收、改造与审判等问题仍需解决。历史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辽宁,这个全民族抗战打响的地方,同时又成为战争走向它真正终点的地方。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签字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此落下帷幕,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来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举国欢腾,万民同庆。14年的屈辱与抗争,数以千万计的流血与牺牲,都在这一时刻画上了句号。放眼神州大地,惨遭日寇蹂躏时间最长也是抗争时间最久的辽宁人更有理由纵情欢庆。

  战火虽已结束,但一场场没有枪声的战斗却接踵而至:战争遗留下来的侨民遣返、战犯的接收、改造与审判等问题仍需解决。是巧合抑或是必然,历史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辽宁这片土地和辽宁人的身上。这个全民族抗战打响的地方,同时又成为了战争走向它真正终点的地方。

  一段充满奇迹的归乡路

  9月10日,葫芦岛市。记者向出租车司机王绍永师傅打听日侨遣返纪念碑,他二话没说,拉着记者一路向南,出市区没多久,轿车停在了一个三岔路口处。

  一柱石碑在艳阳下巍然挺立,上书“日本侨俘遣返之地”几个大字,顶端有“1050000”一串数字。68年前,105万日侨俘从这里启程返回离开多年的故乡,风雨惨淡、络绎于途。而在海的那头,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同样矗立着一座“引扬(即从海外回国)第一步地”纪念碑。两座石碑隔海相望,见证着68年前发生在葫芦岛的那场人道主义壮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战后的日侨遣返,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战争遗留问题。10月25日,中美双方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在上海召开会议,就遣返日侨问题进行磋商,确定将滞留在各战区的所有日侨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

  而东北地区由于日本殖民时间最久,滞留在这里的日侨也最多,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达到166万之多。除一部分大连、安东(丹东)的日侨由苏联和东北民主联军负责输送外,其他绝大部分日侨均要在葫芦岛乘船回国。

  日本宣布投降后,即实行了“弃民”政策,侨民一夜间变成难民。将这么多难民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安全顺利地遣返回国,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就在这当年还很不知名的港口发生了。

  “为什么选择葫芦岛,是有其原因的。”葫芦岛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恺新对记者说,“当时东北地区有大连、营口、葫芦岛三座大型海港,但因大连和营口港当时被苏军控制,苏联方面不同意用大连、营口港遣返其他地区的日侨俘,而葫芦岛港水深港阔且长年不冻,能够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港口附近,交通运输十分便利。”

  在葫芦岛锌厂正门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个十分陈旧的货运车站,“马仗房站”4个字清晰可见。这里就是当年东北各地日侨乘火车踏进葫芦岛的地方。火车站不远处是一片低矮的小平房,据当地人介绍,这些平房是当年日侨下车后在葫芦岛短暂落脚居留的地方。

  “拖家带口、满脸尘土,有小孩因为没吃的被饿死。”建昌县魏家岭的张文明老人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日侨狼狈赶路的情景。

  平日里作威作福,如今作为战败国的侨民逃难赶路,这种惨状可想而知。既惶恐又疲惫的日侨们从东北各地集中在大城市,又从大城市有组织地乘火车到达葫芦岛,在这里,他们受到了久违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沦陷时期,葫芦岛人曾遭受了惨痛而深重的苦难,屠杀、强占土地等深仇大恨数不胜数。但面对手无寸铁已沦为难民的日侨,善良的葫芦岛人却表现出了以德报怨的品行。为日侨提供力所能及的衣食帮助,整个遣返期间,史料未记载一起伤害日侨的恶性报复事件。

  日侨遣返工作在中美、国共,“两国三方”的协调组织下有序进行。自1946年5月7日起,直到1948年,经葫芦岛出港的日侨俘总数为1051047人,中国军民的博大胸怀包括葫芦岛当地人的仗义之举令无数日侨深受触动。

  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当年遣返时只有15岁,成名后他变卖家产,筹资来东北拍摄影片《葫芦岛大遣返》。他在剧本中写道:“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那场战争没有清醒的认识?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战争所留下的灾难。”这位日本老人的心声也道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夙愿。

  一座再造灵魂的管理所

  9月12日,一个普通的周末,位于抚顺市高尔山脚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游客不断。“抗战纪念日刚刚结束,九一八又将至,最近所里的游客还挺多,全国各地来采访的记者更多。”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李伟笑着对记者说。

  站在灰色砖墙外仰望蓝天,让时间回到1950年7月21日。那天凌晨,结束了5年西伯利亚劳役生涯的969名日本战犯,在漆黑的夜色中踏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一段脱胎换骨的人生历程。

  根据当时中苏两国签订的协议,苏联将这些“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移交到抚顺接受教育改造,随后在中国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这其中,包括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等。巧合的是,一个叫大村忍的,当过10年的抚顺典狱长,而抚顺典狱,就是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些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怎样才能变成一个悔过自新、反对战争的“人”?这个世界性难题如何破解,不仅关系到日后审判的顺利与否,也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一切疑问都会被解开。这里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所带栏杆的大学校。只见监舍内窗明几净,阳光明媚,监区建有礼堂、医院和浴池等,充满各种刑具的刑讯室不见了,处决犯人的刑场被改建成运动场,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镇静间”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狱中甚至还辟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在此精神指导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这些战犯提供最好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伙食不满意提高伙食标准,犯人病了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对牙齿不好的给镶牙,残疾的配假肢。战犯武部六藏患脑中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卧床4年,竟没有一处褥疮。

  “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陈列馆的墙上贴着这样的管理条例。前来参观的冯女士边看边对记者感慨:“这些恶魔枪毙几百次都不够,管理所对他们实在是太仁慈了!”

  “翻看参观者留言簿,不少人有这样的感慨,都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其实当时在这里工作的管教人员一开始也都想不通。第一任所长孙明斋曾经转述过周总理的话,‘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李伟副所长告诉记者。

  一场公理正义的大审判

  在抚顺结束采访的第二天,记者来到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站在当年的审判席前,看到头顶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当年审判时的影像资料片,顿时有一种时空穿梭之感。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于今年5月18日开馆,经过重新修缮的陈列馆掀去了它“北陵电影院”的外衣,恢复了本来身份,一时间引来不少群众前来参观。

  在陈列馆的墙壁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在沈阳审判的有36名。”

  “开放军事法庭陈列馆的目的一是教育国人,勿忘国耻、牢记历史;二是公开史实,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说。

  为了审判日本战犯,1954年1月,中央从检察、公安、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350多人,组成侦讯队伍开展侦讯工作。周恩来对战犯审判专门指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最终只对45人进行了起诉,所有被告人均配备律师。

  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第一个受审的是藤田茂,26人出庭作证。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审判长问我:被告对于证人的指控怎么想?我觉得无懈可击,便说:完全属实,我的确做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

  出人意料的是,藤田茂只判了18年,折去在苏联、中国关押的11年,刑期只剩7年。全部45名战犯中,刑期最低的8年,最高的20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再一次触动了这些战犯的灵魂。罪行累累的铃木启久获刑20年,他在最后陈述时痛哭:“我表示衷心谢罪……我将牢牢记住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待遇。我坚决保证要彻底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重新做人。”

  有学者评论道:在此前的东京审判上,28名日本甲级战犯百般抵赖,企图逃脱法律的严惩。中国法庭上则出现罕见的情景,所有战犯无一否认罪行,无一要求赦免,相反都是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向中国人民请求严惩。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这场发生在沈阳的国家审判,是新中国政府依照国际法,彰显国家主权,在不受外来因素干扰下,所进行的真正体现中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正义审判,它的结果也将永载史册。

  一些难以忘却的纪念

  审判之后,被判刑的战犯被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这里从此改称抚顺战犯监狱。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战犯被提前释放,他们在辽宁关押改造的时间总共有14年,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间一致。

  从对日侨的遣返,到对战犯的接收、教育改造、审判并服刑。在辽宁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出出充满人道主义关怀和事关公理正义的历史大戏,辽宁人用自己的隐忍与付出将中国抗日战争引向了它应该走向的真正终点。很多归国的日侨和战犯都把辽宁当成自己的“再生之地”。

  日本战犯在归国后马上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认罪的藤田茂当选为“中归联”会长,余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去世时仍穿着当年周恩来送他的那件中山装。

  张恺新告诉记者,“近年来归国日侨与葫芦岛之间互访不断,2006年在大遣返60周年之际,我们还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让这座人道主义丰碑在葫芦岛、在辽宁一代代继承发扬下去。”所有这一切努力的目的,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9月11日,在采访间歇,记者来到葫芦岛龙湾公园,在一处小河边见到了静静矗立在那里的一块石碑,上面只刻有一个大大的“恩”字,经风雨洗刷略显斑驳。午后的阳光透过旁边4株银杏树叶子打在石碑上,树影婆娑,仿佛在述说一段尘封的故事,故事里饱含了日侨佐佐木宗春两次寻访救命恩人而不得的敬意与感伤。不远处,一场群众广场歌舞正在上演,歌声缥缈直上云霄。

  辽宁五处国家级抗战遗址

  在国务院日前发布的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我省五处抗战纪念遗址"榜上有名"。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建成于1991年,1997年扩建。总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主雕塑"残历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

  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今年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

  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日本前陆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位于抚顺市新抚区宁远街43号,1987年正式开馆。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先后收押、改造了包括溥仪在内的日本战犯982名、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府战犯71名、国民党战犯354名。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

  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孙家湾街道新园街1号,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这里埋葬着7万名死难矿工及抗暴青工的遗骸。他们大多数死于1936年至1945年,是日本侵略者残害矿工所犯滔天罪行的铁证。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滨河东路,建筑面积5040平方米。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抗击日军的英雄壮举。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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