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沈北地方史：沈北地区燃起抗日烽火
来源：《中共沈北地方史（1921－1949）》第二章节选   2025-10-09 16:08:35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奉天（沈阳）发动了旨在侵占东北，进而鲸吞整个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迫使驻守东北三省的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内，致使日寇长驱直入，东北的大好河山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疯狂镇压，开始了漫长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决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且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流亡在北平（北京）的东北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为了“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四处奔走，呼吁抗日救国。于是“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随即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于1931年9月27日，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支持和接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全国各地抗日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沈北地区人民纷纷起来建立抗日武装。当时，以家住沈北望滨屯的爱国医生于德霖和董楼子村的爱国志士张景恒（字润泉）为首，组织起了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

　　第一节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的创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爱国志士于德霖对日寇的法西斯暴行无比愤慨，为把日寇赶出中国，他立下了“不能救国安天下，枉为男子大丈夫”的誓言，决心抗日救国。

　　于德霖，字焕章，生于1864年，祖籍沈阳北郊望滨屯。祖传中医，医术高明，善治硬伤，为人忠厚正直，处事大方，病人无论有钱没钱，他都主动热情地给予治疗。因此，四方百姓都很敬重他，在各界人士中有很高的威望。1929年于德霖在奉天红十字会医院担任骨科大夫期间，由于经常给东北军官兵治病，结识了张学良的部下、爱国将领黄显声，两人志趣相投，成为好朋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德霖对日寇军队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残害中国人的暴行十分愤怒，决心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寻求抗日救国良策，他毅然放弃医生职业，于11月初只身前往锦州，找到当时负责组织东北抗日救国军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经多次商谈，黄显声根据他在沈北地区声望很高的优势，让他回到沈北地区组建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在沈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就地打击日寇，并委任于德霖为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司令兼沈阳、抚顺、铁岭、开原四县抗日民团总指挥，把沈、铁、抚、开四县的小股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抗日，还给他发了委任状和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的大印。

　　于德霖受命后，立即返回沈北，首先找到了董楼子村的张景恒和刘千户村（现沈北新区马刚乡马刚村）的刘汉东，研究共同抗日事宜。张景恒是于德霖的盟侄，毕业于北京商科大学，家有两千多亩地，对组织抗日义勇军早已跃跃欲试。经于德霖动员，他们积极投入组织义勇军的工作。首先，他们联络了铁岭境内大甸子、鸡冠山一带的赵亚洲和西北辽河套一带的“长江好”赵恩常。赵亚洲原是沈阳铁路路警，“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杨井良、杨振东等人在抚顺、铁岭交界的偏僻山区联络当地民团组建起一支抗日武装。后来，从沈阳撤出的兵工厂卫队营营长那锡山部下的部分东北军官兵以及王以则卫队连的部分士兵也相继加入。到1931年底，赵亚洲抗日总部发展到近2000人。赵恩常是富家子弟，因被“胡子”掠去当了首领，手下有千余人，报号“长江好”。于德霖、张景恒等人多次到大甸子一带动员赵亚洲、赵恩常等人参加抗日义勇军共同抗日。开始时，赵恩常对德霖等人不信任，怕是假的。为此，于德霖又特意去北京救国会给他们领来了委任状，任命其部为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1932年1月，赵恩常带数百人与抗日总部进行了联合。与此同时，在开原、西丰一带活动的绿林首领“金山好”也率千余人来到鸡冠山一带，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与抗日总部联合起来。后来，许多著名绿林豪杰如“绿林好”、“东边好”、“打天下”、“扫北”、“五洲”等也都参加了抗日总部。这样，抗日总部由原来五六百人发展到3000多人。赵亚洲任总司令，“金山好”为副司令。

　　同时，于德霖、张景恒还致力于组建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工作。他们联络了大蔡台一带的“压东边”（洪八）、辉山一带的“天义好”（宁二傻子）、下五旗的闫占一、南三家子孔繁曾、懿路村的马庆福、大甸子村杨家轩等参加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在清水台、刘千户和望滨屯等地也有200多名农民参加了抗日义勇军。这样，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为解决军需费用，于德霖卖掉了自己仅有的20亩地，张景恒也把家中的粮食和财物拿出来供义勇军使用。1932年1月底，参加九路军的各路人马陆续聚集到董楼子村，分散驻扎在董楼子附近村庄。董楼子村张景恒家大院为第九路军司令部，四面竖起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的大旗，义勇军战士每人胳膊上佩带着一个半红半白，印着“抗日救国”四个大字，并盖着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大印的袖标。2月1日晚，于德霖召集各路人马的头领开会，宣布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正式成立。会上，于德霖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其侵略行径，欺骗世界舆论，成立满洲国的罪行，号召全体将士齐心协力，团结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宣布了经东北抗日救国会黄显声将军批准的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的机构设置和干部任命：于德霖任司令员，张景恒任参谋长，车向尧任参谋；九路军下设两个旅，刘汉东任第一旅旅长，张丕模任第二旅旅长；旅下设团，杨长久、洪八、宁二傻子和马庆福等人分别任团长。至此，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正式组建。

　　第二节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活动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建立后，于德霖首先召集张景恒及各旅、团长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作战部署。同时，派出侦察人员刺探日军动向，并抓紧对队伍进行军事训练。为了配合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们结合实际情况，把日本铁路运输线和铁路沿线火车站的日寇驻军作为破坏和打击目标，分头出击，牵制日军的有生力量，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沈北地区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

　　1932年初的一天，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通过乱石山火车站的内线得知，有一列运送日本关东军的军车将于下半夜由南向北通过乱石山。接到这一重要情报，于德霖立即调兵遣将，派马庆福带领2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利用夜色作掩护，悄悄地将乱石山至得胜台两个火车站中间的一段铁轨扒掉，然后迅速撤离。猖狂已极的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距离沈阳仅几十公里，戒备森严的铁路上会出事。不久，火车冒着黑烟，风驰电掣地驶向已被扒坏铁轨的地点，只听一声声巨响，车厢互相碰撞着，东倒西歪地翻倒在路基旁，车厢里还在梦乡里的日本兵随着列车装运的弹药爆炸声上了西天，日军死伤80多人。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者，于德霖又指挥九路军部队对铁路沿线驻火车站日本守备队进行袭击。战士乔装打扮，连续对虎石台、新城子、乱石山和腰堡火车站的日寇进行袭击，先后缴获了50多枝枪和数匹战马，打得日本守备队龟缩在火车站里不敢出来了。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正当日本关东军积极为满洲国成立和溥仪上台鼓噪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表了《为“伪独立”、“伪国事”告同胞书》，号召东北人民“揭竿而起，拯救我国同胞于水火”，同时还指示派往东北各地的政工、军事人员发动和联络各地义勇军给日伪军以打击。沈北地区的各路义勇军积极响应抗日救国会的号召，准备相约攻打沈阳。1932年3月5日，杨家轩从铁岭大甸子派人到董楼子村找于德霖、张景恒联系。第二天，杨家轩、“长江好”、“压东边”、“六合好”、“老来好”等人带领各路队伍来到第九路军所在地董楼子村驻扎。于德霖、张景恒、刘汉东、张丕模与各路头领连续召开会议，共同商议攻打沈阳事宜。3月9日，赵亚洲率领抗日总队（第39路军）3000余人抵达沈阳北的百贯屯一带。随后，于德霖、赵亚洲等共同决定于3月10日拂晓发起对沈阳的进攻。具体部署是，“金山好”、“长江好”及九路军分别从小北门、大北门进攻，占领工业区；赵亚洲部从小东门、大东门进攻，占领兵工厂，然后集中围攻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但是，“金山好”部和张景恒、张丕模率领的九路军抢先于9日晚10时即由大北门攻入沈阳城，10日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包围了沈海车站，缴了所有路警及第11分局各分所警察的械，共缴获200多枝枪。打到太清宫后，赵亚洲部和“长江好”还没有攻进来，加之日伪军的围追阻截，他们不能按原计划前进，不得不撤出沈阳。由于“金山好”部抢先攻城，过早地暴露了义勇军攻城企图，赵亚洲部到达小东门时，受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日伪军阻击，激战到天亮，始终未能攻入城内。赵的后续部队在东陵一带又受到伪军的袭击，最后赵亚洲部不得不撤回彭楼子一带。是役，义勇军缴获了200余枝枪，击毙日本宪兵7名、伪警察4名，但义勇军损失也很大。

　　这次沈北地区抗日义勇军攻打沈阳的义举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沈阳日伪政权组织庆祝“满洲国执政”粉墨登场的所谓“国庆”部署。事后，国内一些报刊乃至国外的一些通讯社都报道了这一消息。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是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又是侵华日军首脑机关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手持大刀土枪的义勇军敢于袭击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对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是巨大的鼓舞。

　　第三节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失败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经过几次战斗后，特别在攻打沈阳之后，行踪已经暴露。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决定向辽河西转移。1932年3月中旬，马庆福带领队伍转移到金家沟（现大洋河村）时，被蒲河民团（地主武装）包围，当时敌我力量悬殊，马庆福武装自卫队只有40多人，被民团200多人围困在村外的一个地主大院内。马庆福带领队伍沉着应战，打死敌人3名。到了半夜，他们点着柴草堆，乘机从烟雾中撤走，无一人伤亡。

　　第二天，他们由南台进驻安家窝棚（现黄家乡安家村），驻扎在大财主安成保家。由于安成保的告密，第二天，驻虎石台日本守备队派出200多名日军，携一门迫击炮和三挺机枪从新城子火车站下车直扑安家窝棚。当日本守备队到安家村附近时，马庆福得到消息，立即做了安排和分工。马庆福亲自守东炮台，徐大个子守西炮台，南北炮台也派人把守。日军接近时，有个日本兵骑在马上用望远镜进行了望，突然被我们一颗子弹打中，栽倒于马下，日本守备队队长气得哇哇乱叫。他们便在村东设下机枪阵地，村南设下炮兵阵地，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猛扑过来。马庆福带领战士利用炮台等有利条件沉着应战，见一个打一个，打得日本兵懵头转向，寸步难进，他们只好用迫击炮和机枪向炮台猛打。马庆福还乘混战之机，率人下炮台夺得日军机枪一挺扛回炮楼，用敌人的武器打敌人。有个日本兵摸到东炮台墙底下，用枪刺凿墙，马庆福把手伸出墙，用手枪打那个日本兵，没有得手，突然日本打来一炮，一块炮弹皮划伤了马庆福的头部，他用布把头包扎好后，又回到炮台参战。日本守备队虽然人多，武器好，但从下午一点一直打到五点，始终无法接近炮台。最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猛轰炮台，将东炮台上盖炸飞，马庆福在炮火中壮烈牺牲。徐大个子率部继续顽强抵抗，直至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

　　马庆福牺牲后，第九路军其他部队返回董楼子、刘千户一带活动。此时，日寇任命张海鹏（外号张大麻子，原是旧军阀）为剿匪司令，带领蒙古骑兵第一旅第二团到沈北围剿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集中攻打董楼子和刘千户。义勇军第九路军一部在刘千户东南压葫芦山一带打了一仗后撤走，之后又在鸡冠山、三岔子一带打了几仗，大部分人被打散，其中一少部分向东撤出，后又转移到辽河北（闫千户、三林子、丁家房一带），九路军领导人于德霖、张景恒、张丕模始终跟队伍在一起进行战斗。

　　第九路军被打散后，沈北地区的日伪保安团和反动地主武装（东大会）等汉奸组织相继成立，到处抓捕抗日义勇军将领。

　　于德霖由于年纪大，不能随队转移，遂迁居沈阳，改名刘治国，在小北关山东堡开骨科诊所隐居。但于德霖并没有停止抗日活动，经常于深夜上街贴标语、撒传单，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并在标语、传单上巧妙地署上自己名字：“一点一横一竖勾，二人十四一心同，阴天不把雨来下，晴天就把雨来淋，要问我是那一个，我是抗日救国军”。他一直坚持斗争到“九三”胜利。日本投降后，于德霖改回原名，继续在沈阳行医看病，1955年回望滨村养老，1957年病逝，享年93岁。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参谋长张景恒在义勇军失散后带着长子张丕模由辽河北回到沈阳，不久又到北京见到了黄显声。他把大儿子张丕模留在北京，又只身回到沈阳与家人同住。为躲避日本特务的抓捕，他经常搬家。1933年农历正月初一，张景恒在沈阳家中被捕，后被押送到驻虎石台日本守备队严刑拷打。正月十四，日军将他押到古城子村，众多日本兵用刺刀将张景恒活活刺死。张景恒牺牲后，古城子张惠浮带虎石台日本守备队到董楼子村抄了张景恒的家，将财物全部拉走，没收了房屋土地。

　　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团长洪八在九路军被打散后回到村里，被汉奸告发，驻虎石台日本守备队出动100多人将他逮捕。后来，他在虎石台北大营壮烈牺牲。

　　1933年夏，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旅长刘汉东被抓到虎石台警察所，由于刘声望高、影响大，而且面对敌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敌人有所顾忌，没敢加害于他。后来，经多方营救，刘汉东被保释回家。

　　沈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成立后虽然只斗争了一年时间，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沈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在抗日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