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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
来源:辽宁日报 2012-08-17 作者不详   2016-09-20 10:04:35

  黑土地文化孕育众多辽宁名人

  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辽宁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义勇军和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血沃黑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和世界的尊敬。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中国工业领域的数百个“第一”,以“共和国长子”的担当挺起了新中国的钢铁脊梁。雷锋精神更是成为新中国崭新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步步紧逼,直至悍然入侵。辽宁人将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1931年9月18日夜,辽宁人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此,辽宁大地上的仁人志士开始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人人抗战”、“处处抗战”、“长期抗战”,到处摆开歼敌杀贼的战场,爱国军民前仆后继,以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英勇抗战,最终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为后世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文化。

  新中国建立后,辽宁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仅从1949年到1978年就创造了200个新中国“第一”。第一台卧式镗床、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大功率内燃机车……这许许多多标志性的“第一”,成就了辽宁“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的称号,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辽宁上缴中央财政累计约90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辽宁投入的2.7倍。

  辽宁人勇于担当、勤于学习、善于创造、乐于奉献的文化基因成就了阳刚厚重的工业文化,同时也产生了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劳动模范。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个年轻人的名字“雷锋”成为一种崭新精神风貌的代名词,这个成长在辽宁的年轻战士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表征。他的助人为乐、勤俭节约、敬业爱岗和集体主义,更与担当、包容、豪爽的辽宁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默契和协调,以致一直到现在全国人民包括辽宁人自己都会笑着说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

  由于辽宁在历史上军事、政治、工业等方面在世人印象中成就相当突出,往往被人误认为没有文化。但事实证明,辽宁的文化艺术成就无论领域之广阔还是水准之高超都令人刮目相看。

  曹雪芹与辽宁的文化渊源早已经得到公认,他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有大量来自辽宁的风俗习惯描写,仅辽宁的地方方言土话就有100多处。清朝著名文人王尔烈的逸事也是家喻户晓。至于各种表演艺术,更是辽宁人的强项,有着明显西方影响的话剧、电影、芭蕾、钢琴,辽宁的水准也不让京沪。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辽宁籍的大师、明星代不乏人,出现李默然、郎朗这样的著名艺术大师并不突兀。

  人才辈出

  在不同时期 辽宁人都有杰出代表

  多位专家表示,辽宁的文化名人都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辽宁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自身的突出成就闻名于世。

  “努尔哈赤、皇太极这两位清朝前期的君主在其当政时期,确立了八旗制度,翻译了许多汉族经典,对《诗》、《礼》等典籍也很重视。 ”张佳生介绍说,清前期文化中积极进取、忧患意识、民族融合的特点为整个清朝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基调。

  此外,其他时期的辽宁名人也都通过自身对所处时代的影响,创造了不朽的成就。

  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领衔东北抗战

  为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个人可以牺牲一切。王建学说,这是辽宁抗战文化名人的共同特点。

  张学良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是抗联的优秀领导人,也是受到广泛尊敬的抗日民族英雄。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市、县、乡,至于街道、学校、建筑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就更多了。曾在抚顺地区战斗过的杨靖宇与日寇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日军解剖杨靖宇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胃中没有粮食,有的是军大衣中的棉花、树皮和雪下的草根,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震惊和折服。赵尚志三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赵尚志负重伤被俘后,痛斥敌人,拒绝医治,壮烈牺牲。

  “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戎马驰骋在东北大地,率领抗日健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 1939年5月至9月,日苏之间爆发震惊世界的诺门坎战役,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立体战争。结果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惨败,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偷袭珍珠港,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覆灭。

  鲜为人知的是,在诺门坎战役期间,时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的李兆麟率部在嫩海平原上积极主动袭击日军,拔据点、攻车站、袭机场,使关东军无法从这里就近增派援军,牵制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苏军的战斗。为此,苏联政府专门为李兆麟颁发了红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著功勋。

  为抗日救亡到延安马加终成文学大家

  在文学创作方面,辽宁人马加的作品则以强烈的时代感,鲜明的地方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纯熟的群众语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马加1910年生于新民市辽河东岸的弓匠堡子村。 1928年秋,考入东北大学,接受了进步青年和革命文学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今北京)。 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读书会。 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在北平期间,创作诗歌《火祭》、中篇小说《登基前后》以及短篇小说多篇。“七·七”事变后,继续在关内做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马加来到延安。当年秋季,他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搞创作。1941年,马加又调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马加应邀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期间,马加分别在《谷雨》、《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散文、特写,并连载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抗战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随同大部队返回东北。 1946年和1947年参加土改运动。土改后,创作了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 1959年发表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这两部中篇小说在全国第一、二、四次文代会上得到充分肯定,《开不败的花朵》还被译成英、德、日、蒙四国文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加还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195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

  名人效应

  辽宁名人一直是地域文化的支撑

  众多辽宁名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全国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代表了辽宁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一直是辽宁地域文化的精华、旗帜和支撑,他们将辽宁文化中固有的进取、创新、善学、融合等文化基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焕发出令世人瞩目的光彩。

  辽宁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主流文化有重大影响。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满族在辽宁形成并崛起,努尔哈赤、皇太极继承辽宁古代文化传统,特别注重吸收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他们在辽宁确立的八旗制度明确传递出贯穿后世的一个重要文化观念:以文化和共同利益来确定是不是自己人。孔子和关公这两位“文武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显赫,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清代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崇。 “其实,满族对孔子和关公的推崇开始于入关前。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这样表示。满文创制前后,一些满族上层人士通晓汉语文,如努尔哈赤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感到受益匪浅。皇太极命满汉文兼通的文人译书,供满人学习使用,还命令王公大臣子弟15岁以下、8岁以上都要读书。那时满族普遍祭祀关帝,关羽是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的化身。

  “孤悬敌后,浴血奋战,当年抗联的艰苦世所罕见。 ”王建学说,当年日伪军为切断抗联将士和当地村民的联系,采取“集家并屯”等暴政,实行经济封锁,抗联部队在吃住方面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一日数战,数日一餐。 ”抗联将士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残酷的生存考验,林海雪原中他们风餐露宿,没有后方,没有给养,没有弹药,所需的一切都必须用鲜血和生命换取。在这样的形势下,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率领抗联将士在林海雪原中,从未动摇过自己对民族事业的信念,抓住每一个机会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胜利来临的时候。他们将刚毅负苦、坚贞不屈的抗战文化发展到极致,表现出共产党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勇于担当的豪迈气概。

  在中国文化中留下鲜明的辽宁印记

  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这些名人为代表的辽宁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文化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性影响,在全国乃至世界留下了鲜明的辽宁印记。

  “最早、最长、最艰苦”,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史专家谭译在接受采访时连用了三个“最”字评价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他认为,对抗联的历史地位要有更充分的认识。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在整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环境和斗争最艰险、最残酷。王建学认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东北抗日联军率先实践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人民的支持下,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为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共产党人和抗联将士的杰出代表,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这三位抗日民族英雄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由衷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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