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来源：陈文清   2017-10-12 15:10:38

　　回顾70年前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场战争，我们不难看出，作为那场战争起始点的辽宁，在关系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时刻，曾经扮演了尤为特殊并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为全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战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知，也应当永远牢记。

　　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地

　　相当长时期以来，对于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总是习惯这样表述：“中华民族经过八年全面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里的八年全面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算起，到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对于这种表述是不赞同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就已经开始了，此后连续不断地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才是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起始点，“七七”事变只是十四年抗战的一个重要节点，由“七七”事变开始的八年全面抗战，不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因此，不能把它确定为抗日战争的起始点。以十四年抗战说取代八年全面抗战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对中华民族漫长抗日战争史的唯一正确的表述。作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辽宁，顺理成章成为十四年抗战说的起始地。

　　其实，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早已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郭沫若也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一文中说：“‘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暴露了狰狞的侵略面孔，民族危机日紧一日，因而国内的一切势力便逐渐缓和了内部的斗争，而一致地集中到了抗日的旗帜下。”从伟大领袖和知名学者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皆是毫不含糊地将“九一八”事变视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起始点。

　　那么，为什么竟然很长时间以来存有八年全面抗战一说呢?其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是局部抗战，而“七七”事变后的抗战称为全面抗战，或者叫全民族抗战，由此便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战的起始点应从全面抗战时算起，于是八年全面抗战说就不胫而走。局部和全面(全局)是相互依存的，全面是从局部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自“九一八”事变时起，直到“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以及全国各地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中国共产党派出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到高举“誓死抗日救国”旗帜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到高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长城抗战;从中共在北平领导的“一二九”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到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共同发起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战，等等，各种形式的对日抗战一浪高过一浪。上述事实表明，“九一八”后的中国，局部抗战已经把中华民族的抗战连为一体，“七七”事变只不过是把全民族抗战推向最高的节点，实现了全面抗战。十四年抗战说早已载入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史册，其中已包含了八年全面抗战。

　　辽宁作为十四年抗战起始地，是一方承载着中华民族惨痛、悲壮情感和奋起、自强意识的热土，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挖掘和利用这一史实资源，激发我们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到现代化建设和强我国防、卫我家园的伟大事业中，为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打响抗战第一枪

　　中华民族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的。

　　究竟是谁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呢?目前主要有两说。

　　其一，说是王铁汉打响了抗战第一枪。王铁汉，别名王朝治，又名捷三，1905年2月生于辽宁省盘山县，时任东北军陆军第七旅620团团长。“九一八”事变时，王铁汉他们团与另外两个团驻扎在北大营。当晚10时25分，柳条湖的爆炸声刚过，埋伏在北大营墙外的日军，在火炮的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根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准抵抗，不准动”的电话指示，两个兄弟团开始向北大营东撤退，王铁汉团因没有接到要求他们撤退的命令依然坚守营房。直到半夜12点多，王以哲旅长打来电话命令王铁汉不准抵抗，等待交涉。19日凌晨1点半左右，日军在炮火掩护下越来越接近王铁汉团的营地，情况万分紧急，这时荣臻参谋长打来电话仍然命令不准抵抗。作为军人的王铁汉深知没有上级的命令是不能擅自行动的，可是此刻的王铁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义愤填膺地向荣臻申明：“敌人入侵我国土，攻我兵营，这可忍;可是国格、人格何以维持?官兵们个个愤慨，誓与北大营共存亡，现在敌人正炮击我营房，我团官兵不能持枪待毙啊!”王铁汉正率部准备撤退时，数百名日军疯狂扑来，面对如此气焰嚣张的敌人，他再也忍受不住了，立即向迫不及待的部下高喊：“给我狠狠地打!”激战中，日军又来了援兵，王铁汉部官兵只好放弃孤军奋战，于天快亮时突出重围，至此，东北军全部撤出了北大营。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当天夜里，确实是王铁汉率部违抗上级“不准抵抗”的命令，在辽宁沈阳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其二，说是黄显声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黄显声，1896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黄显声曾就日军可能发动袭击之事，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提出“应变建议”，当时张学良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没有采纳黄的建议，但表示“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据此，黄显声下令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派人来沈阳，领取了20万枝枪和50万发子弹，使之成为了后来辽宁各路义勇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之一。事变发生的当夜，日军分南北两路向北大营和沈阳市区进攻，黄显声坐镇公安局，指挥武装警察队伍与日军激战至19日清晨，牺牲了500多人，最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往锦州。沈阳沦陷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中心迁到了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黄显声代理军政的大部分工作。黄显声发动和组织了民众抗日武装，仅数月间，辽西义勇军队伍就达20路之多，总人数已达10万之众，使锦州成了辽宁西部抗日义勇军活动中心，由此，黄显声从打响抗战第一枪，一跃成为“血肉长城第一人”。后来黄显声成为了东北军高级将领，并于1936年8月被接纳为中共特别党员，1938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1949年11月于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笔者认为，上述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两说完全可以并存。我们可以称为他们是打响抗战第一枪之两翼：前者代表的是辽宁驻地的东北军正规军;后者代表的是辽宁的地方武装，他们分别在两个战场上打响了抗战第一枪，至于准确的具体时间谁先谁后，包括后者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关历史证据等，都不应作为打响抗战第一枪这个两翼之说的否定之由。尤其这二位都是出生在辽宁的人，我们应当为家乡人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中打响第一枪的人而感到由衷地自豪和高兴。

　　《义勇军进行曲》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定为代国歌，历经“文革”的反复折腾后，1982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重新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2004年又将其作为国歌郑重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今天，当我们辽宁人慷慨激昂地高声唱起那令人心血沸腾的国歌时，一种无比自豪和深切缅怀之情，常常禁不住在心中荡起，之所以掀起这种情感涟漪，其中理由之一是，这首国歌歌名中的义勇军就创始于辽宁，《义勇军进行曲》的发源地也在辽宁。经专家学者们多年来研究考证，无论国歌产生的时代背景，还是从歌词所表达的主题、主体以及具体内容，都与辽宁境内兴起的抗日义勇军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各地民众同仇敌忾，纷纷揭竿而起开展抗日战争，抗日义勇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抗日队伍应运而生，且迅猛发展壮大，博得了全国人民的瞩目和大力援助。1933年2月下旬，正当辽宁义勇军参加抗击日军的热河保卫战前夕，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有关负责人王化一、杜重远与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等率百余人，携弹药、服装等慰问品，到辽西建平县朱力科镇(当时属热河)的辽西义勇军所在地慰问。随行人员田汉、聂耳，接触和了解到义勇军的大量实况，成为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主要素材。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中将副总指挥郭景珊生前曾对其儿子郭春光说过：“1933年我去参加长城抗战期间，上海电影界有位姓田的人来到我们义勇军了解抗日情况，后来他又在北平与唐聚五了解了义勇军的情况。”另有史料显示，聂耳在听到义勇军营长刘凤梧指挥官兵唱辽西义勇军军歌――《义勇军誓词》后，情绪异常振奋，大受鼓舞。这些口述史料说明，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情和素材，就是源自义勇军官兵。

　　我们再来看辽宁境内的两首义勇军军歌与《义勇军进行曲》，其主题、结构乃至于遣词造句该是何等相似：

　　一首是辽西义勇军军歌《义勇军誓词歌》，它的歌词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的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另一首是辽东义勇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此歌很可能是田汉在北平访问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的唐聚五时了解到的)，其歌词是：“起来，不愿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

　　田汉和聂耳从辽宁抗日义勇军的生活源头积累了创作的情感和素材后，进行了再加工。1934年春，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田汉为其编写以长城抗战为背景的电影剧本，其主题歌《军歌》歌词就附在他所完成的《凤凰涅??》初稿的最后一页。后来田汉被捕，由夏衍接手赶写，改名为《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歌曲交由聂耳谱写，聂耳写完初稿后，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携带初稿去日本，不久将定稿寄回上海。后经夏衍等有关人员研究，将田汉的《军歌》与聂耳谱写的《进行曲》，统一改名为《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迅速唱遍了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着的神州大地，很快又唱到了二战同盟国的美国。

　　辽宁民众率先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以其血与火的战斗精神和誓死保家救国的赤子激情，深度感染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成就了国歌之魂。如今我们辽宁人高唱这首国歌时，重要的是要把先辈们为国为民的血性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继承下来，将其化作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华民族腾飞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无穷力量。

　　大批抗日民族英烈和仁人志士

　　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辽宁这片热土生长出许多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他们用正义的伟力和视死如归的胆识，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与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战的悲壮凯歌。他们中有的手执刀枪鏖战在血与火的战场，有的身无寸铁奔走呼号在看不见的战场，同样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英雄豪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国家授予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这些抗日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他们有辽宁籍人也有外省籍人，他们都战斗直至最后遗骨于辽宁，其人数众多到难以计数，可以从四个方面例举一二：

　　一是抗日义勇军队伍。“九一八”事变之夜，辽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就拉开了序幕，到1932年上半年，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已统编为5个军区，共50余路，总兵力达20余万人。后来抗日义勇军虽然有所低落，但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一直坚持抗战到底。组成抗日义勇军队伍成分比较复杂，有共产党员、农民、工人，有学生和知识分子，有警察和东北军军人，还有士绅和绿林好汉，是高举抗日斗争的旗帜，奋勇保家救国的共同志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义勇军里涌现出了众多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掀开历史的档案，赫赫在目的这些人是：辽宁抗日义勇军的主要创始人、“血肉长城”第一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黄显声;辽西义勇军首领高鹏振、郑桂林、蓝天林;辽东义勇军首领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辽南义勇军首领李兆麟、白乙化、李纯华、张海天、项青山等。 　　二是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东北抗日联军作为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一支抗日队伍，其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中不乏辽宁籍人;由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联第1军，自1934年开始进入辽宁东部地区后，主动出击，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在14年的抗战中，东北抗日联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击毙击伤十余万日伪军的辉煌战绩，牵制了数十万日军精锐不能南下入关。在这支英雄辈出的队伍里，曾先后有34名军级、50名师级干部战死在疆场。他们的忠骨掩埋在辽宁这块热土上，他们都是辽宁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民族英烈。辽宁抗战史册上记载着他们的英名主要有：东北抗联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东北抗联第3军军长，被日本侵略者叫嚣“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悬赏通缉的赵尚志(辽宁朝阳);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东北抗联创建人、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辽宁辽阳);东北抗联第2军军长、第3路军副军长王德泰(辽宁营口);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晋察冀抗日联军副司令白乙化(辽宁辽阳);南满游击队创始人、东北抗日军联合指挥部参谋长李红光(朝鲜京畿道人，1935年牺牲在辽宁新宾、桓仁交界处);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吉林永吉人，1937年牺牲于本溪与凤城交界的和尚帽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3师师长、杨靖宇的得力助手王仁斋(山东文登人，1937年牺牲于辽宁清原)等。

　　三是原东北军队伍。“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易帜后的东北军是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唯一的正规军，他们之中的许多官兵因目睹故土沦丧和父老乡亲惨遭日军杀害，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懑，有的就地举起义勇军大旗开始抗日，有的退到关内直接参加抗战，或逼迫蒋介石共同抗战，有的后来把队伍拉出来起义参加八路军抗战。整个十四年抗战中东北军至少牺牲了10万人以上。他们之中辽宁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东北军105独立师第1旅少将旅长高福源(辽宁营口，中共特别党员);东北军第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辽宁海城，中共特别党员);张学良侍卫副官“兵谏逼蒋抗战”主要执行者之一刘桂五(辽宁朝阳)。黄显声将军(辽宁岫岩，中共特别党员)虽然是在解放前夕牺牲的，但也应属于东北军的抗战英雄群体中的一员，他在打响抗战第一枪之后，曾先后任东北军骑兵2师师长，参加了长城保卫战，后被委任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是东北军抗战中的有功之臣，西安事变后他在武汉营救张学良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由于东北军非蒋介石的嫡系，加之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相互残杀，群龙无首，被蒋介石分而治之。

　　四是东北民众救国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队伍。“九一八”事变后，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辽宁籍的许多爱国仁人志士集聚在北平，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成立了由爱国人士和各阶层民众参加的抗日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各地东北救亡团体又联合起来，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救国会和救亡总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一，大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不抵抗政策的危害，通过各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唤醒民众觉醒;其二，通过派人联络和发动组建抗日队伍以及募集资金购买军用物资等，大力支持义勇军，支持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军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其三，通过办培训班、抽调进步学生、瓦解和争取伪军等办法，大力培养壮大抗日骨干力量;其四，组织营救张学良将军，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秘密斗争。两会中的辽宁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刘澜波、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他们之中有的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有的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辽宁自始至终致力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滔天罪行，支持抗日义勇军，直接组建和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组织和领导各地民众开展抗日斗争;辽宁各级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领导民众抗日救国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辽宁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九一八”事变之前，驻地在奉天的中共满洲省委就已着手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侦察、分析和揭露。“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9月21日、23日，满洲省委又相继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辽宁各地党组织响应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号召，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紧急动员党内全体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领导民众以罢工、罢课、罢市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急剧膨胀，中共满洲省委特别强调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加强和扩大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上来。中共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后，先后成立的中共奉天特委、南满特委和中共南满省委，在日伪军政权血腥统治下，继续发动和领导辽宁各地党组织，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和辽宁各地党组织坚持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重视发动、支持和领导抗日义勇军工作。满洲省委先后派出100余名党团员，直接参加到辽宁各地的义勇军中。在辽西，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之初，就得到了共产党员刘澜波的帮助，黄显声经常采纳刘澜波的意见和建议;在辽南，共产党员白乙化、李兆麟组织的义勇军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千人，并多次成功发动了对日伪军的突袭;在辽东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中，原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邹大鹏以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为队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唐聚五所部的民众自卫军中，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的共产党员张雪轩以参谋长的身份，帮助队伍迅速发展扩大，并在队内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对义勇军支持、帮助和领导的过程中，还注意团结各种成分的抗日力量，极大地促进了辽宁各地抗日武装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辽宁党组织积极创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抗日游击队，开辟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奉天特委所属的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率先创建了磐石游击队，后来经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的巡视指导，在整顿赤色游击队的基础上，联合各地义勇军创建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继而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自1934年春杨靖宇率领这支抗日武装队伍进入辽宁东部地区后，一直转战于清原、新宾、桓仁、宽甸、本溪、凤城、西丰、开原、岫岩一带，打了许多胜仗;为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军队的联系，杨靖宇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联军在辽宁的影响。中共南满特委和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武装，成功地创建了桓(仁)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深山老林里创建了多处生活保障的密营，中共南满省委机关就曾设在桓仁的一处密营中。当地党组织在抗联的配合下，还建立了反日会和农民自卫队等组织，成立了省内的唯一的红色政权――桓仁特区政府。当时的桓、宽、本、兴(兴京，即新宾)四县交界的老秃顶子和和尚帽子山附近的狭长地带，成为了被群众称之为“红地盘”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辽宁乃至全东北抗日斗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辽宁各地党组织应对重重困难，领导民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奉天特委所属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奉天兵工厂、烟厂、纱厂等工厂和北宁铁路工人，多次开展了“抢粮食”、“要工资”等反日斗争，开展了策动被日伪收编的绿林武装起义的工作。由于日伪多年来血腥统治，辽宁地区党组织一再受到严重摧残，为此，党中央确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共胶东区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先后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到辽宁从事地下斗争。由共产国际决定成立的国际情报组织培训了一批共产党员，潜回辽宁各地搜集敌伪各方面的大量情报，开展了对日伪军事设施、军事物资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党组织还领导了省内各地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为弥补劳动力不足，将战俘、被捕人员和各种嫌疑犯作为从事繁重苦役的工人)开展了破坏生产、举行大暴动等抗日斗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伪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加之党内一度的“左”倾错误，致使辽宁各地的党组织屡遭破坏，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杀害，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党组织建设和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活动仍然此伏彼起，生生不息。在1936年初满洲省委撤销前后，当时辽宁地区恢复和重建的党组织主要有：中共奉天市委、中共大连市委、中共锦州地下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共安东支部、中共抚顺支部和中共桓兴县委等。尤其令我们敬仰的是，以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为代表的一批辽宁党组织领导人，被敌人逮捕后虽惨遭酷刑，但仍然坚持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使用“狱支”名称，团结难友，教育叛徒，做好监狱工作人员思想工作。杨一辰曾写诗勉励难友：“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不愿苟且生，但愿壮烈死，大节有微亏，壮士所深耻。布尔什维克，顽强与坚持。坚决复坚决，勖哉我同志。”在狱中逐步形成以杨一辰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生动地再现了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