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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与沈阳人抗战
来源:沈阳日报   2018-07-30 16:49:25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

                                                  侵华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后伪造的现场

  陷入绝境

  1931年9月18日那一天,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登上“永绥号”战舰,亲赴江西,督师剿共。

  那一天,身在北平的“东北王”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设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军事均由张学良节制),走出养病多日的协和医院,在夫人于凤至的陪同下,去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演出的《宇宙锋》。

  晚10时许,茫茫长江上的蒋介石写罢当日的日记:“对匪决取包围策略”,入睡。长城外柳条湖边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5公里处,距位于柳条湖边的爆炸地点约800米。蹊跷在于选择南满铁路的这个爆破点,只炸了80厘米长的一截单轨,很快训练有素的日军工兵,便恢复了日本关东军的大动脉,那列计划增援来的日军军列,没有停歇地开进了沈阳城。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是张学良的嫡系——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旅辖619、620、621三个团,兵力7000人。该旅装备精良,战力雄劲。那天,领取了薪水的七旅官兵,香甜地进入梦乡;旅长王以哲进城出席省政府举行的商民赈济水灾大会,旅中军务由参谋长赵镇藩担当。判明敌情后,赵镇藩做了两个动作:一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二报告旅长王以哲。按突发事件处置程序,逐级上报,旅长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报张学良,张学良报蒋介石。

  北平中和戏院,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张学良做了三个动作:一接通沈阳荣臻电话,了解详情;二命令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保持电话联络;三急召顾问端纳,让他通报欧美各国驻北平记者——日军进攻沈阳。只一小会儿,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随即,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也发来电示,命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怎么看事变初起高层的态度?我以为,此前,日军多次的“演习”与佯动,已令上下麻木。当真的事变发生,皆“常规”处理了,其主导思想是蒋介石的。

  张学良:“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谨遵守国际联合会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

  张学良为何做了“不抵抗”指示?归纳他的晚年言论,原因有三:一是去了趟日本,观其战略,知己难胜日军;二是曾经按蒋的指示办事,驱逐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中东路事件),但失败后,中央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三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已为张学良深刻领会。因此即使与日本有杀父之仇,也暂且咽下了这口气。

  高层的电报往来,让沈阳方面,尤其是北大营的东北军陷入绝境。

  王铁汉下达了

  自卫还击的命令

  晚10时30分,以日军守备队引爆埋在柳条湖边那段铁路轨道下的炸药为准,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从这一时刻算起,假如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始于中国的抗日战争,那么这一时刻也该令人铭记。这一时刻来自事变当年日本编撰的《满洲事变早知道》(作者是步兵中尉水岛庄介,书籍题字是事变策划者之一、陆军大臣南次郎),而此前有“10时许”与“10时20分”两说。功劳归功于一位名字叫余泓的沈阳市民,2013年他在美国网拍到这本书,并贡献给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619团、621团遵令撤出北大营,日军长驱直入,抵近620团营房,团长王铁汉下达了自卫还击的命令!

  让我们看看王铁汉的回忆,他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王铁汉先生访问记录》中写道:

  ……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到(晚)12时,接奉旅长由城内来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凌晨1时40分,日本步兵200余人开始逐次向620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向620团营房射击。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厅长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人,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上午5时。本团第5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次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公布“日军死伤120余名”,乃是为了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沈阳收藏家詹洪阁,考证出“九一八”之夜日军伤亡25人,死2人,被王铁汉部击毙的日军二人,是新国六三与增子正男。证据是日本当年出版的明信片、纪念画刊与照片,“故陆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君之碑”、“九月十八日夜,故陆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战死处”、“北大营夜袭第一个牺牲者”及“新国伍长第四中队所属”等文字出现于图片之上!

  这一史实被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孟悦女士写入《铭记与警示——九一八国难下的沈阳》。她在引证与阐述之后,说:“毋庸置疑,北大营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的自卫还击行动,是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一次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也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先声。”

  五连连长张占元

  那天晚上战斗到死

  2010年“九一八”,又一个抵抗者“站”了出来,这位过世的英雄通过他的后人——詹洪阁的妻子张影,告诉詹洪阁,她爷爷的哥哥张占元,那天晚上战斗到死:张影还将老家保存的一张老照片拿给丈夫看:“这就是我的大爷爷。”詹洪阁感到这一发现意义非凡,旋即进行了缜密的考证,查资料、看档案……考证出这位未曾谋面的爷爷,是时任张学良卫队步兵总队(旅)二队(团)二营五连连长张占元,“九一八”之夜奉命掩护部队撤退,他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抵挡了日军攻击,英勇殉国。在共产党人的回忆文章里也见到对他的记载,曾任辽宁省政协主席的宋黎,在回忆当年参加抗日救国会活动时,说:“当晚黄显声反击……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张占元,这位抗战第一仗牺牲的最高职务的中国军人,时年25岁,是位正宗的沈阳土著——锡伯族人。

  中国共产党是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这一夜,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行动:密切关注日方动态,广收日军情报,19日拂晓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形势,制定对策,当日,一篇《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诞生,并散发整个沈阳城!

  9月18日日本军队发动事变,9月19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沈阳发出了中国抗战第一声!

  2001年春季的一天,我与画家李人毅在北京高干公寓,拜访了这份声明的起草人、曾任中联部副部长、97岁的赵毅敏同志。

  李人毅在他的著作《国难来袭——“九一八”延续的记忆》中这样记载那次采访:“赵毅敏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沈阳市委书记,谈起‘九一八’抗日宣言,他说:记得会议是在奉天小西边门附近詹大全家里召开的。当时詹大全任省委秘书长,他家也是秘密的省委机关。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组织部长,还有詹大全和我。‘九一八’抗日宣言的起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在愤怒心情的驱使下,我们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宣言》当天就发到群众手里。用的就是普通的纸,并且不是用一次,因为数量大,印了很多次,纸也不一样,很便宜,是沈阳当时能买到的,也有彩色的纸。我问老人家,在撒传单时有没有遇到危险?他说,这些骨干们很机智,遇到平民和熟人,就直接散发,要是有日军驻守的地方,就隔着墙头往里投。说着这位97岁老人孩子似地做了一个投掷纸飞机的动作。”

  宣传动员过后,赵毅敏换上戎装,拿起枪,出任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走上抗日战场。

  伴着飘洒沈阳城的中共满洲省委抗战传单,沈阳人奋起反抗日军占领。

  最为沈阳人自豪的是,沈阳的警察,他们在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的指挥下,与日本占领军激战三天三夜!

  沈阳人不愿意接受“国耻”之说,认为“国难”准确。谁之耻?张学良之耻,蒋介石之耻,日本大耻!

  再说蒋介石,直到第二天凌晨,他才接到张学良关于沈阳事变的电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了一个不小的决心。

  最后说说张学良,他很快便意识到丢掉东北犯了大错,代表性的补救行动是,发动了意义非凡的“西安事变”,但亦不足以抹去心中的愧疚,有两件小事可以作证:

  “九一八事变”不久,作过民国教育总长的马君武作诗嘲讽张学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哪管东师入沈阳。”晚年,还很漂亮的胡蝶见到张学良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为‘九一八’,我替张学良背了一生的黑锅——张学良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能不能请客,请他,请我,叫我看看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周联华决定安排这个历史性的会面,但说给张学良听,张学良反映冷淡,回头周联华跟胡蝶说:“过去他没有跟你跳过舞,现在他也不会跟你吃饭。”

  张学良也有记日记的习惯,周联华在帮助张学良整理这些日记时,发现早年的日记,每本都是“一月一日”开始,但是后来改了——每本日记都由“九一八”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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