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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关东军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2-29 10:37:44

  1938年4月的一个晚上,位于大连甘井子的日本石油株式会社货场突然燃起大火,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等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大连市上空响起阵阵警笛声。

  这场大火一直烧了16个小时,烧毁了日军战略汽油6万桶,使日军损失700万日元以上。当时的日伪报纸《日日新闻》专门作了报道:“10日晚10时45分,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

  (1)大连日军物资被大火烧毁

  70多年前,在那场大火熄灭之后,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署的特务们包围了该石油株式会社的所在地,他们把当天参加劳动的中国工人集中在院子里,逐一进行盘查,只要发现一点儿可疑就立刻把人带走,70多名工人被抓,遭到严刑拷打。

  几天过去了,特务们依旧一无所获。为了向上面交差,他们用酷刑将4名无辜的中国工人屈打成招,关进了监狱。

  特务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此时也正有一个人在关注着这件事,这个人名叫姬守先。这场大火,正是在他的指挥下点燃的。

  让我们循着抗日勇士的足迹,追忆烽火中的壮丽青春――

  苦力工当抗日先锋

  在大连市史志办公室,保存着10多本关于“大连放火团”的档案资料,其中还包括一批日本占领时期的敌伪档案。多年来,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深入研究,一个以姬守先为首的地下抗日组织渐渐浮出水面。

  (2)大连党史办关于国际情报组的档案资料

  1931年,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不到5个月时间,我国东北地区全部沦陷。敌人的侵略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1934年7月的一天傍晚,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个人就是刚刚从苏联受训归来的姬守先,他来这里是为了秘密会见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的负责人A?鲍威尔。当时,鲍威尔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共产国际情报小组的工作。

  当时的大连,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重要桥头堡,大量的煤炭、木材、粮食通过大连运往日本本土,无数的枪炮、弹药又从大连登陆上岸,输送到侵华日军手里,日本资本家还在大连开设了许多工厂,为侵略战争加紧生产。

  (3)大连的工人被迫超负荷劳动

  因此,鲍威尔命令姬守先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共产国际情报小组,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破坏。同时他让姬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译,全权指挥大连情报组的工作。

  遵照鲍威尔的指令,姬守先开始在大连的工人中物色人选,组建情报小组,以便进一步开展对日军的破坏活动。

  1935年6月25日晚上8点多,大连某油漆株式会社的货场内,突然燃起大火,大火烧毁了1万多日元的物资。由于损失不大,并没有引起日军的注意,但这却是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对日斗争的第一步,在此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一场场大火让日军张皇失措、焦头烂额。

  这把火是码头工人邹立升和他的同伴放的。半年前,他已经成为了国际情报组的一名骨干成员。1936年3月,邹立升家所在的大连石道街住进了一个面色清秀的年轻人,这个人名叫秋世显,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底转到了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这一次,他是受上海的姬守先委派,到大连扩建情报组织。

  和邹立升接上头后,秋世显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尽快壮大组织,加紧行动。情报组的规模渐渐壮大,邹立升把自己的妻子包玉侠也发展进了组织。如今,包玉侠老人已经96岁了,她是目前惟一健在的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当年,她在情报组中作为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和物资经费。

  (4―1)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 姬守先

  (4―2) 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 秋世显

  (4―3) 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 邹立升

  李大姐竟然是男人

  1936年5月的一天,在大连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坐着一对母子,他们行李不多,看上去像是走亲戚的,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包玉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天津,找一个叫李大姐的人。

  李大姐热情地招待了包玉侠,让包玉侠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李大姐竟然是个男人。化名李大姐的黄振林是共产国际情报组派驻在天津的联络员。他把几个盒子交给了包玉侠,让她带回大连。

  没过几天,邹立升让包玉侠再去趟天津,而且还特别给他们准备了干粮,这让包玉侠感到有些意外。

  包玉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成员):邹立升告诉我,这个报纸你别弄烂了。到了那边,又是李大姐去接的我,他把报纸拿起来,又弄另外的纸把火烧包起来,他说这报纸你给我吧,我看看好不好,我说好。

  当时,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肩负着搜集日军情报的任务。包干粮的报纸中隐藏着他们向上级汇报的信息。黄振林拿走报纸后,又给了包玉侠几百块钱的活动经费,包玉侠把钱藏在裤子里,带着孩子返回了大连。

  出于保密的考虑,邹立升并没有向妻子说明他们具体在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告诉她这有多危险。

  (4)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青年时期的包玉侠

  包玉侠:那时候坐火车,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把东西抱在怀里,宪兵上车检查,我就大大方方解开包裹给他们看,里面都是洗漱用具。

  回到大连之后,有人问她去了哪里,她就按照丈夫事先教过的回答:“上俺哥那儿,嫂子生了孩子我去看看。”

  主持人:从1936年夏天到1937年夏天,一年的时间里,邹立升他们在关东陆军仓库、大连码头日军仓库等地点燃放了10多场大火。频繁失火,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还特意从东京请来专家勘察火场,不过,由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采用的是当时苏军情报部门研究的先进放火装置,日本专家也没能发现蛛丝马迹,最后认定这些失火属于自然起火。

  (5)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是日军重要的物资转运枢纽

  摧毁敌人心理防线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秋世显和邹立升等人积极筹措放火所需的物资,准备在敌人的后方狠狠地烧上一把。

  1937年8月的一个晚上,两个来自大连的日本特务刚刚参加完一次哈尔滨日军对被俘人员的审讯,就匆匆登上一辆汽车向火车站驶去,原来,他们从审讯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情况,必须马上赶回大连汇报。

  王军(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副巡视员):他们在旁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有一个国际情报组织在大连实施放火。他们大吃一惊,大连的火是有人有意识地放,有组织有计划地放的。

  刘影(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党史处处长):这个消息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当中,造成了强烈的影响,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认为自己严密控制下的大连是一个无风地带,是一个安静的关东州,没想到竟然还有第三国际、红军后方别动队,放火行动之敏捷,手段之高超,简直不可思议。

  主持人:当时,一连串的大火已经在大连引起轰动,大连日文报纸《日日新闻》惊呼:“损失惨重!”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也哀叹:“大量军用资财及其它贵重物资被烧毁,引起了人心动荡和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战争极为不利。”

  情急之下,日本关东州警察厅命令大连市各个警察署都成立“搜索班”,专门侦察国际情报组织的活动。

  (6)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关东州厅”

  由于共产国际情报组的成员多数都是工人,并不显眼,再加上他们行动谨慎,因此几个月过去了,敌人还是一无所获。

  1937年9月下旬,姬守先从上海发来指令,命令大连情报组要针对日军的石化企业、码头和军用仓库等设施进行破坏。

  大连的秋世显、邹立升等人闻令而动,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烧毁了日军价值上百万元的物资。

  主持人:1938年4月10日,阵阵北风把天空吹得出奇的蓝,日本某石油株式会社的仓库区像往常一样平静,午饭的时候,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悄悄地溜到34号仓库边,把一块肥皂样的东西,放进一个角落,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这名工人就是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的成员,他把伪装成肥皂的发火装置放进仓库,目标就是这里的日军战略物资(图8)。

  (7)大连港

  晚上10点多,34号仓库忽然冒出了阵阵黑烟。等值班人员发现时,大火已经借着西北风,将邻近的两个仓库也引燃了。大连的消防队全部出动了,但还是无济于事。

  据当时报纸报道,这场大火,烧伤了5名日军,烧毁了数万桶准备供给前线侵华日军的石油和大量石蜡,给日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就在大火燃烧的那天夜里,邹立升很晚才回到家里,包玉侠清楚地记得当时邹立升兴奋的样子。他忘了当时已近凌晨,一进门就让妻子去买肉包饺子吃。

  很快,日军成立了一支100多人的特别警察队,专门负责侦查此案,此外,还开设“防谍讲习班”,对特务和警察进行专门培训,并在重要的工厂成立了“防谍委员会”,监视工人的活动。尽管日军反复进行了现场勘查,却始终搞不清火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放的。

  (8)日本侵占时期大连警察署旧址

  莫须有的幕后指使

  石油株式会社的大火,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国际情报组的成员们,姬守先要求大家趁热打铁,继续对日军设施放火破坏。

  4月23日晚上,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的陈更茂悄悄来到吾妻桥码头,他在货场的货堆里放了一个发火装置,然后迅速离开了。

  刘功成(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副会长、教授):那是定时发火装置,本来应该晚上着的,但是到了早晨也没着,所以早上陈更茂就到现场看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发火装置着了,陈更茂躲避不及,很快被敌人发现。

  大连水上警察署的特务立刻对陈更茂进行审讯。但机智的陈更茂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他谎称是有个人交给他这个装置,让他放进仓库里,并说这样可以领到赏金 。

  当天晚上,吾妻桥码头上浓烟滚滚,敌人故意制造了一场假火灾,目的是诱捕那个陈更茂所说的幕后指使者。让陈庚茂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领赏金。当然,他们最终还是白费了心思。后来,陈更茂被判8年徒刑,关进了旅顺监狱。

  一次次的失利,让大连的日本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1939年9月,日本关东州警察厅又增设了“外事警察课”,抽调有经验的警察、特务集中行动,在大连码头大量安插线人,并在各个重要地点增加岗哨,监视工人们的一举一动(图10)。

  (9)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刘影:他们还悬赏给每个提供情报的人500块日元,并出动了2000多名警力,随时盯住那些抗日的爱国者。

  在现存的日伪档案中,有一份,标题叫作“不眠不休搜查七载,建立特殊功勋的州警察厅和宪兵队”的材料。在材料里面,日军认为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的放火方法巧妙,成员身份复杂、隐蔽,日军特务们不得不每天不眠不休地进行侦察,但仍然难有成效。

  在上海总部姬守先的指挥下,大火接二连三地在大连燃起。1940年2月,大连码头的三架日军飞机被烧毁,同年6月,日本关东陆军仓库的5万套军用毛衣和大量军用饼干化为灰烬,日军损失达700多万元。

  面对酷刑英勇不屈

  1940年7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亲自签发了一份感谢状,这是日军为了表扬警察机构破获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颁发的。

  主持人: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到底是怎么被破获的,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据说,是一个共产国际情报组的成员,在跟一个小工头喝酒的过程当中,酒后失言,无意之中泄漏了身份,致使日军顺着这个线索,破获了情报组织。当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

  直到今天,包玉侠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被捕时的情形。

  那是1940年7月的一天,凌晨1点多钟,几个日本特务一脚踹开了邹立升的家门。就在邹立升被捕的一个月后,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负责人姬守先在上海被捕。敌人对这些情报组的成员恨之入骨,抓到之后就开始严刑拷打。秋世显等3名情报组成员,先后被敌人用酷刑折磨而死。

  1941年2月6日,日军在报纸上用假名公布了51名嫌疑者的名单。一年后,邹立升、秋世显等12位勇士被判处死刑,包玉侠等17人被判处7到10年的有期徒刑(图11)。

  (10)当时报纸关于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的报道

  周爱民( 大连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邹立升被宣判死刑以后,一直在计划越狱,因为他有太多的计划想做,还有一些大的爆破行动没有完成,所以他觉得不甘心。当时犯人们每天会得到一点咸盐刷牙,他把盐放在牢房的铁窗的铁栏杆下面,一点点将铁栏杆锈蚀,终于把铁栏杆弄断了。1942年8月12日的夜晚,他和同狱的周明肖一起逃走了。

  日军随即在全市展开了大搜捕,10多天之后,邹立升再次被捕,气急败坏的日本特务当场打断了他的双腿。姬守先、邹立升等在狱中被绞杀。临刑前,日本的法官问姬守先:你竟然不知道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吗?姬守先昂然回答:我们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到处都是,不计其数。

  1945年,大连解放,包玉侠等11个在押的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成员重获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姬守先、秋世显、邹立升等人被当地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图12)。

  (11)大连旅顺日俄监狱旧址

  主持人:根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仅在大连地区就实施放火爆破57次,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3000万日元,资料显示,当时,1日元就能买3公斤大米,3000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关东军一支75000人的部队一年的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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