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来源：铁血论坛   2016-09-21 16:17:51

上海的抗战救亡活动扩展到社会普通民众的层面，成为一场伟大的民族自救运动。

上海人民在开展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争，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斗争，保家卫国，并形成了自强不息、宁死不屈的城市形象。上海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虽然上海与东北远隔千山万水，但上海各界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80万上海工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接着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10月，5000多名学生奔赴南京示威，要求政府北上抗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出兵维护华北的主权。

不久，上海各行各业的救国会纷纷成立。全国各地也相继设立救国会，表达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1936年5月31日，来自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救国会的活动惹怒了日本，在日方的威逼下，1936年11月23日清晨，国民政府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发生后，被捕者在监狱中、法庭上继续坚持斗争。在各界民众的救援下，国民政府最后不得不在抗战爆发后释放了“七君子”。
 

二、全民抗战的典范

上海的抗战救亡活动并没有局限在精英的小圈子里，相反扩展到社会普通民众的层面，它成为一场伟大的民族自救运动。

“八一三”打响后，上海各界民众对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各界抗敌救援会发起救国捐运动，在一个月内就筹集到救国捐150余万元。当上海市民获悉“八百壮士”被困四行仓库时，纷纷捐献食物、用品，许多卖烧饼、油条的小贩，不顾危险把自己做的烧饼、油条送到苏州河畔，以尽到他们拥军爱国的一份心力。

文艺界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来。早在“一二八”之时，上海已产生聂耳谱曲、田汉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激越的旋律鼓舞参加抗战的东北义勇军，这首后来成为国歌的名曲，在当时就激励了千百万的抗日战士。待到“八一三”抗战一爆发，戏剧人士迅速建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组织多支演剧队赶赴各地前线表演宣传，慰问前方奋力杀敌的将士。漫画家张乐平等也成立漫画救亡协会，到街头巷尾和前线从事抗日宣传。上海新闻界在“八一三”中不断出版抗日报刊，鼓动抗日，即使在孤岛时期，也以“洋旗报”的形式，继续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上海的抗战不仅有普通民众的参与，其他阶层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一二八”事变后，日资企业的买办们毫不犹豫地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三、国共再度合作的基地

抗战前夕，国共两党在面临共同的民族危机的前提下，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秘密接触和展开谈判，上海成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式的地点。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当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决策。同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也促使蒋介石寻找机会与中共进行接触。1936年初，蒋介石指令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负责同王明接洽。

1936年9月20日，潘汉年随身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重要文件离开陕北，于10月中旬重返上海，与国民党展开谈判。在上海，潘汉年首先拜会宋庆龄女士和沈钧儒等其他救国会的领袖，向他们转交毛泽东的信件，并表达了中共中央捐弃前嫌、期待再次国共合作的愿望。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女士为首的上海抗日救亡力量之间的密切合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参与和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11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告潘汉年，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请陈立夫开始正式谈判。然后潘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向陈转达了中共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主张，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议论自由等。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国民党内一片混乱。为了营救蒋介石，宋美龄立即派宋子文赴上海去见宋庆龄，希望了解中共方面的态度。宋庆龄随即将情况告知潘汉年。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谈判，谋求和平解决的可能，并告知中共已决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斡旋。12月19日毛泽东电告上海潘汉年，要潘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潘汉年及时向陈立夫作了通报，表明中国共产党主张保蒋、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在各方努力下终于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谈判，潘汉年陪同前往。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继续与宋子文谈判红军改编的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从上海出发到南京，与陈立夫商谈政治合作等具体问题。当国共两党还在谈判桌上激烈交锋之际，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宛如一剂催化剂，22日，国民政府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共宣言的谈话，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确立。
 

四、正面战场的较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国上下处于亡国灭种的低落情绪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绝望。然而“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爆发，就把这种颓废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

1932年1月，日本在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制造了“日僧事件”，企图挑起战争。28日晚，日军向闸北天通庵车站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随之日军发起全线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战争爆发后，上海人民纷纷奋起支援十九路军，民众还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市民义勇军亲自赶赴前线参加战斗，市民们纷纷慷慨解囊募捐劳军，仅现金一项，十九路军就收到1000万元。

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政府以第5军(军长张治中，辖第87、88师)及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驰沪增援。随后在2月22日庙行一役中，我军与日军反复肉搏血战历20多小时，官兵都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勇迎战，终将日军击溃。

然而在全国上下一片支持抗战的热潮中，汪精卫、蒋介石却奉行对日媾和的政策，命令上海守军撤退。最终，“一二八”淞沪抗战以中国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此役日军海空配合，精锐尽出，总兵力达5万余人。我军兵力虽比对方少2万人，然而我军竟能以寡击众，连挫凶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时举国民心振奋，士气昂扬，为5年后全面抗日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八一三”淞沪抗战，则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悲壮惨烈的战役之一。

淞沪抗战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大会战，中日双方都投入了数十万人的兵力。日本军国主义早先夸下海口，声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这一场淞沪战役，打了三个月之久，日军死伤人数超过5万人。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遭到粉碎。国民政府通过在上海的会战，打乱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时间表，中国借此战经验增强了对日作战的自信，逐渐形成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淞沪抗战中国军民所表现出来的即使是孤立无援也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新形象，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普遍钦佩，一扫中国自清末以来外人眼中“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国际形象。
 

五、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营垒

上海是远东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人民在自己开展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他们与犹太难民、朝鲜的反日志士以及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士一道，生活在同一上海屋檐下，始终斗志昂扬，投身于共同的反法西斯大业之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抗争主要是单一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上海拥有租界的特殊背景，使得在上海不只是中国人，更有许多其他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也一同参与到反法西斯事业中。反法西斯事业的全球性以及反映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这一特征，在上海这个背景下得到了充分展示。

1935年9月，纳粹政府颁布反犹法后，反犹浪潮很快席卷德国。随着德军侵占欧洲各国，反犹浪潮迅速遍及全欧。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犹太人成了没有国籍的国际孤儿。在一片冷漠的世界中，东方的上海成了唯一一个他们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到达的城市。

1938年7月，第一批369名犹太难民乘油轮抵达上海，至1939年夏的一年里，艰难跋涉来沪的犹太难民多达1.45万人。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又有1.6万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上海给总数3万余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

那个时代的上海，不仅庇护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有些外国临时政府也把上海作为他们开展抗日斗争和独立活动的基地，例如位于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利用上海租界的便利环境，存续民族独立的力量，开展与日本殖民者的斗争。

而外侨也与上海人民并肩斗争，以各种形式参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活动。他们积极报道战争情况。斯诺等著名记者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对这场会战的国际报道数量比1919年协约国最后突破德国防线取得一战胜利的报道还要多。

还有些外侨在秘密战线中与日本周旋。如在著名的左尔格小组里，中、苏、日、德、英、美等国人士密切合作，取得诸如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等大量极为珍贵的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上海的白俄人士参加新四军、犹太人工程师在日本军火工厂磨洋工、印度巡捕参与对日作战等事例层出不穷。可以说，上海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大业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