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受关东军“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东北三省战绩的刺激,日本海军也迫切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大利益。9月,作为与关东军的呼应行动,日本海军调动大井号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运送海军陆战队到达上海,增援当地日军,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取缔抗日组织,调防驻扎闸北的十九路军等无理要求。而中国方面的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则风起云涌。
尽管南京当局有意妥协,但日方条件过于苛刻,且谈判中屡次变本加厉。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深感局势危在旦夕,积极备战。1月23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高级将领在真如召开军事会议,对十九路军及驻扎上海的友军配属的税警总团、宪兵第六团、铁道炮车队、飞机队等下达作战部署,决心与日军一战。28日,日军进犯闸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战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由于敌强我弱,内部又矛盾重重,这次抗战终以签署屈辱的《淞沪协定》而结束。但十九路军孤军一旅的顽强抵抗即打得日军四易主帅,几个月无法拿下上海一隅之地,令举国上下一扫不战而失东北的颓唐,大大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也为此后的全面抗战在军事战术上积累了经验。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双方都动用了若干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和战术。比如中国空军首次参战,美国志愿飞行员肖特尝试的“空中狩猎”战术对未来空战产发生了重大影响。日军则首次尝试了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对地支援作战。这些尝试使淞沪战场成为某种意义上独特的兵器试验场。
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战舰二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中国海军没有参战,飞机仅二十余架,双方炮兵火力相差更大。
以扼守长江口的吴淞要塞而言,这里装备的火炮大多是清末的产品,无论射程还是威力都不是日军的对手。其中重要的狮子林炮台在日舰炮火下仅仅半个小时就丧失了战斗力。
不过,镇守吴淞炮台的78师副师长谭启秀(原台长邓振铨开战不久即逃)并非等闲之辈,在日军开始登陆后指挥部下用射程较近的老式火炮顽强抵抗。根据日本 1932年出版的《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一书记载,在3月1日攻打吴淞要塞的战斗中,日军运输舰金陵丸(2,717吨,被征用的原日本汽船社邮船,舰长为长泽佳吉)被宝山炮台击中烟囱和机舱等处,受伤太重,起火座沉,舰上机械曹长松田利夫等被击毙。
此战,根据日军记载,在吴淞要塞的抵抗中,日本海军先后有三艘军舰被击伤,分别是睦月号一等驱逐舰、卯月号一等驱逐舰和榆号二等驱逐舰,伤亡睦月舰长高次贯一少佐以下数十人。
日本方面将中国军队这一战绩归结为“使用了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大口径海岸炮”。
尽管全面衡量,淞沪抗战中日军拥有压倒性的装备优势,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参战的中国军队巧妙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特殊地形与敌周旋,因此在优势日军面前打得有声有色,毫不示弱。若干仅有少量装备的先进武器也在一些局部战场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在优势装备的日军面前,十九路军巧妙地利用堑壕工事与日军周旋,日军因此损失惨重,在报告中多次强调“支那军工事意外强固”。
为了打破中国军队顽强的防御,日军在上海大量使用了战车部队,这也是亚洲国家最早使用装甲部队的战例之一。
关于日军装甲部队在上海的战斗,中日双方都有较多文献进行描述。日军参战的装甲部队,前后期分属不同部队。在战争后期日军投入战斗的是重见伊三雄指挥的独立战车第二部队,使用从法国进口的雷诺NC-17战车和日本自制的八九式战车,多次充当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也在战斗中成为中国炮兵重点打击目标,颇受损失。这一阶段中国军队与日军装甲部队的战斗,萨曾在《火焚巨兽》一文中结合日本史料进行过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叙。
日军在战役前期对中国军队颇为轻视,投入战斗的战车为海军陆战队轻装甲车队,指挥官为世川涛平大尉,使用车辆型号为英制M-25轮式装甲车。这种车辆是日军感到驻上海的陆战队在市区的战斗中缺乏重装备而于1931年从英国购买的,共计10辆。在初期作战中,由于十九路军各部缺乏与战车作战的经验,这种状似甲虫的装甲车曾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杀伤。
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维克斯M-25轻装甲车,重2.5吨,装甲厚度5.5毫米,顶部设有圆形炮塔,内装备 7.62毫米MK-I重机枪两挺(向后方也可装备两挺但一般不装)。这种车辆本为英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机场警戒和殖民地防暴任务而开发,尽管适合城市巷战,但火力与防御在正规军的对抗中都稍显差强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并非仅仅日军出动了装甲部队,中国方面的战车部队也曾登场,构成了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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