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串起的抗战烽火——访91岁老记者王火
来源：《文汇报》   2015-05-05 11:04:33

　　1945年，驻沪日军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王火说，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时，“浑身冰凉而血液却沸腾燃烧”；见证公审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时，王火忠实记录下杀人魔或颓丧或故作平静的表情；在上海探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时，王火捕捉到日侨复杂微妙的心理，更觉彼时雷雨天气闷热难熬……有关抗日战争的人与事，几乎构成了王火上个世纪40年代记者生涯的重头主线，也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与人生轨迹。

　　现居四川成都的91岁作家王火，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老人一再强调：“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历史。”

　　在和记者的对话中，91岁的王火依然思路清晰。聊到当下不少抗日题材影视剧时，老人一贯平缓的语调突然变得急促，“一些‘抗日神剧’里，一颗子弹发出去、一把刀砍下去，鬼子当场毙命。现实中打仗哪有这么容易？日本军人狡猾得很，我军战士也对抗得十分辛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王火担心，70余年前的战火岁月会不会被一些快速消费式文化所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

　　王火笔耕不辍，佳作无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1993年结集出版的《战争和人》三部曲，这部基于王火亲历岁月的160万字巨著，曾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最近几年，由于视力退化、记忆力不如从前，老人鲜少提笔，要写文章也多口述请人代为输入到电子文档。有历史研究中心曾于2012年至2014年间录制“王火口述历史”；去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录制了“王火谈独特的经历和创作”，并设立“王火文库”。

　　王火感叹，时间是个可怕的杀手，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无论是文字、图片或音视频，能把过往的战火记忆留存下来，总归有意义，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率先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从未看过她笑”

　　1946年秋冬至1947年期间，还在复旦大学读书的王火，已经以《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等多家报刊特派记者身份从事采访报道。“从中学时期我和同学们就被国破家亡的阴云笼罩，早已卸下稚嫩学生气。1938年底我读初二，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我们时刻关注战争动态，写了很多抗日檄文。满脑子想的都是中国何时能收复国土不被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初出茅庐当记者的王火，可以独当一面采写重要稿件。1947年初正值寒冬，23岁王火发现并采访了29岁李秀英。

　　至今王火还忘不了最初采访李秀英时的模样：语气坚定、神情严肃。“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看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割损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面颊。她用一条长长蓝灰色围巾包裹住大半张脸。”听李秀英讲述不堪回首的血腥恐怖经历时，王火记得自己“浑身冰凉而血液却在体内沸腾燃烧。她落泪了，我的心战栗，眼眶也湿润起来。”

　　王火数次对话李秀英夫妇，并实地勘查验证。夫妻俩不厌其烦地支持协助，令王火十分感动，但最触动他的是，李秀英虽被敌人毁容，却是抗战胜利后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控诉指证日寇暴行的女同胞。“她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更是英烈奇女子，堪称代表中华女性为民族气节和正义不惜殉身的圣女。”

　　时间倒回至黑暗的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那时的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地下室避难。19日，3个日本兵破门而入，图谋强奸李秀英，正直倔强的她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日本兵悻悻离开，李秀英被父亲送进医院，性命留住了，肚里胎儿不幸流产。当时在南京的好几位西方人士对此有详细记载，其中美国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受伤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10年后的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主犯谷寿夫案中，李秀英出庭作证。此后，老人常参加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此后的几十年，王火陆续在报刊、电视上看到她的形象，脸部伤疤渐渐平复了，“但从未看到她的笑容”。

　　包括李秀英在内，王火访问了一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写满了厚厚几本笔记、拍下不少照片。王火对其中3位幸存者难以忘怀，愤然提笔，1947年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笔调春秋风格，快意恩仇。“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文明和尊严。”2004年底李秀英逝世，王火听闻黯然久之。

　　新中国成立后，王火历任多家出版社、杂志总编，他放下了记者手中的“枪”，重新拾起作家的笔。“文学创作是我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光和热的一条途径。”其中，王火的代表作《战争和人》三部曲里，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血腥风雨南京城”一章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庄嫂，原型正是李秀英老人。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后步出会场（本版图片均出自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

　　见证公审日本战犯，“对冈村宁次的公审就像演戏！”

　　刚上市的今年5月《当代》杂志，刊登了王火短篇纪实作品《公审冈村宁次》。文中，王火从亲历1945年9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写起，直到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判“无罪”遣返回国。每忆至此，老人总难掩气愤：审判如此草率，日本右翼势力太猖狂。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受降到公审冈村宁次，中间整整拖延了3年时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体国民广播《停战诏书》，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部属在南京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王火回忆，冈村宁次起立接过日军降书时表现得沮丧低沉。但此后冈村宁次曾长期被保护在南京一幢洋房里生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东京审判，本来提出要将冈村解赴东京取证，但因其受偏袒未果，直到1948年8月23日上午冈村才首次在上海被公审。

　　当辩护律师千方百计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时，旁听席上嘘声一片。当天中午宣布休庭后，下午王火接着去参加旁听，没想到3个多钟头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这引来现场更密集的议论，王火至今还记得，人们最大的疑问便是，“包庇了这么久才公审一次，实在不光彩，这种公审实际上就是演戏！”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王火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员身份提前一天去申请记者旁听证，遭拒，法庭声称只请了《中央日报》、中央社记者。到了26日当天，王火依然赶到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但被宪兵拦阻，王火事后听说，审判草率结束，66岁冈村宁次竟被判“无罪”！而且到了当年1月30日，冈村宁次与259名日本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离开中国被遣送回日本。王火悉数记录下公审现场经历，以“王公亮”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报道。

　　访江湾战俘营、虹口日侨，“他们原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1946年夏天，在上海的日俘收容于江湾。王火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前去采访。他在自传纪实《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一书中写道，当时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是一栋灰色三层楼建筑物，看上去脏兮兮的，荷枪实弹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坊间议论纷纷：何必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把“俘虏”洗白成“徒手官兵”！

　　这群在江湾的日本官兵状态怎样？中方已遣返了多少日本人？王火带着一肚子疑问，找到当时出来受访的管理处长王光汉，这个矮矮胖胖少将的回答令王火心头一紧——“7年的事我们打算10个月干完，现在已经送走很多日本人了。”他描述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王火意识到，低声下气的战俘只占一小部分，更多日本兵养成了以征服者自居的不可一世性格，“他们认为投降只是天皇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受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振国威。”王火继续追问王光汉：日本宪兵个个手上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但对方以“这不属于我的回答范围”来搪塞。

　　当天中午，王火赶到虹口唐山路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找到一位张姓少校翻译，请他帮忙组织一场日侨座谈会。最后，来了两位老年男人和6位中青年女子，多为在苏州经商的日本侨民。据王火回忆，好几个日侨先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称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战败了！真是受骗了！”

　　王火突然发现，原来日侨的认识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立即在现场反问：“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没意识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

　　其中最为年长的佐藤让王火印象尤深，据说这个寡言少语、脾气古怪的老头曾在上海一家研究所研究黑热病。“点名让他谈谈时，老头面孔铁板，了无笑容，只是冷漠说了句他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王火追问他：“日本研究细菌战，你研究黑热病是不是与此相关？”当时佐藤惶悚不已，掏出小手帕擦汗，辩称自己主要在研究“癞”的治疗，还说“中国有几百人患癞病，我不一定想回日本。如果可能，我愿意在华继续研究。”王火心头浮起一阵愤懑，这样的“日侨”参加研究细菌战完全可能，“居然也作遣返处理，实在令人担忧！”当时天有下雷雨迹象，闷热难熬。座谈结束时，王火激动难耐，“心里最大的念头就是，希望中国赶快富强起来。”（记者 许旸）

　　1946至1948年间，王火作为《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的特派记者，时常活动在上海、南京一带。图为那一时期的存照。

　　王火小传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采写了南京大屠杀、审判日本战犯及汉奸的特写通讯，采访过胡适、于右任等现代史上知名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北京《中国工人》杂志主编助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等。

　　著有《游击队长——节振国》《战争和人》《霹雳三年》《外国八路》《禅悟》等40余部作品，共计600万余字。所写作品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