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故事:卢作孚和“宜昌大撤退” 保存了中国工业命脉
来源：四川新闻网   2015-05-19 09:52:53

　　卢作孚的船只。

　　1939年9月，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前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写的《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一书记载：川军出川人数近300多万人，都充实抗战一线部队，占全国实证壮丁1405万的五分之一以上；而抗战中，四川无数富有爱国之心的企业家和实业界人士，也在炮火中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行动，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其中，1937 年秋冬，卢作孚先生指挥的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入川大撤退，艰难而成功地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命悬一线 大批战略物资困在宜昌

　　卢作孚（1893—1952），合川县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曾作出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协商改组政府，卢作孚是国共双方一致赞同的实业部长唯一候选人。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本人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

　　1938年底，平津败落、淞沪败退、南京失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所有从武汉撤出的人员、物资都集中在宜昌，准备通过这里运往重庆和成都。

　　这其中，有九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不及时入川，不仅大后方军事工业重建大费周折，如被日本人掠去，后果不堪设想。

　　宜昌，这个只有11万人口的小城，被滚滚而来的人流、物流撑得爆满，所有建筑物几乎都住满了人，更多的人则是露宿街头，栖身屋檐。长江边上挤满了焦急的人群。

　　当时在宜昌，可供运输的，只有民生公司20余艘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按其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更大的问题是，还有40天长江枯水期就要到了，而且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形势十分危急，人心极度混乱。

　　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铁路，运输大型工业设备唯一只有走长江水路。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这样的航道，根本无法使1500吨以上的轮船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都不能直达四川。货物和乘客只能在宜昌“换载”，换成能行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入川。

　　关键时刻，卢作孚先生挺身而出。

　　炮火之下 “三段航行”抢运入川

　　1937年10月23日，卢作孚从四川亲达宜昌，他马上召集几名公司高层商量，然后亲自果断指挥：民生轮船公司，全力重新组织抢运物资入川。

　　卢作孚他们设想的抢运方案是：采用民生公司在长江枯水期实行的“三段航行法”，具体是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除大型设备、重要物资用专船直运重庆，再从重庆运送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其他的多数轮船则进行分段抢运。同时，增加码头搬运工3000人，征用木船850艘，增加三峡险滩段纤夫，昼夜不停地装卸运输。

　　安排就绪，卢作孚撕下床单，手书一联：“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悬挂于船舱，叫各船照此办理，激励员工。他同时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货物设备只收十分之一。

　　从10月24日到以后的30多天，滔滔长江上，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24艘轮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码头搬运口号高昂激烈、峡江拉纤号子低沉回荡。

　　一场抢运民族工业命脉的战役，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麻烦的是，那段时间，日军飞机也加紧了对宜昌和川江航线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轮船、木船被炸毁的消息传来，卢作孚怀着强烈的义愤心情，一边紧张地处理各种善后工作，一边指挥紧急抢运。

　　到1937年12月初，江水低落，宜昌堆积如山的货物终于全部运走，大撤退在40天内胜利结束。

        千古壮举 为抗战大反攻奠定基础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主要是重庆）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作孚的壮举，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冯玉祥将军称赞民生公司为“救国公司”，他说，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都是千古罕见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201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曾报道这段历史时评价道：“当年，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1946年，民生公司在加拿大订购的虎门号轮船。新中国成立后，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民生公司滞留在港的17艘船舶驶回内地。

　　李仕伟 图片由重庆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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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 兵工企业内迁入川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当时，中国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受到日寇的严重威胁。为了防止工厂企业落入敌手，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动员委会，负责领导工厂企业的　　内迁工作。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中，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寇加紧侵略的步伐，中国的沦陷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寇锋芒指向武汉、广东等地，更多的兵工企业面临威胁，必须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此为第二阶段内迁开始。这批内迁的兵工企业最先从广东开始。

　　武汉失守后，由于日寇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局的情况，决定继续进行兵工企业的迁移。于是第三阶段搬迁开始实施。这次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谿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这样，轰轰烈烈的兵工企业大内迁落下帷幕。李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