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怀革命后代的故事
来源：人民网   2020-04-21 08:58:12

　　认了一个“爱女儿”

　　李特特，父亲李富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先驱、中共早期女共产党员向警予。

　　1927年6月，外婆将刚满3岁的李特特从湖南老家送到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李富春、蔡畅身边。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李富春夫妇出于保密工作需要，很少回家。因此，李特特对父母十分陌生。一次，李富春夫妇经过一番化装，深夜回家与女儿见面。谁知李特特见了父母吓得直想哭，一下扑到身边的周恩来怀里。周恩来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好孩子要听话，你的父母是在搞革命工作。他们没时间关心你，我收你做我的‘爱女儿’。”李特特这才停止了哭泣。谁知周恩来走后，李特特想念起慈爱可亲的周伯伯，越哭越伤心，李富春怎么哄怎么劝也劝不住。为防止暴露身份，蔡畅一气之下把泪水纵横的女儿关进了一间黑暗的储藏室里。孩子的哭声惊醒了入睡的周恩来，他急忙下楼敲开蔡畅家的门，从黑暗的储藏室抱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李特特。他一边给李特特擦泪，一边责怪蔡畅夫妇说：“要耐心引导教育，性急是不行的，体罚更是让孩子增加反感。瞧，这么热的天，把孩子关在黑屋里，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李特特撒娇地抱住周恩来的腿，喊了一声：“爱爸爸!”打那以后，“父女俩”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升华。

　　1928年夏，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点。邓颖超以前只听周恩来讲过李富春夫妇的一些家庭琐事，蔡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怀上李特特，差点把她当“包袱”处理掉，只是因为法国禁止堕胎，蔡畅才生下了这个孩子。一天，邓颖超高兴地把李特特抱在怀里，不停地亲她的小脸蛋，问：“做我们的‘爱女儿’好吗?”李特特明亮的小眼珠转了一圈，反问道：“那我能叫你‘爱妈妈’吗?”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外面回来了，邓颖超忙对李特特说：“孩子，快叫‘爱爸爸’。”谁知李特特嘟起小嘴，撒娇说：“‘爱妈妈’晚了一步，他早就是我的‘爱爸爸’!”邓颖超新奇地问咋回事。周恩来把李特特抱在怀里，将从小黑屋里“救出”李特特的事说了一遍。孩子用小手摸着“爱爸爸”的胡须，周恩来高兴地说：“‘爱爸爸’的胡子会扎着你，趁早不要‘爱爸爸’。”李特特又嘟起小嘴，生气地说：“我不、我不，就是不离开你这个大胡子的‘爱爸爸’。”

　　繁华的上海，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犹如天堂，而对李特特来说，却是恐怖的记忆和动荡不安的生活。李特特的父母为甩开国民党密探的跟踪终日东躲西藏，有时为甩开一个“尾巴”，李特特跟着母亲常要气喘吁吁跑过好几条街道。有时家中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母亲就让李特特在门外望风，发现情况就唱一首儿歌通风报信。有一次，李特特看见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径直往家走，她心头发慌，居然把儿歌的歌词给忘了，只好撒腿跑回家中报信。屋内的人刚想撤离，已经来不及了。谢天谢地，来的幸好是自己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这事，李特特被妈妈狠狠教训了一顿。打那以后，李特特懂事多了。后来，李富春一家又搬进一座小洋楼，蔡畅常换上旗袍，俨然一个阔太太，她有时让李特特在临街窗户贴窗花，有时让李特特将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皮挂在窗外，李特特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妈妈告诉她：“小孩子家不该问的不要问!”李特特当时感到十分委屈，直到长大后才明白，原来自己4岁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1938年底，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特特和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一道被送往苏联，并于1940年进入莫斯科远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年，李特特报名参加了苏联招募儿童院孩子参加的军事训练。训练时，她和男孩子一样，每天背着几十公斤重的物品滑雪行军上百公里，一天下来，累得骨头像散了架，但她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训练结束后，李特特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光荣证书。后来，李特特又被派往前线。在零下40℃的严寒天气里，李特特与莫斯科百姓一起，在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土地上开挖反坦克战壕，常常一锹下去，手臂被震得发麻。干着干着，她的手被磨出了核桃大的血泡，鲜血从手套里渗出来。即使这样，她也从不叫苦，干脆脱掉手套干活，任凭血和泥土粘在一起。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那年，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了婚。

　　1952年秋，李特特回到祖国，刚下飞机就去找“爱爸爸”周恩来汇报工作。后来，国家为减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压力，决定开垦东北的北大荒，要将那里变成米粮仓。在父母的鼓励下， 李特特带着年仅3个月的孩子到北大荒参加垦荒，一呆就是3年。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特特被调回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1976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李特特闻讯哭成泪人儿。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从65岁开始，她遍访我国西部贫困地区， 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到一生最关注的扶贫事业上，实践着对“爱爸爸”的承诺。

　　义子李鹏当了国务院总理

　　1928年，李鹏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李硕勋时任浙江省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代理书记，母亲赵君陶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在江苏省委秘书处任机要秘书。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搜捕，还在坐月子的赵君陶就不得不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东躲西藏。一次，李硕勋在百忙中抽空从杭州回来看望妻儿，突然遇到敌人搜查。眼看前后门被堵死，李硕勋抱起儿子纵身从窗户跳到了邻居家的阳台上。只有3个月大的李鹏就这样和父亲一起经历了好几次生死考验。

　　1931年9月5日，李硕勋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海南海口市英勇就义，年仅28岁。父亲牺牲时，李鹏和母亲已离开上海到香港居住。噩耗传来，赵君陶悲痛欲绝。由于在香港举目无亲，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没法与党联系，她只好擦干眼泪，带着3岁的儿子辗转回到四川成都娘家，一住就是7个年头。1938年底，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赵君陶突然接到秘密党组织的通知，说是旅馆里有一个客人要见她。原来，来人是邓颖超，她是受周恩来的委托，前来接赵君陶和孩子去重庆的。为避免带着孩子暴露身份，邓颖超先安排李鹏留在成都外婆家，赵君陶则装扮成一名农妇去了重庆。周恩来见李鹏没来，责怪邓颖超说：“你怎么忍心把他丢在成都?还不快想办法去把孩子接来。”赵君陶接过话头说：“邓大姐也是出于途中安全考虑，您莫责怪她。”见周恩来急成那样子，邓颖超忙说：“大胡子，快别急了，我一定想法把孩子接来。”事后，邓颖超再次去成都，把李鹏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见李鹏平安来到自己身边，十分高兴，将李鹏搂在怀里，说：“你父亲牺牲后，你和你妈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我和你邓妈妈一到武汉就到处派人找你们，但终因敌人封锁太严未能找到。如今好不容易找到，我想收养你为义子，不知你意下如何?”李鹏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周爸爸好，周爸爸好!”说着，一头扑进周恩来怀里。

　　当时，国民党正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十分紧张。为防止发生意外，中央决定将在重庆的一部分家属和工作人员撤往延安。周恩来原本想送李鹏去苏联莫斯科学习，但那条线路被新疆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封锁出不去，只好先决定将李鹏送到延安。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李鹏说：“你妈妈在重庆隐蔽很好，不准备撤离。为便于日后开展工作，我决定让你和其他孩子一道去延安，你看这样行不行?”李鹏来重庆已经好几个月了，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地方，于是毫不犹豫点点头。

　　在等待延安通知的日子里，一有空，周恩来就让李鹏念《新华日报》，边听边纠正他的发音。李鹏平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坐着学习时喜欢弯腰驼背。有一次，他在房间做作业，周恩来看见他弓着腰，于是便上前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凸起的背，说：“看你又驼背了，挺直身子多好，老毛病总是纠不过来。”打那以后，周恩来只要看见李鹏弓腰驼背，就会伸手拍打他。时间一长，李鹏的坐姿有了明显改变。直到1960年，周恩来在沈阳接见烈士子女时，他还对32岁的李鹏关切地说：“你的背还有点儿驼，一定要加强锻炼。”在重庆等了一个多月后，李鹏等启程去延安。

　　1943年春，李鹏听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于是步行5公里，来到枣园驻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延安的工作学习情况。周恩来勉励他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努力工作学习，做国家栋梁之才。1945年，李鹏接到组织上让他去前线接受锻炼的通知。临行前一天，他去向周恩来夫妇辞行。这时，李鹏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周恩来得知后，高兴地说：“你入党这是件好事，说明你在不断进步。但是光在组织上入党还不够，还要从思想上入党，才能像你父亲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次去前方，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啊!”临行前，邓颖超关心地说：“你从重庆带来的那床棉被子，大概已被蹬破了吧?我们有一床2斤重的新丝绵被，是你周伯伯托人从新疆搞来的，给你带去用吧。”李鹏见周恩来夫妇盖的还是一床旧棉絮，说什么也不肯要。周恩来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年纪还小，丝绵被子轻行军打仗好背。快听你邓妈妈的话拿去吧!”就这样，李鹏带着长辈的关爱踏上了去前线的征程。

　　1947年，李鹏到哈尔滨工作，后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被送去苏联留学。在苏联，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殷切期望，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后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眼中的“小革命家”

　　罗西北的父亲罗亦农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8年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遭到逮捕杀害。他的母亲诸有能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不幸落水身亡。从此，2岁的罗西北成了孤儿，由外婆抚养长大。1938年初的一天，外婆把罗西北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武汉将你去延安的路费寄来了，你很快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周恩来伯伯!”听说外婆要带他去武汉，罗西北一连几天都沉浸在喜悦中。到了武汉，外婆带着罗西北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说：“啊，这不正是诸妈妈吗?”因为丈夫姓诸，在上海时，罗西北的外婆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诸妈妈”。“大革命家，你还没忘记我这个老太婆啊!”诸妈妈激动地说。“哪能忘记呢，诸妈妈能烧一手好菜，我可没少吃啊……这个小家伙就是罗西北吧?快过来，让我看看这个‘小革命家’。嗯，长得像你父亲，将门虎子个头不低。” 对这个“小革命家”称号的来历，罗西北一直引以为豪。那是在罗西北刚出生不久，罗亦农高兴地拍着孩子的小屁股，说：“这小子将来子承父业，又是一个‘小革命家’。”1938年3月，罗西北在周恩来关怀下，成为首批到达延安的孩子。1941年初，罗西北和其他几个孩子被一同送往苏联学习。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罗西北从挂在墙上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照片中，第一次见到父亲罗亦农的模样。

　　罗西北进入儿童院没多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战争期间，罗西北参加过苏方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挨家挨户送过前线战士阵亡通知书。1944年8月，儿童院院长让罗西北和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自谋生路。离开儿童院时，除了铺盖，罗西北只领了一套用于换洗的衣裤。幸亏在儿童福利院原来的中文老师和另一位苏联友人帮忙下，罗西北加入了苏联国籍，从而解决了吃饭、住宿、上学等问题。后来，经过刻苦努力，罗西北考上了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罗西北被秘密安排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带到苏联国家安全部，一位将军接见了他，向他讲述了中国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并问他是否愿意为解放东北参加谍报工作。一听说是去打日本鬼子，罗西北马上点头同意了。随后，罗西北在苏联的赤塔接受了无线电发报专业培训。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基本达到发报员水平。在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罗西北并没放弃工作，而是以苏联谍报员的身份，于1945年10月经满洲里来到齐齐哈尔，与国民党收编的，由当地土匪组成的光复军进行英勇斗争，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共产党方面。

　　一次，有个“红胡子”(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军警来搜查。罗西北来不及藏好电台，就顺手塞在一个破沙发底下。在盘问过程中，“红胡子”发现罗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怀疑他是八路军要把他带走。为了不让“红胡子”搜出电台，罗西北走出门引开敌人。“红胡子”将他带到隔壁人家对证，由于没有露破绽，罗西北总算躲过一劫。在齐齐哈尔的工作完成后，罗西北又乔装“阔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结交国民党官员和富家子弟，借此为东北我军收集情报。直到他完成任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哈工大学生支部会上时，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

　　全国解放后，罗西北于1954年至1987年历任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务。1958年2月底，在成都水利勘测设计院担任总工程师的罗西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去武汉，跟随周恩来考察长江三峡。很快就要同抚育过自己的周恩来见面了，罗西北兴奋得彻夜难眠。几天后，周恩来在重庆召集有关水利专家、学者开了一个研讨会。罗西北之前对三峡工程没有进行过认真研究，所以不敢贸然发言。可周恩来突然发问：“西北，你今天为什么不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罗西北起身直率地说：“总理，这次我是来求学的，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意见，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周恩来喜欢实话实说的人，伸手拍了拍罗西北的背，说：“好样的，等今后调查好我再找你谈。”在重庆期间，周恩来还谈起了与罗西北的父亲罗亦农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的革命故事，并特意问了罗西北外婆的一些情况，再三叮嘱他：“老人这一生不容易， 你要好生孝顺她。”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有一段在东北搞情报工作的历史，罗西北被打成了“苏修特务”。他被关押在一间黑房子里，每天的任务就是写过去如何搞情报工作的“黑材料”。有时实在苦闷他就自言自语，用石子和自己下棋。这一关就是5年零8个月，罗西北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与折磨，最后终于“疯”了，他大骂江青，大骂林彪，不吃不喝，嬉笑无常，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最困难的时候，罗西北向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救信。这封信先寄给朱德的女儿朱敏，由朱敏交给父亲朱德，再由朱德转交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在信上批复：谁的事归谁管，罗西北的问题应交四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 审查结论。这样一来，罗西北终于能平安回到自己所在的四局。

　　作为中国动能经济和水能规划方面的知名专家，罗西北牢记周恩来的教诲，扎根水电系统，先后参加了龙溪河、大洪河等河流规划和水电站的初步设计;参加了刘家峡、龙羊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主持审查了水口、李家峡、岩滩、漫湾等一大批大中型水电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组织领导了黄河上游、乌江、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考察和规划选点工作。2005年11月17日，罗西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培养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

　　1938年的一天，年仅10岁的陈祖涛被周恩来送到了延安。这次远行， 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红军长征途中，陈昌浩曾一度追随张国焘错误路线，有几次还同周恩来闹翻了脸。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红军领导反复做陈昌浩的工作，从而促使红四方面军摆了脱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北上抗日。1939年夏，周恩来赴苏联养伤。临行前，他仍然没忘记陈祖涛，对有关人员说：“这么小的孩子，留在国内没有爹娘照管就是不放心，让他跟我走好了。”后来，在征求毛泽东的同意后，陈祖涛与周恩来同机去了苏联，被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49年12月，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祝贺斯大林70大寿，二是签订《中苏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三是在重大项目建设上争取苏联老大哥的支援。陈祖涛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在涉及术语和专用名词方面，比一般翻译要强一些，因此，在签署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重大项目协议时，他参加了有关机械制造项目的谈判。毛泽东回国后，当时国内急需大量的科技人才。陈祖涛接到周恩来写给他的信，决心回国报效祖国。

　　陈祖涛回国后，很想投入到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去，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但他一时难确定方向，想要找权威专家进行咨询。他突然想起了一直关照自己的周恩来，可转念一想，周伯伯现在已是共和国总理，每天日理万机为国操劳，哪还抽得出时间管这些事。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打来电话，说是要约他们几个回国的大学生到西花厅谈心。陈祖涛做梦也没想到周恩来会接见他，高兴极了。会见时，几个大学生敞开心扉，畅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细心的周恩来却发现陈祖涛坐在一旁没说话，于是不解地问：“祖涛啊，你平日可是一个活跃分子，今天为什么不发言?”陈祖涛见周恩来发问，忙起身回答：“我是学机械的，想搞汽车工业，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我都去实习过。” 周恩来听后，马上说：“有这种基础就更好，你马上回苏联去。刚好我们国家正在长春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方案就在苏联搞，你去参加那里的指挥设计工作。”

　　1951年9月，陈祖涛怀揣周恩来的亲笔介绍信，作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前期筹建人员赴苏参加在苏联的建厂实习。在苏联，陈祖涛和总设计师们在一起工作，不仅参与规划和设计图纸，而且还负责开列聘请苏联专家名单、联系搜集资料等业务工作。1954年6月， 一汽厂长姚宾赴苏考察，既作为工程师又当翻译的陈祖涛全程随行。1955年初，陈祖涛同姚宾回到北京。当时正值一汽掀起基建高潮时期，陈祖涛主动要求去基层，担任了生产难度最大的发动机车间主任。

　　在周恩来的关心培育下，陈祖涛成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一汽从选址、设计、基建、安装、调试到投产的全过程，陈祖涛是参加者和组织者。他先后担任过技术处主任、工艺处处长，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辆自主品牌轿车——东风轿车，他还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1981年起，陈祖涛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历任总工程师、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不断探索技术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