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同志在淮南
来源：赵启民 三野子弟   2020-11-23 10:48:04

邓子恢

　　我曾经是邓老的直接下级，在淮南相处一年多。解放战争初期，邓老是华中军区政委，我又在他领导下战斗过，因时间短直接接触很少。主要是记叙他在淮南那一段斗争生活和贡献。淮南是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一个战略区，地处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分为路东路西两地区，新四军江北部队于1938年～1939年初，先后在安徽东部展开打击日伪军。先称皖东，后进军津浦路东，运河以西，改称苏皖边区，后改为淮南，邓老是江北部队和淮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初见邓主任

　　1939年6月间，我第一次与邓老见面，他的知识和风范，对形势分析和对今后发展方针政策方向的论述，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直实际地作用于我的工作和实践中。此前，我不认识邓老，也不了解他，1938年2月，我从陕北延安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工作后，才知道他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武运部长，我们进入皖中、皖东后，与军部来的人接触多了，才零星听到些有关邓老的传闻，他在江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做过部长，后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等，是很有才干的高级领导人。

　　1939年5月，新四军叶挺军长来到江北，根据党中央指示在皖中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任指挥，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军参谋处长赖传珠任参谋长。成立江北指挥部，是为了统一领导指挥江北部队加快东进步伐，照中央既定方针，发展皖东，进而发展苏北。由于种种原因，江北我军东进迟缓，四支队主力还在舒城、无为一带，只有第八团进到皖东定远、滁县、全椒一带。江北游击纵队活动在淮南铁路线南端两侧。国民党在接受所谓华北教训的指导思想下，派少数正规军收编土杂武装，同我闹摩擦，鱼肉人民。桂系以大别山为基地抢占皖中、皖东，蒋系韩德勤部在苏北坐大，这样，江北我军如不加速东进，深入敌后，就要坐失良机。向东发展就面临着极为复杂局面。任务可谓相当紧迫和艰巨。

1939年5月，(左起)叶挺、赖传珠、罗炳辉、张云逸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合影

　　第八团是以桐柏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扩建的，部队基础比四支队七、九团弱，但从延安调进大批干部，骨干力量并不弱，营长、教导员都是主力红军团级干部。八团东进是积极的，1938年秋就进到津浦线西侧展开。统一指挥挺进团和巢县抗日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要继续向东发展，必须江北部队全力以赴。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八团直属江北指挥部领导指挥，这就是五支队的雏形。

　　为了执行继续东进的任务，八团于1939年初奉命派部队到津浦路东侦察敌伪顽情况和地方政治、经济、民情，当时我任八团参谋长带领侦察部队去津浦路沿线了解情况，为进入路东作准备，滁县县城是日军占领的主要据点。城西侧十余里处便是我国著名的名胜琅琊山，山高300余米，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山下有一大庙叫琅琊寺，寺旁有古迹"醉翁亭"，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就刻碑立于亭内，常有香客游人到寺内进香。搜集情报较方便，由琅琊山向西，方圆数十里全是丘陵，当地人称之为"花山"山区。这片地方有些小山，而整个花山山区连同琅琊山在内，林木比较稠密，山竹也多，地形和植被条件都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片地方日伪无力控制，国民党统治也较薄弱，区长蔡家璋是位爱国青年，对抗战态度积极、群众受日伪烧杀迫害抗日情绪也很高，经过接触和工作打消了疑虑，欢迎我军进驻。我在这一带活动了十多天，回到藕塘附近的八团团部，向团里其他领导同志汇报了侦察结果，随后向江北指挥部写了一封书面报告，我在信里建议控制花山山区作依托，向西平原地带发展，建立根据地，可以对津浦线的日伪军开展游击战，也可以作为进军路东和东西联系的跳板。

　　6月，邓老随叶军长来八团视察工作，就我的书面报告和我单独长谈一次，因为以前听到些有关邓老的传闻，现在又是"顶头上级"，乍见面我多少有些拘谨，邓老很会做工作，善于和不熟悉的下级谈话，没有架子，没有首长"派头"，对同志热情，态度随和，语言幽默，交谈数语我的拘谨情绪就打消了。他称赞了八团积极东进的行动，对八团一年来的成绩给了很高评价，对我的书面报告所提的设想给予了肯定。这样谈下来，我已不再把他当做大首长了，而是把他当作兄长、同志。对于八团当时的处境和今后东进发展，他启发我把想法大胆说出来，他认真地倾听我的陈述，我讲完了，他主要讲：要放手发展抗战就要有人、枪、物，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讲同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既斗争，又联合，讲发动群众，争取社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在没有自己政权条件下，怎样打破反动势力限制，争取生存壮大的空间。虽没有公开批判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当时中央还未公开向下传达)，事实上，是以他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阐明了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中央精神。

　　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有邓老这样有才干的好领导与张云逸指挥一道工作，江北局面将会改观。后来，邓老和地方党组织派部队协同蔡家璋(后加入我党成为民主政府的区长)进花山工作，直到解放战争初期，这片山区一直在我控制之下。当年10月支队派我去十团(原挺进团)检查工作，去后接到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命令要我兼任十团政委。在盱嘉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用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一处独立活动地区，十团由不足500人发展到2000人，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与这次同邓老的交谈受到的教益是分不开的。

　　二、要札根于群众之中

　　江北部队是以四支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四支队的主要部分是坚持大别山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第八团也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成，属四支队建制。论理说，红军部队没有不会做群众工作的，但处于战略转变阶段，没有自己的政权，怎样做群众工作，还没有一套行动办法和经验，没有广大群众支援，部队在社会上就是无本之木，困难重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诸多限制和造谣诬蔑蛊惑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新四军四支队进入皖中初期，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发动群众工作也存在缩手缩脚现象。

　　安徽是桂系控制的地盘，抗战初期，桂系表现比较开明，由"省战地动员委员会"主管民运工作，"动委会"实际上是由进步人士和我党派进的干部在起着主导作用。也成立了县动员委员会和战地服务团，做了些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工作，吸收了一些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工作。但由于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这个进步组织的工作停留在社会上层活动，基层组织工作效果不大，尤其没有抓武装，失去了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时机。

　　邓老兼任江北部队政治部主任后，把群众工作当做头等大事，他亲自主持制定了"群众工作细则"亲自给干部做报告，阐述抗战中尤其在自己没有政权条件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赢得了群众，就赢得了社会"，就有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坚固基础。五支队东进路东时，邓老把四支队服务团拨给五支队，要各团都组建了政工队，连队也有民运工作小组，专职做群众工作。

　　淮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帮会组织对基层群众影响较大，各地方都有些所谓头面人物，他们实际上是影响一方的统治者，是老百姓的"领头羊"。这些社会上层人士极为复杂，做不好他们的工作，去发动基本群众，不仅行不通，还会给自己增加敌对势力。因此，邓老在给我们阐述民运工作时，就特别强调一手抓下层群众，一手抓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把"地头蛇"争取过来，下层群众工作就会有了突进的发展，群众动起来了，扩大兵员，改造旧式游杂武装，部分地解决供给问题，就有了办法。

　　凤阳县的社会名流梅子明老先生，为人比较进步，但他的出身经历却复杂，既是中等地主，又是青帮老太爷。我们把他工作做好了，他儿子领导的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全体加入我军，他本人也积极参加各项抗日工作。后来他的儿子，孙子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他本人一直与我党同心，新中国成立后才去世。

　　路东半塔附进的舒营，冯姓大地主有三兄弟，当我军到达时老大就逃往立煌当官去了。老二与老三留在家里看家，五支队司令部移驻舒营住在他家里，经支队领导亲自做工作，他们拿出80石白米捐助我军，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这两兄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敌人煽动下，双双一起逃跑了，这是看风使舵，脚踩两只船的典型，能争取同走一段路，对抗日还是有利的。

　　淮南这地方青帮多，它原是民间互济性的秘密结社，不少人为保身家性命加入帮会，这在江淮一带已经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帮徒多为普通劳动人民，也有一些流氓，鱼龙混杂，它本身没有政治宗旨，什么政治势力都在利用它。我们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对大小帮头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扩大部队，做社会稳定工作建立情报网络，都起了一定作用。帮头们也有些坏人，后来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邓老主持下，群众工作有了迅猛的发展，为扩大部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下群众基础。刘少奇同志提出"为抗战就要"招兵买马"，独立自主地创建一个家"，有了现实的可能。实践证明邓老的指示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三、逆风到来之前

　　新四军第五支队，1939年7月1日在定远县安子集正式宣告成立，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我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先是方毅，后由张劲夫接任，下辖三个团(八团、十团、十五团)和支队教导大队，全支队3000余人。支队成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和准备，于当年8月和10月，分批进入津浦路东，以半塔为中心，作战略展开。这时的路东局面很乱，桂、韩两派为争夺全路东地区(内有安徽和江苏共八个县)的控制权，明争暗斗，相当激烈。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在桂、韩互斗中游离着，分化着。基层群众恐惧、徘徊、失望。我军到达后，按照邓老指示，即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划片负责，除原有的民运干部，又从战斗部队派工作组到基层，深入到家家户户宣传我党我军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等政策，动员群众组织起来，保家乡、支援抗战，也开大会、讲演、演戏进行宣传，加上我军严格的群众纪律，逐步消除了对我党我军的恐惧。基层群众拥护我军的热情不断提高，对反动势力的恐惧仍未全打消，公开接近我军人员仍有顾虑。在做基层工作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上层工作，对各类武装集团小实力派，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对他们的头头，主要通过交朋友的办法，争取他们接受我军指挥，再逐步加以改造。

1939年夏，第5支队领导人在江苏盱眙地区合影。左起：郭述申、张劲夫、罗炳辉、周骏鸣

　　对桂、韩双方内斗，我不介入，和他们都保持礼貌性的往来，开展统战工作，保持友军关系，路东各县的县长态度也不尽相同，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尽力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但都要保持适当警惕。

　　1938年春，徐州会战时，桂系部队在津浦线上与日军打过仗，此后，国民党哪一派军队也未在这里与日军作战过。我五支队到路东后就连续主动袭击日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昭告于民，我军抗日最坚决。其中影响大的战斗有：两战来安城;击溃进犯之敌，罗炳辉同志亲临前线指挥，连他的警卫员都负了重伤;在石坝击退袭扰日军，毙敌百余，内有一名大佐司令;在天长扬州地区配合苏皖支队作战，毙敌近百……通过一连串的战斗胜利，我五支队声威大振，各阶层都着遍认为我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从而促进了群众工作与统战工作的开展。至当年年底各抗日群众团体已经举办起来了，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由上而下建立各类人民抗日团体，以"农民抗敌团体协会"为主，相继建立了青年、妇女、商、工"抗敌协会"和"抗日儿童团"。有了各类抗日群众团体，我军就有了社会依托，虽然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我党的政策已在群众中传播扎根，游击区也在由量变到质变过渡着。部队扩大一倍多，还组建了十几只大小不等的游击队，在各团活动的中心地区已经着手开办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模范队。尽管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但基本群众和爱国人士心向着我党、我军。我们可以随时召开几千人乃至几万人的民众大会，国民党现官们却办不到，在我各项抗日工作向前较顺利和发展的时候，反共逆流已在华中、苏皖等地滚动。1939年10月，桂系廖磊病故，李品仙接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受蒋介石收买，积极进行反共，部署军事进攻;韩德勤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蒋嫡系的反共老手，盘据江苏北部，奉蒋令协同桂系消灭江北新四军，积极增兵路东，准备进攻我军。这样我江北部队就面临着优势顽军东西夹击的态势，处境险恶。路东部队知道"要准备自卫"，中原局和指挥部的意图和部署尚不清楚，正在这时，邓老奉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前委的委托，来到路东巡视工作，1940年元月下旬，邓老来到半塔，向五支队和路东省委传达了中原局第一、第二两次会议精神和刘少奇同志重要指示。大意是说：反顽自卫，势在必行，务求反顽取得胜利，创造一块大面积根据地，不仅有群众，还要有自己的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家"，有这个"家"做依托就可以进一步发展苏北，发展全华中。

1939年冬，邓子恢(后排左二)在皖南

　　邓老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对形势做了精辟分析，就全国而言，民族矛盾亦然是第一位的两党关系不至于公开全面的破裂，局部冲突来自国民党内右翼反共势力，完全制止不可能，打败了他，他就会老实一阵子。因此，国民党反共军事行动是有限度的，我自卫反击也只能是有节制的，这就是党中央指示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所以我们既要保持警惕，部署应变，又不要把反共逆流估计的过于严重，对于桂、韩两顽，邓老分析说：一个是地方势力派，一个是嫡系，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真打起来不可能协调的那么好，同时，两派各有自身矛盾，都有他方牵制，都对我军应战能力估计不足，又都要受全国总局势制约，这就注定了他们进攻时间和行动上很难以取得一致，必然有空隙可乘，动用兵力也不至于大到我军完全无法承受的程度。依照这样的分析判断，他要求五支队群众工作和组建人民自卫武装步伐要加快，不仅要有军事部署，还要有健立全路东政权之准备。

　　五支队遵照邓老的指示，工作部署也有较大的调整。机关完全撤到半塔附近的舒营，冯营等地，教导大队进驻半塔镇。主力逐步收缩整训，在干部中动员，准备反摩擦，介绍桂韩两派军队一般作战特点。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抽人帮助训练，为了掌握韩方动向教育争取他们下层官兵与我友好相处，进攻我军时消极应付，对韩军在路东活动的独立旅，和各县常备旅团都加强了统战工作，争取分化和延缓他们进攻时间。

　　支队教导大队原有三个队，都是部队抽上来的骨干，担负防守任务，主要依靠这三个队，还公开出布告招生，吸收知识青年参加，至二月上旬，又扩大了三个队，四队是机关抽调的略有文化知识的"小鬼"和女生，五、六两队多为社会青年，也有少量农民积极分子，是培养训练地方工作干部的，这批青年经过短期学习，后来都成了建政骨干。战斗中可做些战勤工作。

　　2月7日至16日，在半塔召开了全支队政治工作会议，邓老亲自到会指导，作了长篇报告。这是五支队自成立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干部会，讨论贯彻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指示，对今后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前途统一了认识，提高了必胜信心，邓老还写了个小册子叫《我们的出路》，发到基层单位，作形势教育材料。他也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这次会议对部队认清反顽进攻形势，加深阶级斗争观念，建立健全政治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

　　总之，五支队和路东省委的反摩擦应变准备，是在邓老亲自指导下实施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他为贯彻中原局决议，到路东来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作的指示、措施都是正确的。

　　四、半塔守备战的坐镇者

　　1940年3月，桂韩两顽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东西对进，进攻我四、五支队的形态已明朗化，桂军一个主力师(138师)加两个游击纵队已在路西蠢动，而韩军在路东的独六旅表面与我们保持联系，而在运河以东的韩军则向路东调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决定，由罗炳辉司令员率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赴路西参战，协同四支队先击破对我威胁最大的桂顽，然后再东援击破韩顽进攻。支队主力西去后，路东仅留后方机关和少数部队，能直接参战的兵力不足1500人，在以半塔为中心的百里战线上，监视韩军。

　　3月中旬，路西战场正在激烈地战斗时，韩军尚未行动，增调到路东的117师进到半塔东北距半塔半日行程停止不前，独六旅仍停留在冯集一带未动，企图麻痹我军，也在观望路西战况。

　　3月21日拂晓，韩军突然向我发起进攻，来势甚猛。一线展开10个团共万余人，分左、中、右三个集团，南起竹镇，北到西高庙(今桂镇)全线同时进攻，形势很紧张。此时我路东党政军负责人是五支队郭述申政委，周骏鸣副司令，张劲夫主任和我，还有改任路东省委书记的方毅。邓老是上一级的领导人，又是受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委托来路东的，他当然就成了全局坐镇人，我们紧急磋商后，一面组织应战，一面将情况电报中原局。

　　这时我们知道，西线战况我军已取得初步胜利，津浦、淮南两条铁路之间地区北半部基本为我所控制，来犯之敌两个游击纵队，一被击溃，一被大部歼灭，桂军主力138师仅仅是被击退，尚未受到严重打击，西线战事还不能算是结束，因此，指望路西我军主力迅速东援是不现实的，必须以现有力量顽强抗击韩军进攻，中原局回电报也命令我们以路东现有力量，不惜一切牺牲坚守半塔一星期以内，绝不许丢失主阵地，等待路西主力回援。照当时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任务极为繁重艰巨，五支队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经过坚守防御的锻炼。留在路东的部队多半是新组建起来的，因而必须兢兢业业地完成任务。

　　支队和省委领导人，在邓老指导下，研究了几条措施，1)将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命令迅速传达到全体指战员，要求坚决完成任务，假如丢失了半塔，那就危及皖东的安危，进而危及全华中今后发展大计，我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半塔。2)半塔镇由教导大队负责坚守;将分散被围的小单位尽量接应出来，收缩战线以守住半塔主阵地为目的;命令十团两个营和十五团两个连位于半塔两侧，顽军进攻半塔时由两侧出击，协同教导大队守住阵地;特务营调到舒营附近，作为预备队;动员自卫队武装参战。会后，我即由司令部驻地舒署和守备半塔的任务。

　　半塔是韩顽进攻的重点目标，使用的部队是一一七师约4000余人，装备精良，我们在镇上仅有"教大"原三个军事队。作战人员总数仅300人多一点，装备也差，每支步枪只有几发子弹，做了些工事，都是露天散兵壕，没有掩体，阵地很不坚固。敌军进攻半塔的兵力大于我教导大队九倍多，火力更不知强过我们多少倍，战斗一打响就险象环生，我到镇里向教导大队黄一平大队长和唐克政委、各队干部传达了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的指示和支队调整部署完成任务的意见。研究了坚守半塔镇的措施：

　　1)加修工事，尽力做成掩体阵地。2)节约弹药，不准乱打枪，组织各中队特等射手和猎户杀伤敌人。3)每人一把大刀或长矛，准备进行白刃战，4)夜间派出小分队到敌阵地前开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打日寇的政治攻势，干扰敌阵。5)将四队少年女生队和老弱撤到支队政治部驻地。商定后，向部队做了动员，三个军事队全是部队骨干，都有坚强的应战能力，他们听了我传达动员后，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六队的情绪也很好。他们一再高呼：请支队领导和中原局江北指挥部放心，有五支队教导大队在，半塔镇就绝不会让顽军夺去，我回到支队司令部，将上述情况向邓老和支队领导干部汇报，大家表示满意。

　　21日上午，顽军正面进攻连续被击退后，改用迂回战术，用一个多营袭击了半塔西侧制高点光山，对街镇形成合围，并用火力封锁镇西南角平原地，切断守军与外界联系，形势十分险恶，这时周骏鸣副司令员已在王母山上，他果断组织特务营两个连，在机枪火力掩护下通过千余米开阔地，勇猛冲杀，击退了优势对手，夺回了光山，半塔镇主阵地转危为安。22～23日两天敌军继续猛攻半塔镇，教导大队坚守阵地抗击，在两侧部队配合下，均被击退。至23日夜，半塔守备战度过了最险恶阶段，稳住了主阵地。形成对峙状态，韩顽并未死心，调常备十旅渡过南三河增援，命令独六旅向半塔镇逼进，准备继续进攻半塔，形势已然十分严峻。不过通过这三天三夜的激战，我们对坚守住阵地提高了信心，中原局江北指挥部要求守一个星期是能坚持下来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直接参战的情况，全区有多少这类武装参战，当时也没统计清楚，我印象最深的，表现出色的是半塔镇模范队，这个模范队是以作坊工人和猎户贫民组建的，有140余人，他们在教导大队统一指挥下，阵地防守，攻袭敌人，打冷枪杀伤敌人，潜入敌后捕抓零散敌兵，都干的不错，战后他们要求集体参加主力，经批准后留给地方20余人，余者编为一个连，初为半塔中心区武装，后编为四旅十二团第五连，如今他们建制还在，连史是从半塔守备战写起的。

　　叶飞同志奉陈毅同志命令，带两个团从运河东赶到路东战场南线，他们行动快，敏捷而坚决，行进中三战三捷，3月27日上午，与顽独六旅遭遇，一举全歼顽军一个营，击溃一个多团，整个南线顽军一片混乱。同日下午，我路西主力回援已经越过津浦铁路，向半塔疾进，我十团主动出击，又全歼盱眙常备旅最强的单位洪营，至此，进犯我路东的韩军全线动摇，我军展开全线反击，至当月底将韩顽全部逐过南三河以北，战役胜利结束。

　　半塔守备战对战役全胜有重大意义，路东战场从动员准备到结束，都是在邓老的领导下实施的，他的动员不可磨灭，战斗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非常严峻，邓老镇定自若，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起到了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这种巨大作用，他人是代替不了的。

　　五、路东建设民主政权中的邓主任

　　淮南反顽战役获胜后，路东路西各建一个专区级的政权，名称为联防办事处，共15个县级民主政府，我控区人口达200多万、这是全华中第一块完全由我党领导的大面积根据地，中原局也是依托这块基地，领导发展全华中的。

　　反顽战役胜利后，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由路西移到路东半塔附近大田营，淮南建政总的由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实施，路东区则由邓老协同路东省委具体执行。一下子要建八个县政权。原先虽有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准备，但没料到胜利来的这么快，各项工作就显得更繁忙。

　　建政不仅要有领导气魄，还要有领导经验。不懂得地方工作，建不了政，不能正确贯彻党中央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也建不好政。邓老是做地方工作的老手，有丰富的经验，能正确理解党在现阶段的政策，路东建政主要由他承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当时用来在路东做地方工作的干部有：五支队教导大队训练的男女青年200多人，加上由各团抽调一些骨干，总数不到500人，原鄂、豫、皖省委下属的千余名干部从大别山撤出，被皖中和路西各留一些，淮北又要去一些，到路东的仅300多人。这点干部力量，摆路东那么大摊子，显然是很不够的。但国民党路东地方政府瓦解时，有不少年轻的工作人员，一般表现较好，还有些进步士绅，他们熟悉地方，且有一定社会影响，可以参加民主政府工作。于是，刘少奇同志及时指示，除了"三三制政权"再加一条"用旧人行新政"。邓老根据指示，大刀阔斧地由上而下迅速搭起各级政府的架子，让民主政府的"机器"运转起来。当时把江北指挥部和五支队一部分部长、科长派出去，先解决县级领导人，江靖宇去了来安，汪道涵去了嘉山，余纪一去了盱眙……，还选用当地干部徐述之、陈舜仪等到天长、高邮任县级职务。区乡干部由民运工作组的干部、部队抽调的连、排干部和选拨一些表现好的当地干部担任。截至4月底，全路东乡以上政权已基本组建就绪，5月中旬，保长大部换上群众积极分子。

　　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要是由大别山撤出的干部组成，贺希明任主任，仅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建立起八个县及下属的区乡、保政府和一个行政区的八县联防办事处，气魄之大，速度之快，并不多见。

　　在建政过程中，邓老亲自动员，组织实施，建政安民的布告，都是他自己动手起草的。建政的同时组建地方武装，设一相当于军分区的"路东联防司令部"，县设军事科，区有区中队，乡有脱产乡分队(20余人)，并统一指挥乡保模范队，县区两级脱产武装人数不等，主要任务是保境安民，负责边区的对敌斗争。联防司令部直属有由江北指部和五支队两个特务营各抽一部为骨干组成的两个独立团。路东地方武装经过几年的实战锻炼，达到可以独立担负起路东防卫和对日伪斗争任务。

　　加强地方党的组建，那时党组织对外还不便公开，以行政和群众团体领导人名义做党的工作。乡有专职指导员，就是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各人民抗日团体和武装，发展巩固党基层组织。区以上党的负责人对外称"联抗主任"，"联抗"是"各界抗敌联合会"的简称。当年七月成立路东"总联抗"由省委书记刘顺元任主任。路东各级政府全面运转开来后，首先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动员减租、息和纳粮、纳税，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农民纳公粮平均只有百分之三。

　　1940年夏季丰收，政府有了正常财政收入，供给有了保障，这就显示出有了"家"的好处。

　　5月中旬，在半塔开办"行政干部训练班"，至9月初共办两期，总数约300人左右，充实基层政权。在这两期的训练班中，着重教育训练怎样贯彻执行"津浦路东行政暂行法规"。这个文件是邓老亲自指导编写的，规定了民主政府宗旨与干部守则，规定个各级政府职责和权限，也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文件在社会上公开宣传以后，曾引起了强烈反应，尤其是农民无不坚决拥护。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乡下人从来没有认真进行国民教育，一般老百性根本不懂还有了什么公民权。当年秋后，全路东搞了一次乡、保基层选举，既教育了群众，又巩固了基层政权。

　　1940年秋，贺希明他调，邓老兼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用主要精力抓政权工作。1941年初邓老经充分调查研究和长时间的考虑，在办事处驻地葛家巷召开专门会议，发表一篇著名的长篇演说，《论干部地方化》。后来这篇报告在《新路东报》公开发表，成为淮南干部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他指出，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由外来干部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工作是必要的，正常的。但从长远发展观点看，必须大量选拔本地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尤其是基层干部，这是有远见的论述。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路东以及整个淮南，大批本地干部在斗争中成长，区以下基本上都选用本地干部，有些外地干部也逐步"乡土化"了。县以上领导也选用不少当地人，汪道涵、魏然、陈舜仪、周原冰、许言希等同志都是先后接任地、县两级领导工作的。

　　六、组建文化艺术团体

　　淮南在华中根据地创建中，起到重要作用，淮南的主要部分又在路东，路东的建设邓老付出了辛勤劳动，也结出丰硕的果实。后来，刘少奇同志曾高度评价淮南根据地的建设，认为淮南是全华中根据地最正规，最完善的。

　　江北部队原先有个服务团，主要从事民运工作，内有个演剧队，人少演不了象样的戏，到路东后，也分散做群众工作了。在大别山有一批文艺骨干撤到无为县境，邓老按刘少奇同志指示，把这批有许晴等主要成员的文艺骨干接到半塔，亲自主持成立抗敌剧团，按当时的条件看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剧团成立后投入紧张工作，深入农村、部队演抗战戏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抗敌剧团直属江北部队政治部。在邓老指导与支持下，各支队(后改为旅)都筹建了自己的专业剧团，江北部队建立起两级专业剧团，文化生活既搞的很活跃，也积极参加地方工作。邓老根据路东地方有些分散的文化人和旧剧团，他提议成立"文化艺术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把各类文化人团结起来，用文艺武器向敌人冲杀。他的主张得到了少奇同志支持，也受到文艺工作同志拥护。6月18日，在半塔召开"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同时宣布成立路东"总文抗"，当年下半年，各县陆续成立了县"文抗"。

　　这样路东地方文艺界就有了一个完整组织，团结广大文艺人才投入到抗战事业中来，为抗战服务。也利于对民间艺人和各类业余和专业剧团剧目中陈旧迷信的东西，低级趣味的庸俗内容进行改造。有了总"文抗"之后，经过宣传、教育、改造、团结广大文艺人才，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开展的活泼而健康。

　　当年9月，粉碎日、伪对路东七路大扫荡后，邓老亲自主持成立全路东地方文艺专业剧团，定名"宣教团"，各县都成立一个分团。第二年春，淮南成立"行政学院"，"宣教团"总团与分团全都集中成立文艺系，经半年培训，提高，更名为"大众剧团"，有总团与分团。"大众剧团"深受淮南人民欢迎。1943年精简后，人数减少了，工作并未停，一直坚持到淮南根据地撤出。

　　"总文抗"成立后还出版了文学刊物《新路东》半月刊，刊载传记、纪实文学、小说、剧本，在淮南农村广为流传。在根据地初创，物质条件那么困难，能发行铅印文学期刊，真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抗敌剧团》和《大众剧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热情肯干，听从党的领导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创作节目都是来自实际生活，演出易于引起观众共鸣，效果好。《半塔守备战》在半塔演出时，掌声、口号声和笑声持续不断，8月中旬，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在大田郢，欢迎黄克城同志和一部分八路军部队，抗敌剧团赶排了话剧《黄河与长江汇流》，在欢迎会上演出，八路军指战员掌声不断，黄克城同志也作了即席讲话。

　　七、抓政治思想工作长期坚持始终不懈

　　邓老是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时，他是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军部成立时，他是军政治部主任。抓政治思想工作是他的本职。但他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费了很大的心血。

　　尤其他兼任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后，政府工作极为繁重。不论多么忙，他都没有放松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是不知疲劳，日以继夜地工作。邓老亲自动手写的《我们的出路》，把阶级斗争同抗日战争的关系阐述的很透彻、准确，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教育，解决了当时存在的一些糊涂思想，也为坚持抗战到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皖南事变后，江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邓老调任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仍参加领导了二师召开的"三一八"政工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江北部队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建设正规的党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克服不良倾向，大力提高军政素质，指明了部队建设的方向。

　　邓老对淮南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一视同仁，用人唯贤，选择优秀干部到重要岗位工作，对政治干部要求更严。干部间的差异，不同意见的争论，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思想问题等总是有的，遇到这类问题，邓老总是耐心说服、教育，真正做到苦口婆心。该批评的严肃批评，要求改正，他也勇于自我批评，一句话说的不恰当他就立即认错改正，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同感，对于克服困难，团结进取，争取胜利也就充满了信心。淮南部队团结比较好，同他的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是分不开的。

　　邓老平易近人，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细心做群众工作身体力行。走到哪讲到哪，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形势，鼓舞士气，他讲话深入浅出富有鼓动性和幽默感，大家都很喜欢听他的讲话。1940年7月间，抗敌剧团在汊涧为江北军政干部学校演出，有一个节目内容是讲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山抗日的，剧情并不复杂，是说指战员初期有抵触情绪，经过中央派来的党代表说服教育，打通了思想，愉快地接受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可是剧团同志都较年轻，党代表角色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剧团负责同志竟然"异想开天"，请邓主任上台演这个角色，他答许了，戏演的很成功，在淮南广为流传，成为美谈。有人问及此事，他说：演戏也是革命工作，只要革命工作需要，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可以做普通一兵所做的事，这具体反映出邓老的高尚品德。

　　邓子恢同志在淮南，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创和新四军江北部队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事隔半个世纪，只能讲几件我印象深的事，做为对他的纪念。在淮南这段战斗生活，只是邓老几十年革命斗争生涯中的一站。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淮南的这一站，也是光辉耀目的。在我党高级领导干部中，像邓老那样博学多才，知识那样全面，始终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和大家甘苦与共，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写照，联系到建国后他在农业战线上的建树和远见，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