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来源：共产党员网   2021-05-17 15:00:54

　　1938年8月16日，在五台山的穷山沟和寺庙里，终于印出了第一张铅印党报《抗敌报》，聂荣臻称初期的《抗敌报》为“民族的号筒”。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双日刊改为日刊。聂荣臻为新出版的《晋察冀日报》题词：坚持敌后抗战整三年，边区子弟兵愈战愈强，《抗敌报》更以新的姿态——《晋察冀日报》出版，我们的宣传战、思想战也愈战愈有力。

　　在聂荣臻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晋察冀日报》坚持出版10年多。它虽然只是反映这个模范根据地的局部，报纸也不那么精美，但它是一个历史见证。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合并，成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距西柏坡不远的里庄，既是《晋察冀日报》终刊地，也是《人民日报》创刊地。《晋察冀日报》6月14日宣告终刊，《终刊启事》由邓拓起草、聂荣臻审阅后刊于报端。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1939年4月，《边区文化》也创刊了。聂荣臻在创刊号上题词：《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根据聂荣臻的指示，这本创刊号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关怀“反战同盟”的成长并为之题词

　　1941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聂荣臻发布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按训令要求，派出30多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敌占区，历时40天，散发宣传品130多万件，召开伪军和伪组织座谈会250多次，产生了重要影响。3月间，他又发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势的训令。训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传攻势那样，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散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还可以继续利用关系，召开伪军、伪政权组织人员及其家属的座谈会，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于孤立必败的境地，动员敌占区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协助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

　　此后，各部先后派出有几十到上百人的武装工作队60多支，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等成员设计拟制的。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说别的道理;慰问袋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甚至还成功地在碉堡附近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的思乡厌战情绪。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他们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有的伪军还与工作队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而武装工作队召开的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气氛活跃，收到很好的效果。

　　聂荣臻在一张针对伪军政人员的布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审时度势，幡然悔悟，举义反正，为国杀敌，以赎前愆”，并警告，对执迷不悟者，定当国法论处。这样的布告，甚至贴到了石家庄日伪军的碉堡底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为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活报剧、快板、歌曲、大鼓、花鼓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极大地振奋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精神。

　　聂荣臻看到不断传来八路军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因此，1942年5月，他在转发八路军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指示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1/3或1/2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轮番调换。”

　　正是在这种对敌政治攻势轰轰烈烈展开并初见成效之时，1942年5月7日，聂荣臻为“反战同盟”题词一幅：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军阀，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善!

　　为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题联

　　1943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县城南庄乡的温塘村召开。此时，晋察冀边区已辖有13个专区。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会前，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和宋劭文等一起，高兴地接见了来自边区各地、各阶层、各党派的288名代表。这些代表中有不少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冀中和冀东等地穿越敌人封锁线赶来的。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聂荣臻邀请与会代表参加了阅兵典礼。为了防止暴露目标遭到空袭，晨光熹微之时，阅兵式在城南庄外的杨树林边一片开阔地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敌占区和五台山寺庙的代表大开眼界，异常振奋。

　　聂荣臻为这次边区参议会题写了一副对联：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这一副气壮山河的题词对联，高高地悬挂在会场上，非常醒目，激励了全体代表;对联还被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更鼓舞了广大读者，这实际上是吹响了准备大反攻的战斗号角。

　　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端坐在铺着草席的泥制长凳上的代表们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他说：5年来，我军作战1.4万多次，歼日伪军17万多人，内有俘虏投诚的伪军3.9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

　　大会期间，议员们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将中央北方分局1940年8月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还通过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县区村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及《实施细则》《晋察冀边区关于逮捕搜查处理特种刑事犯之决定》《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条例》。大会选举成仿吾为边区参议会议长，于力为副议长。选举成仿吾、于力、杨耕田等7人为参议会常设机构——驻会参议员办事处委员。选举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凯风、王久茎等9人为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选举王斐然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充分体现了“三三制”的原则，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全和完善了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表明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应邀列席大会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班威廉夫妇称赞边区参议会和“三三制”政权的实现，是一个“奇迹”，是近代史中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重大的试验。

　　马褡子、羽绒被和“遗嘱”诉说着同白求恩间的深厚友谊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长160厘米、宽90厘米、质地为布料的马褡子。这件马褡子是由聂荣臻捐赠的，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物原先是1938至1939年间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赠给聂荣臻用的。在四川省江津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的馆厅里，还陈列着白求恩在临终前赠送给聂荣臻礼物——一床草绿色羽绒被。它一直陪伴着聂荣臻度过了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直到全国解放。为纪念友人，聂荣臻一直将此羽绒被珍藏家中。后来他还将其交给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使用，这床看似普通的羽绒被不仅温暖了聂家三代人，也成了聂帅家的“传家宝”。直到兴建聂帅陈列馆时，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才于1999年将它捐赠出来。此外，在河北省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里，还珍藏有一份相关的红色文物，那就是刊登有白求恩临终写给聂荣臻“遗嘱”的报纸档案资料。这些文物见证着聂荣臻同白求恩之间浓浓的情谊。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6月17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穿越太行山，渡过黄河天险，冲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正太路，到达了驻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对白求恩的到来，聂荣臻特别高兴。白求恩见到聂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迫不及待地问：“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聂荣臻想到他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了，便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可是白求恩说：“亲爱的聂司令员，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当聂荣臻介绍了晋察冀目前抗战的形势和军区卫生工作的情况，并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时，白求恩没等翻译把话说完便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没等天亮，白求恩就整好行李牵马来到了司令部。他考虑，自己要到战斗在几十里外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伤员在等待他，前线需要他。他向聂荣臻请求任务并坚决要求立即动身奔赴前线。聂荣臻最终同意了白求恩的恳求。从此，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支持下，白求恩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硝烟炮火中忘我地夜以继日地救治八路军伤员，曾创造了69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在工作往来中，聂荣臻和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随同医疗队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临近火线的孙家庄小庙里设立手术室，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一天下午，在为伤员做手术时，他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

　　11月1日，一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被抬下火线，送到白求恩面前。这是一种外科烈性传染病。白求恩不顾劝阻，立即进行手术抢救。期间，白求恩的手套被划破，病毒侵袭了他受伤的左手中指，发炎的手指受到了严重感染。5日，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却说：“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样工作。”7日，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当时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夜晚住在太平地。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又走了35公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此时他的体温已升高到39.6℃。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下午，白求恩头部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闻讯马上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唐县境内黄石口村。白求恩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坚决要求担架停住。村长陈同勋安排一行人下榻在村口邸俊星家。这时，白求恩脸色蜡黄，左臂已变成黑色。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曾一度昏厥过去，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1939年11月11日，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白求恩，用他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下了一份语言质朴、令人感动的遗言。

　　11月12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收到这封信。这位身经百战、一向有“钢铁将军”之称的聂荣臻，在读这封信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

　　几年以后，白求恩的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和技术》一书出版，聂荣臻在序言中这样描述白求恩最后的时刻：“当他最后为抢救伤员而不幸中毒阖逝前的一刹那，在山村陋室的卧榻上，关切叮咛后死者的周详备至，在他的一纸遗书和二三传语中，寄托着人间至上的真情和热爱，在战斗的人心里更留下了无穷的感痛。”

　　白求恩给聂荣臻的这封信，在70多年前，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就是在今天读来，依然饱含深情、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绝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显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后的当天上午10时，白求恩的遗体被抬往于家寨。

　　17日上午，聂荣臻到达于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为了表示对白求恩的敬重，军区按照当地的风俗，特选了当地最好的柏木寿材，由聂荣臻亲自为白求恩入殓。

　　当日夜，部队将棺木悄悄地下葬于村南狼山沟门，距山脚下废碾盘十步处。葬后，将地犁平，没留坟头，不留一点儿痕迹。3天后，日军到于家寨进行冬季大“扫荡”，后又多次洗劫，白求恩的初葬地始终没有暴露。1940年1月4日，白求恩的灵柩被起出送到唐县军城南关，准备召开追悼大会后重新厚葬。

　　1月5日下午，晋察冀边区在唐县军城南关的古阅兵场上，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白求恩的灵柩被安葬在军城南关古阅兵场西北角的一个高坡上。聂荣臻宣读了情真意切、沉痛悼念的祭文：

　　聂荣臻谨率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悼于加拿大医学家伯琴(即白求恩)同志之灵前，曰：呜呼!伯琴，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极峰，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高爵不足羁其鸿志，厚禄不足系其雄心，誓讨佛朗哥之不义，投身西班牙之战争。地中海边，波涛未平;太平洋上，烽火方殷。君不辞劳，万里长征，深入敌后，赞助我军。寒衣土布之服，饥餐粗粝之粮，救死枪林之下，扶伤炮火之场，运斧神于轮匠，奏刀妙于庖丁，无轻伤不速愈，虽重创而皆生。日劳病榻之间，夜书膏火之旁。行遇路人之疾，止予治疗之方。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墨翟。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革命未竟，英雄先亡，噩耗传来，云胡不伤。为君执锦，送葬军城，临穴涕泣，不知所云。

　　在追悼大会上，聂荣臻号召边区军民向白求恩学习，宣布将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为修建白求恩墓和纪念碑奠基。所有这一切无不寄托着聂荣臻对白求恩的无限哀思。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开始为白求恩修建陵墓。墓址选在军区经常组织大型集会的军城南关古阅兵场。6月竣工。门柱上方用弧形钢筋架起舒同书写的“白求恩之墓”5个大字。卧碑后面的假山上，巍然屹立着白求恩石像。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战火硝烟，那份白求恩临终写给聂荣臻的珍贵“遗嘱”真迹，原件已无从查找。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业界人士几经周折，最终在河北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找到了白求恩“遗嘱”的最早、最真实的版本。

　　据了解，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为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附属医院，也是白求恩生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目前这里是国内保存白求恩档案资料相对齐全的单位。据曾经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战友——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张业胜介绍：当时白求恩的“遗嘱”翻译成中文传到加拿大，加拿大再用英文发表后又传回中国，有人误认为那是原件。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估计“遗嘱”原稿丢失在当时的翻译过程中。

　　在白求恩去世后，这封写给聂荣臻的信一被刊登在1940年1月4日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上，并同时刊登了“白求恩逝世经过”“白求恩临终前布置阵地医疗工作的信”等内容的稿件。而当年记录白求恩逝世经过和白求恩“遗嘱”的这份《抗敌三日刊》珍贵报纸资料，就保存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档案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