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最火爆的事件莫过于“火烧赵家楼”。当日所言打倒三大卖国贼,便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特别是章宗祥,于三人中名最秽,当时受辱亦最甚。但当时被认为卖国贼者尚不止此三人,至少还多会加上汪荣宝。最新《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8月)整理出版,其记载的虽只是清末最后三年多的时间(1909年初到1912年初),但记录清末政局的变化,《钦定宪法》草案的起草过程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汪氏1901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清末新政,当时乃晚清留学生风头最健之时。汪与前三位并称,曹汝霖回忆称:“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只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幸好在瑞士公使任上,所以没有被直接冲击。相较那三位,他似也逃过了卖国贼之名。
被打倒的三位卖国贼,虽然后来多有人想要平反,如曹汝霖也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在民族危机时起的近代中国,这些标签和身份容易被固化,作为刻板印象植于世人脑中。笔者倒不是为了给什么“卖国贼”、“汉奸”平反,只是读史有疑。至少就章宗祥而言,在民国张慧剑的《辰子说林》中曾讲到了“五四”之后“卖国贼”章和“五四青年”梅思平的前后比较。对于汉奸、卖国贼的考验可能就如同道德考验一样,只有身临其境,见诸其行事,才能看得更为真切吧!
张慧剑作为民国名报人,他在笔记中记载:“中华卖国贼,史称‘曹、陆、章’,然诸人似尚能晚盖,反之昔日赵家楼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相形之下,遂盖丑恶不堪。”章宗祥者在“五四”之后,“缩居不出凡二十年”。到了抗战,汪伪政府建立时,当日汪伪密探“刺知其津址”,屡次想要拉拢这位“老汉奸”来助长其声势。原因一面也在于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逮,时任民政部右丞的章宗祥,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并说服清廷之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而使得“汪得不死,而狱居未甚荼毒”。所以大概汪精卫以为可以惺惺相惜,加上章之于汪的这一重恩怨关系,似乎可以同入其贼船。但章始终未曾上钩,反而是前面所言“五四”打手之梅思平等,恬不知耻地在汉奸之位上搔首弄姿。历史的前后反串颠倒如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见其难!
“汉奸”、“卖国贼”在中国近代特为敏感,因饱受外患之故,民族情绪不难也不得不紧张。近来旧书新版颇多,其中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2013年7月新版,2008年为第一版)再次由中华书局新版。此书版本众多,点校本最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出版,可惜错讹甚多。而中华版(李吉奎点校)出版后,则实为善本,不久便洛阳纸贵。某旧书网一度炒至数百元一套,幸好新版一出,加上书后新附的简便索引,读者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而该书的作者实也是一名汉奸,至少他死的时候是以汉奸的身份而被处决的。不过不因人废书,黄氏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可谓民国史料笔记中最具价值的作品之一。书中多直接摘录当日之所见所闻,其中许多已亡佚于时空之中,故该书保存史料之功甚伟。
此外与前言《汪荣宝日记》同出的尚有《唐景崧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8月),其书原名《请缨日记》。在中法之战时,唐以候补主事之位,上疏请缨筹划,丘逢甲作序比之于“贾谊上书,请系匈奴于阙下”。《日记》卷首,唐氏自撰凡例六条,亦属日记体例中之少见者。唐氏自言:记一己之阅历,以己事为干,以人事为枝。以其亲历之经过,述中法此役之战事。不过唐氏日记所记固然极具真实感和连贯性,但尚需注意是编乃“事后纂成”,而非一日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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