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在冀南抗日的几件事儿
来源：摘自《党史博览》2016年第5期   2022-11-19 10:08:42

　　我们的爸爸刘建章(1910―2008)和妈妈刘淑清(1911―1987)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一生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事儿，已深深扎根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北平沦陷。面对严峻形势，中共北平市委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北平的斗争外，绝大部分同志分散撤往乡村，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

　　此前，爸爸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以东方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经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研究决定，将爸爸等人的组织关系转移到北方局联络局(当时也称“特科”，负责人是柯庆施)，并由爸爸担任联络局党支部书记，仍以东方印书馆的工作作为掩护，专做情报工作。

　　北平沦陷后，上级最初拟派爸爸去平西门头沟一带，参与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但爸爸觉得去平西开辟工作，人地生疏，困难会比较大，不如回冀南开展游击战争比较有利。冀南是爸爸的老家，他又在那里为党工作过多年，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便向组织提出回冀南工作的申请。恰在此时，津南特委和景县县委根据对敌斗争需要，也向河北省委提出了调爸爸回冀南组织抗日武装的申请。

　　经河北省委与北方局联络局联系，同意将爸爸调回冀南。行前，时任河北省委秘书长的姚依林在天津向爸爸交代了回冀南改造游杂武装、组建抗日队伍等任务，并宣布了河北省委的决定，任命爸爸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到北平与北方局的陈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为爸爸交接了组织关系，将爸爸接回冀南。

　　改编地方游杂武装，壮大冀南抗日力量

　　1938年3月，爸爸离开北平回到冀南。那时，占领了北平、天津之后的日本侵略者，沿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继续南犯，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与此同时，大刀会、红枪会、白吉会等会道门以及地主民团、地方游杂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趁乱各霸一方，或骚扰劫掠百姓，或相互兼并厮杀，致使河北境内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爸爸回到景县后，从县委书记王青那里得知，冀南地区已划归新组建的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便立即赶赴省委驻地南宫县，向冀鲁豫边区省委书记李菁玉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的宋任穷汇报关于改编地方游杂武装的想法，并一起研究改编的策略和组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事宜。当时决定在八路军主力暂不能分兵参与改编工作的情况下，由爸爸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的名义，利用党的组织以及同学、朋友等社会关系先行实施。

　　在冀南地区，当时盘踞着数十股地方游杂武装。势力较大的有景县的葛贵斋部、徐子和部，交河的穆金城部，深县的徐亚平部，衡水的邵北武部，枣强的杨哲如部等，其中人数最多、实力较强的是葛贵斋部。

　　改编地方游杂武装是一项艰难、复杂的任务，需要足够的胆识和灵活的方式方法，既不能软弱也不能莽撞行事。爸爸从冀鲁豫边区省委请示归来，对全国和冀南的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明确了斗争方向。在详细了解各支游杂武装的现状后，立即与赵镈、王青一起根据中共以政治上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制订了改造游杂武装的计划。

　　起初，爸爸和赵镈、王青等认为改编工作应从人数较少、实力偏弱的游杂武装入手，待取得经验后，再对实力相对较强的地方武装进行改编工作。经过研究，在这些游杂武装中，决定先争取交河的穆金城部和景县孙镇的徐子和部。哪知道出师不利，初次与这二人商谈改编之事，就吃了闭门羹，遭到直言拒绝。爸爸他们不得不调整改编顺序，将首先争取的对象改为葛贵斋部。

　　葛贵斋是冀南景县人。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1936年返回家乡，做过屠夫和小商贩，结识了一些酒友、赌友等流氓无产者。卢沟桥事变后，他趁时局混乱，拉起“竿子”，缴了“大户”的枪支并开仓放粮，吸引不少人加入他的锅伙。这支武装在“吃”掉了景县几股小游杂武装，打下枣强县城之后，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葛贵斋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号。此举顺应民心，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个团，号称五千之众。

　　经过认真分析，爸爸他们认为葛贵斋部虽然带有土匪武装性质，但他们打土豪、杀汉奸，与国民党组织和日伪军队没有联系，并且一直打着抗日旗号，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爸爸任中共景县县委书记时有一位交往较深的党外朋友刘金科，此人当时正在葛贵斋部当军师，爸爸知道此人出身贫寒，精明强干，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不满，曾以革命思想对他进行过启发、教育，首先争取他的合作应该是有把握的，之后再通过他去争取葛部的上层也有较大可能。此外，中共景县县委早在1937年10月即派遣党员辛一飞、沈铁民等人打入葛贵斋队伍内部。他们在士兵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士兵的抗日觉悟，致使葛贵斋的队伍中抗日热情较高。

　　刘金科听说我们的爸爸刘建章回到家乡，立即把他接到驻地加以款待。爸爸随即将这次回乡组织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打算以及中共的抗日斗争策略和政策都跟他说了。同时，也让刘金科看了中共河北省委颁发给自己的委任状。刘金科非常高兴，表示一定听从老朋友的指教，做好改编葛部的配合工作，决心投身抗日。

　　葛贵斋历来十分敬重刘金科，对他言听计从，十分信赖。而这次刘金科按照爸爸刘建章的意思向葛贵斋透露拟对他的队伍进行改编后，他却一反常态，态度十分冷淡，也未要求与爸爸见面。刘金科不满地对葛贵斋说：“建章是我的朋友，你不见他，就是瞧不起我，那么我只好离开你这里。”葛贵斋怕把事情闹僵，不得已说出了心里话。原来，葛贵斋对接受改编存在三怕：一怕丧失人马和地盘;二怕被“捆住”手脚;三怕不能再过以往逍遥自在的日子。爸爸了解情况后，叮嘱刘金科继续做葛的工作，并让刘金科带口信给葛贵斋，就说刘特派员有个犟脾气：你不见他，他偏要见你;你要想见他，他还不一定见你呢。葛贵斋原本就被刘金科劝说得拿不定主意，听到爸爸的口信，终于同意会面。爸爸和这些“草莽英雄”打交道多了，很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这次和葛谈得十分诚恳，向他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共产党、八路军愿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军的侵略。并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才能顺乎民心，不抗日便站不住脚，投靠日本人当汉奸更是自绝于人民，只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至于所谓的“三怕”，完全不用担心，你若真心实意抗日，共产党、八路军不仅不会削弱你的实力，还会鼓励、帮助你发展壮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尽快收复被日军侵占的沧州、天津，直至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爸爸的这一番话，打动了葛贵斋，他没料到这个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特派员对他会如此坦诚。

　　此后，爸爸又多次对葛贵斋进行争取教育，既讲清利害关系，晓以大义，又指明出路，任他选择。其实，葛贵斋心里也很清楚，他的队伍不但组织混乱、人心涣散，当时还处于日军、民团、人民抗日自卫军等多股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当汉奸肯定是死路，可不当汉奸，日军又不会放过他。八路军在冀中、冀南发展很快，实力越来越强大，要想在景县站住脚，势必得背靠八路军这棵“大树”支撑。经过爸爸多次教育、耐心争取，葛贵斋终于打消顾虑，同意接受改编，但同时提出要枪、要钱的要求。爸爸风趣地对他说：“老兄呀，我一没枪，二没钱，但我有一个大靠山，这就是共产党，就是人民。只要你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你也有了这个靠山，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争取，现在只能给你一本《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条例》，拿回去好好看看。”葛认真看后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按照《条例》要求，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整训。

　　1938年5月，已开始接受改编的葛贵斋部内部出现一股民团反水投敌现象。为稳定部队，严惩汉奸，爸爸经请示决定由葛贵斋率领部队坚决铲除这股反水武装。战斗只用了两个小时，这股民团便被全歼。几天之后，日军进攻阜城，爸爸与葛贵斋率领三个团进行阻击，坚持战斗13天，官兵伤亡百余人。其间，葛曾向赵云祥部(游杂武装)求援，赵非但不予支援，反而把驻守阜城的一个团调离。面对残酷的现实，经历了血的教训，葛贵斋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靠得住的，只有打鬼子，除汉奸，群众才会拥护，自己也才有出路。

　　1938年6月，葛贵斋的队伍被正式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支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葛贵斋部的改编成功，为发展壮大冀南抗日武装力量开辟了新的局面。随后，爸爸又乘胜出击，继续对冀南其他势力较大的游杂武装进行改编，先后将衡水的邵北武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九支队，将枣强的王筱石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十支队，将深县的惯匪徐亚平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总队，将东光的日伪皇协支队王惠庭部改编为滏运抗日支队。至此，冀南地区的景县、阜城、衡水等地，已全部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控制。

　　建立刘辛庄秘密交通站，为冀南抗日做贡献

　　1938年，为加强对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适应华北敌后斗争形势的需要，配合八路军向各地挺进，中共河北省委组建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和河北省联合军政办事处。这两个组织名义上都是与国民党和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合作的抗日联合机构，实际是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发展抗日武装的专门机构。

　　爸爸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回到冀南，先与中共津南特委接上关系，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久，妈妈带着我们的大姐和两个哥哥，随同姥爷一起由天津回到娘家阜城县刘辛庄，爸爸很快也赶到刘辛庄与妈妈会合。当爸爸把省委的指示和津南特委关于改编景县、阜城几股游杂武装的决定告诉妈妈以后，她很兴奋。随后，她若有所思地问爸爸：“怎么个改法，你靠什么让他们听你的?”

　　“靠党，靠群众，靠这个——”爸爸在面前比画出一个正方形，暗指在天津时缝在妈妈衣服里的由河北省委颁发给爸爸的委任状。当时为了方便携带和保存，省委把爸爸的委任状写在一块丝绸上，是藏在妈妈的衣服里面带回冀南的。

　　“你把它收好了没有?”爸爸问。

　　“收好了，绝对不会有问题!”妈妈会心一笑，自信地说。

　　“放在哪儿了?”爸爸又追问了一句。因为这张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委任状，是他在冀南地区活动的“金字招牌”，没有它会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在父母的衣柜底下，需要时，你就回来拿!”妈妈低声说。

　　“好，谢谢你!”爸爸也知道妈妈是个细心人，特别是当年他们一起在北平进行秘密工作时，妈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想出过许多高招，从未出现过失误，这份委任状由她保管绝对安全。

　　妈妈对爸爸在冀南的抗日活动十分关心，知道这不仅关系冀南地区的前途与命运，也关系到爸爸自身的安危。为了配合爸爸的工作，一天，妈妈对爸爸说：“建章，我想做一件事，不知行不行?”

　　“啥事，这么神秘?”爸爸不解地问。

　　“这不，你在冀南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联系面广，结交的人又多;上级组织也常派人来传达指示、执行任务，为了保证安全，也为了帮你分担一点工作，咱们能不能像在北平时那样，在刘辛庄也建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

　　“那好啊!”爸爸很兴奋，因为他一直就有这个想法，要把冀南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一个信息灵通、安全高效的秘密交通网还真不行。他想来想去，建秘密交通站最可靠的人和最可靠的地方，就是妈妈和她的娘家，只是不好意思对妈妈明说，怕连累妈妈的家人。现在妈妈主动提及此事，正对爸爸的心思。不过，爸爸还是不无担心地问妈妈：“你父母能同意吗?”

　　“不会有问题的!”妈妈出于对自己父母的了解，信心十足地说，“别看两位老人没多少文化，但他们都爱国，都痛恨日本鬼子，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信，你去找二老说说看。”

　　“别忙!这事还得向组织上请示。”

　　“那越快越好。”妈妈是个急性子。当晚他俩又进一步商量了建交通站的事，决定等组织同意后，再由妈妈去和姥爷、姥姥说。

　　其实，我们的姥爷刘金亭虽是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但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有爱国心，对事情的是非曲直有很好的判断力，当初同意把女儿嫁给我们有“赤化”嫌疑的爸爸就是明证。抗日战争爆发，姥爷十分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热心抗日救亡工作，他和姥姥王忠信在我们的爸妈带动下，都在1938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中共津南特委经过实地考察，同意在妈妈的娘家建立秘密交通站，由妈妈主要负责，和姥爷、姥姥等共同承担党内秘密联系和抗日情报的传递工作。

　　刘辛庄秘密交通站建立后，津南特委与河北省委之间的联系即由这个交通站负责。妈妈经常奔走于冀南与天津、北平之间，将八路军在冀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带到天津、北平，鼓舞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同志和进步青年。她还动员城市爱国青年白涤尘、郝正平等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并护送他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姥爷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赶着自家的毛驴车负责迎送往来的党内同志;姥姥则在家中照料同志们的生活，为他们望风、洗衣、做饭……

　　刘辛庄秘密交通站经常接待和护送津南和冀南的党政领导同志，冀南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常到这一带开展工作;地委书记王青也常到刘辛庄来，了解在东光县河西特区活动的同志们的情况，指导那里党的创建与发展工作;特委书记赵镈每次由津南去河北省委汇报工作，都是我们姥爷护送和迎接;1939年东光县河西特区抗日政府建立，特区主任沈铁民也常到刘辛庄交通站与津南、冀南党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工作。

　　1938年夏，爸爸在冀南地区发展抗日武装，研究开辟东光、景县、阜城、衡水、武邑、枣强、故城七县的抗日根据地，就是以这个交通站为基地，奔走于各县的村、镇之间。刘辛庄秘密交通站，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沟通津南、冀南与河北省委之间的联系，接待、护送我方过往人员，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家洼遇险负伤，经历生死考验

　　1939年9月，冀南地区召开参议员大会，决定设立行政委员会，杨秀峰和宋任穷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爸爸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第五专员公署专员。

　　这年冬天，日军对八路军敌后抗战活跃的华北地区军民，展开疯狂“扫荡”，冀南地区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都被日军占领。五专署机关也从武邑县撤出，采取游击方式到所属各县、乡、村开展工作。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在冀南各分区，有许多地委及县团级干部英勇牺牲。

　　一天，爸爸和五地委书记王任重等带人在景县的孙镇一带动员民众破路藏粮，积极参战，突然遭到来自德州和景县两地的日伪军包围。爸爸他们势单力孤，缺少正面阻击的火力，只得先向阜城县方向转移，后又转移到交河县李家洼一带，但仍遭遇敌人伏击，战斗异常激烈。在突围中，爸爸胸部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便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倒在血泊之中。苏醒后，爸爸感觉胸前像压了一块巨石，疼痛难忍且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避免新的伤亡，爸爸让警卫员孟宪慈、祖胜川赶快撤走，不要管他了。警卫员听后伏在爸爸身上放声大哭，死活不肯丢下爸爸单独突围。他们搀扶起爸爸，躲避着敌人的枪弹，艰难地朝西北方向突围。行至一个村口，恰遇冀中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毅忱和阜城县抗日县长赵为一率领部队赶来救援，张毅忱命令部队顶住敌人，同时牵过一匹马让爸爸骑上尽快脱离战场。由于爸爸伤势太重，无法乘骑，战士们便从附近老乡家里找来一扇门板，抬着爸爸走。赵为一还帮爸爸脱下军装，换上他穿的便服，由阜城县县大队的同志和爸爸的警卫员，护送爸爸走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到达枣强县的肖张镇。

　　经过一夜时间，爸爸伤口流血虽然渐渐止住，但他仍然感觉十分疼痛。幸好肖张镇有一处小的教会医院，医生是个英国人，名字叫罗伯特，是天津马大夫医院的院长，这时他正巧巡诊至此。这位医生不但医术高超，而且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听说爸爸是为抗击日军而身负重伤，立刻为爸爸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发现是右肺被子弹击穿，一根肋骨被打断，创面很大，如果不立即手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时这家医院设备极为简陋，消毒、麻醉、手术等所需药品和器械都不齐全，但是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爸爸的生命，罗伯特医生只好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为他做了手术。

　　妈妈得知爸爸负伤后，心里十分焦急，立刻冒着危险由景县赶到肖张镇，陪伴护理爸爸。

　　不知敌人怎么得到了情报，知道爸爸在肖张镇一带疗伤。在一个阴云密布、雪花纷飞的早晨，日本兵和伪军突然闯到肖张镇“扫荡”。他们先包围了村子，然后冲进医院，搜查绑扎绷带的伤员。在敌人进村之前，群众已经得到消息，为了掩护爸爸，便将他从病房抬到院子里，放在一个担架上，盖上一条白布单装扮成将要死去的病人。妈妈此时则扮成生小孩的产妇，静静躺在病房里，可她的心已经紧张得悬在了嗓子眼。病房内外虽然只有几步之遥，但在妈妈看来仿佛远隔千里，她担心院子里爸爸的安危却无力保护，内心实在无法平静!

　　敌人逐个病房搜查，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便来到院子里，指着担架问：“这是什么人?”

　　“一个三期肺痨病人，没法治了，等他家人来料理后事的。”站在一旁的医生连忙回答。

　　日本兵半信半疑，走过去掀开布单查看，只见爸爸形容憔悴，呼吸微弱，真的像将要死去的病人。那些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日军可能也害怕被传染，赶忙将白布单盖上，匆匆离开了医院。

　　党组织怕敌人再次搜捕爸爸，为了他的安全，趁夜晚将爸爸从肖张镇医院转送到附近的程扬“堡垒”村，安置在一户农民家里养伤，跟去的两名警卫员则成了这位农民的“孩子”。不巧，第二天日伪军又到程扬“堡垒”村抓民夫，爸爸的两名警卫员虽然混在人群中仍被抓走，当了修路的苦力。爸爸被这位老乡反锁在一间草房里。敌人看到门反锁着，而且这家的两个“孩子”已经被他们抓走，便没有再进这间房搜查。爸爸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在爸爸养伤的8个多月时间里，经党组织安排，妈妈日夜陪护在他身旁。他们辗转于4个县，20多个村庄，几十户老乡家，甚至到过敌人控制严密的衡水。1940年夏，伤愈的爸爸被上级党组织调往冀南行署任副主任，他又充满活力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讲述人：李春明 刘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