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秀山(1914—2002)，湖北洪湖人，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营政委，三五八旅第四团、七团、七一六团政委，旅副政委，吕梁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一
1937年深秋，父亲赶到五寨。此前，一二〇师来到晋西北，创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五寨，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和参谋长周士第向父亲交代任务：师里成立一个骑兵营，对外称骑兵支队，让父亲去当政委。骑兵营的任务是到雁北、绥东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打击敌人。
贺龙指示，骑兵营要利用阎锡山“合理负担”的口号，到绥远发展骑兵扩大队伍。他叮嘱父亲说：“你这个人打仗是个猛子，你们要注意，日本人不一样，很顽强。对敌人要做些调查研究，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不要硬干。”师里给了骑兵营1000块钱伙食费，还给一部电台，规定了联络时间。父亲说我们没有表，怎么掌握时间啊?贺龙想了想，掏出自己的怀表递了过来。父亲非常高兴，一边把玩一边说：“这是不是就叫‘合理负担’啊?”众人大笑。
11月5日，周士第在《阵中日记》写道：“骑兵营昨日组织好，今晨向神池前进，将经利民堡、平鲁到右玉方面活动。”骑兵营出发了，说是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连，共120人。父亲连马都没有，只好跟营长轮流骑一匹马，一人骑一段。到了利民堡，见到神(池)朔(县)抗日委员会的饶兴，父亲向他要了一匹马，这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骑兵。后来他们又把饶兴准备送师部的21头骡子拿去跟老百姓换成了马，把饶兴发展的游击队也收编了。
贺龙、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右起)在晋西北
出了右玉杀虎口就是绥远。父亲说：“后来我们到了右玉，到了平绥路以南地区，占领了丰镇、凉城，此时队伍发展到400多人。”
平绥铁路是北平到呼和浩特的交通大动脉。利用这条铁路，日军既能迅速出兵西北，也能把绥远的农牧产品和矿产资源运出来，因此是骑兵营攻击的主要目标。父亲率领骑兵营在绥东袭扰敌军据点、截击日军汽车、伏击运输队、破坏铁路、袭击车站。苏集车站、马盖图车站、红沙坝车站等都被他们袭击过，马盖图车站还被彻底烧毁过，日军运输线经常陷入瘫痪。此时，骑兵营在绥东，宋(时轮)支队在平鲁以东、岱岳镇以西，警备第六团(1937年11月6日由一二〇师工兵营改称)在平鲁以西到河曲、保德及绥远清水河一带，三支部队相互配合，彼此呼应，在长城内外打击日军。
1938年7月底，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和驻蒙军一部，还有伪蒙军李守信的部队，准备包围合击厂汉营一带的中国军队。当时，在这区域内驻守的有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郭希鹏部、一二〇师骑兵营、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一个营，还有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部。趁包围圈尚未形成，骑兵营准备提前突围。往哪边走呢?营内意见不一。父亲说往西边杀虎口方向走，这边有几条沟，骑兵行动方便，还便于隐藏。营长说往南走，过到长城以南，觉得那边安全。父亲认为，骑兵营四周都是敌人，遭遇敌人的可能性很大。遇敌不可怕，但不能恋战，只要能迅速脱身，不受损失就是胜利。最终，营长决定听父亲的意见，向西突围。
昭和13年(1938年)日军驻蒙军战时月报第八号
8月2日夜，骑兵营开始往西突围，四连走前卫，负责侦察敌情。出发不久，前卫连走岔了路，按照预定路线前进的营部此时成了前卫，但谁都没发觉。因为骑兵行军，隔的距离比较远。父亲他们走到凉城南边的周二堡，遇上了日军。父亲牵着马，和一个向导走在前面，边走边问情况。前面听到有人声，他以为是四连的人，走近才发现是个引路的老乡，手里拿把锹，后面跟着一个日本兵，腰里别着枪。日本兵看到父亲后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是不是蒙古军?”父亲穿的黄衣服，和伪蒙军的一样。父亲一惊，掏枪已经来不及。他赶紧把帽子往后一转，不让对方看到帽徽，一边答自己是蒙古军，一边迎上去趁其不备抱住那个日本兵，往旁边一个很深的土坑使劲摔下去，然后赶紧回身上马。那个日本兵摔了个趔趄，连滚带爬往回跑。很快，对面机枪、步枪、六〇炮哗哗打了过来，火力很猛。骑兵营赶紧后撤，对面敌人因不摸虚实也没敢贸然前进。父亲带着100多人跑进南面一条山沟，才摆脱了敌人。但后边部队没跟上，被营长带着掉头往南过了长城，在破虎堡西南的乔家窑停下做饭时，遭到敌人袭击，人马散失过百，丢失50多支步马枪，还有几挺轻机枪。致命的是一匹驮钱的马在混乱中跑掉了，那些钱几乎是骑兵营的全部经费。
第二天，父亲一行人遇上了走岔路的前卫四连，四连歪打正着，与敌人擦肩而过。晚上，父亲一行人从杀虎口进到右玉城的西面，做好警戒，就地休息。不久，营长带着另一半队伍也找来了。得知他们损失很大，父亲好生恼火，觉着完全不应该。他认为遭遇敌人都没什么，停下来吃饭被敌人袭击，你的警惕性哪里去了?后来,大部分散失人员归了队，但那一大笔经费却石沉大海。
抗战时期的杨秀山
事已至此，父亲向师部如实作了汇报和检讨，但他心里很不痛快，憋着一团火，想把损失补回来。
当时，师部发来电报说，一二〇师组建李支队，由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带着七一五团和战动总会第四游击支队挺进大青山，要父亲同他们联系。第四游击支队是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支队长是成成中学校长刘墉如。父亲在平鲁附近找到李政委，介绍了绥东敌情，要求一起上大青山。但师部不同意父亲要求，让父亲拨一个骑兵连给李支队，其余部队回到阳方口、朔县一带。就这样，父亲一行挥别李支队，回到了山西左云、右玉、平鲁、神池一带与日军作战。据《彭绍辉日记》1938年11月15日记载：“神池为我一二〇师骑兵营收复。”
二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后，因占地甚广，其速战速决的企图破产，日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回兵华北巩固占领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面对新的局势，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八路军三个主力师挺进山东、冀南和冀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战局面。
1940年春，一二〇师回到晋西北，正赶上日军春季大“扫荡”。之后没多久，夏季大“扫荡”又跟着来了。反“扫荡”中，一二〇师在米峪镇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6月13日，日军一支500多人的队伍从静乐到了娄烦，第二天向米峪镇开去。贺龙抓住战机，下令三五八旅消灭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军。战斗由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和政委李井泉统一指挥。三五八旅有两个团，一个是红军改编的部队七一六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另一个是冀中收编的第四团，团长唐金龙，父亲是政委。
米峪镇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川里，位于南川河西岸。四团是左路前卫，沿着这条大川向南搜索前进。17日凌晨4点，在国练村与米峪镇出来的日军遭遇。四团迅速抢占了国练村南、北的两个村子，控制了制高点和东边河滩，日军则占领了国练村和村西山头，双方展开激战。不久，右路七一六团赶到，接替四团部分阵地，向村西山头发起攻击，最终拿下了山头。日军被赶到山腰和村里，已无处可逃，只能固守待援。
天色已晚，我军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总攻。而日本兵单兵素质和战术意识很强，一夜之间挖好了掩体和防御工事。18日，部队攻了一整天，虽然歼敌大半，仍未结束战斗。19日清晨，师部命令旅部率七一六团转移到赤坚岭待命，战场交给四团，限当天结束战斗。趁着七一六团撤离，一部分日军窜下大川向北突围，企图冲开缺口趁乱逃走，结果被四团三营消灭了一半。剩下的敌人掉头南逃，正撞上四团一营，全部就地被歼。
再说国练村，躲进窑洞的敌人负隅顽抗，四团冒着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投弹射击加火攻，逐个窑洞肃清残敌。到黄昏，战斗胜利结束。
这一仗消灭日军500余人，俘虏9人。我军伤亡也不小，牺牲101人，负伤324人。
夏季反“扫荡”后不久，百团大战拉开了帷幕。这时父亲生了病，持续高烧40多度，鼻子不停流血，吃不下东西，排不了大便，路都不能走。团里把父亲托付给马家庄的老中医刘肇津，在刘大夫悉心照料下，父亲的病慢慢好了。几十年后，父亲还在念叨，说刘大夫救了他的命，对刘大夫一直心存感恩之情。
三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一二〇师师部兼作军区司令部，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四团改称七团;冀中发展起来的三支队在娄烦南峪被编成八团;加上六团(七一六团)，三五八旅有了3个团。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持续不断的疯狂报复。从1941年春开始，一年内日军推行3次“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根据地。
由于战斗频繁，减员很大，军区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后，七团三个营缩编成两个营，一营撤销，人员充实到二、三营。团部和二营驻扎在岚县界河口，三营单独在宁武、崞县、繁峙、山阴执行任务。此时，八团在宁武，六团在静乐(娄烦)，团以上干部很多都被派去延安学习，七团只留下父亲和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梁仁芥带着部队在晋西北坚守。
1941年冬季日军大“扫荡”，把方山、岚县等根据地都给“蚕食”了，并在赤坚岭、普明、东村一线拉起了封锁线。静乐那边成了敌后。
这时，上级决定七团与六团换防，去静乐、交城、阳曲一带活动。此时日军开始实施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晋西北采用“向心合围”“篦梳”战术等手段反复“扫荡”，最终把娄烦、上静游、下静游都占领了。
据一二〇师《晋西北1942年反“蚕食”斗争总结报告》记载：“敌对三军分区的蚕食地区，主要的有两大块，一是以娄烦为中心，并有古交、马坊、开府、东村之敌配合，企图将东村以南、娄烦以西、古交以北、方山以东之地区据为己有;一是以静乐一区为中心，企图将河口以北，汾河以东，忻静路以南，龙泉、凌井以西之地区，亦据为己有。”这两个地方正是七团的活动区域。日军在这边建起了40多个据点，据点离七团最近的只有45里。伪政权、秘密汉奸组织新民会和情报员渗入到这片地区的各个村庄。父亲说，七团刚一过来就赶上东村日军来袭击，日军是打六团的，让七团赶上了。没多久，地委(晋西北第三地委)又被古交的日军袭击，组织部部长崔一生牺牲，地委书记张雪轩被俘，损失惨重。父亲派去方山马坊附近的两个连，傍晚进一个村子宿营，半夜日军就来袭击。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受了些损失。几乎同时，日军从古交、东村、马坊采用“篦梳”战术六路并进，对米峪镇一带进行“扫荡”。父亲带着电台、特务连、迫击炮连和七连跟敌人兜圈子。第二天，他们转到古交岔口的一个村子时，被日军发现，日军跟在父亲他们后面穷追不舍，部队上了山，准备穿过天池店那条大川，转到北边娄烦石娄山上去。团政治部主任梁仁芥和二营教导员徐文礼带队走前卫，他们刚下到天池店小沟的口上，就发现从古交过来的日军正从大川里向西边米峪镇开进。
父亲说，当时情况紧急，南面岔口的敌人只隔一座山，离得很近，北边大川里也是敌人，如果两边夹击，部队就很危险。他马上下令把迫击炮和电台这些笨重东西分散埋起来，然后带着部队从沟里折回到山上。这时南边敌人发现了他们，向山上打炮，北边敌人也跟着开炮。因为离得还远，威胁不大。到了黄昏，日军准备宿营了，父亲他们决定从两股敌人之间转出去，然后往西面去。先翻山到了娄烦细米沟，然后经过马家庄一路向西，在罗家岔附近宿营，终于摆脱了敌人。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东边的日军追踪而来，罗家岔西边也发现了敌人，又是腹背受敌。于是部队向南转移，顺着西川河沟转到了米峪镇南边的独石河，再次躲过了敌人。下午，父亲站在独石河山上，看到米峪镇住满了日军，其他方向的敌人离得也不远。他猜测第二天敌人可能合击独石河，不能在这里宿营。天一黑，他跟徐文礼交代说，咱们分散行动，你带第七连去方山周家沟大森林那边，明天根据敌情灵活行动，敌人走后咱们到曹家掌会合。七连往西去了，父亲带着特务连和机关人员反向往东，从独石河下沟，趁夜黑穿过大川转到米峪镇东边，在一个小山村宿了营。这个村子离米峪镇只有几里地。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敌人绝想不到卧榻之侧竟有八路军相邻而眠。父亲派了两个侦察员去村东山上分别观察南北两条川，告诉他们如果发现敌人，来得及就回来报告，来不及就扔手榴弹报警，他估计第二天敌人一定去独石河。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米峪镇的日军全往独石河去了。他带着部队赶紧上山往南走。到山上一看，日军已经进了村，而且发现了他们，跟在后面边追边打枪打炮。他们继续往更高的山上爬，然后从交城那边下了沟。他们顺沟往南走了几里，接着又上了东边的山。等日军下到沟里，他们已经向北转到了这股敌人后面。
父亲在山上看到日军在沟里四处寻摸，周围没发现其他敌情，只有独石河那边枪炮响得很厉害。这时下起了大雨，父亲心里暗自高兴，这对敌人行动有影响，部队可以喘口气了。他让战士们休息了一阵，接着继续向敌人来路方向前进，又到了离岔口不远的山上。最终从夹缝里钻了过去，把日军甩到了后面。
敌人合围搜山，什么也没搜到，只能虚张声势乱打枪。大雨之下，敌人一无所获，七连全身而退。此时，父亲身边只剩下一个排，其他人都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了。父亲说，虽然这一次没受损失，可确实很危险，到处都是敌人，要不是老天帮忙，要不是有大森林掩护，他们可能多少会有损失。父亲说他有个原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坚决不过封锁线，一定要在这边坚持，这是他的任务。
敌人终于走了，父亲回到曹家掌收拢部队。
此后，军区发来电报说：“这次来晋西北‘扫荡’的日军有1万多人，你们灵活机动转得很好，没受损失，要好好总结经验，准备对付敌人更残酷的‘扫荡’”。
四
米峪镇这条大川是七团经常驻扎的地方，因有南川河灌溉，各村相对比较富裕。
这一带经常遭到日军合击，但是日军一次也没得逞。据《一二〇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记载：“敌人在不断‘扫荡’中，对我们根据地某些地区的地形、道路有了相当了解，据敌八五大队投诚之翻译称：村川大佐认为米峪镇、天池店是最好的合击目标，已有经常的合击计划(因为向该区组织合击时，府马坊、方山、圪洞一线之第一中队可以圪洞为出发点;赤坚岭、王家、东后一线之第二中队可以王狮作出发点;普明、东村、北村一线之第四中队和六队部可以东村作出发点。出发后，又可以顺便带走马家墕之第三中队，由以上三个据点集结兵力，企图不易暴露)，但因我活动于该区之七团部队行动灵活，使敌‘如意战法’没有实现过一次。”
七团换防后，每个月日军都来“扫荡”几次，使七团有大半年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军都是夜间行军，进入村子后，马上封锁消息。父亲(杨秀山)说，头一个冬天他都是和衣而睡，一有情况说走就走。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华北日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通过多次“治安强化运动”，加强对八路军作战，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损失严重。这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部队减员将近一半，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5月25日，日军在晋东南突袭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左权副参谋长在突围时不幸牺牲。
晋西北形势也很严峻。一二〇师一份报告显示，百团大战后到1942年6月，根据地被敌人占去35%，游击区占30%，我方完全控制地区只占35%。静乐地区原来都是根据地，这时大部分成了敌占区，小部分成了游击区。据一二〇师《晋西北1942年反蚕食斗争总结报告》记载：“静乐一区和忻静公路一线，共有村庄108个”“只有16个村庄，尚未维持敌人”。娄烦情况更糟，公开维持敌人的村庄“约有40多个”，另有“许多村庄都已与敌建立了维持的密约”“我政权早已退出当地，躲向偏僻地带”。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1942年5月底，军区发出《反“蚕食”政策军事指示》，要求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党政军相互配合，组织武装工作队，扭转被动局面，恢复抗日根据地。
父亲把三专署的刘墉如专员、三地委的张雪轩书记找来商量，请他们各自派些干部参加武工队，一起来做群众工作。7月间，七团组织了两个武工队，武工队各下辖两个分队，分别负责静乐城、东村(岚县)、古交、娄烦几个方向。
汉奸组织新民会在各村进行奴化宣传
武工队很快发现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日军密探，新民会也是敌人耳目;村里的流氓地痞和一些走村串户的小商小贩，在敌人威胁利诱下当上了情报员。日军规定区里村里的伪政权“一日一报”，临时有情况必须随时汇报，否则严惩。
不清除这些毒瘤，我方部队根本无法活动，根据地也没办法恢复，更谈何巩固。父亲他们决定先镇压一批汉奸恶霸，肃清敌人耳目，改善生存处境。同时教育老百姓不当亡国奴，树立抗日信心。对那些经常敲诈百姓的汉奸恶霸、敌人的情报员、新民会骨干、秘密维持会会员，武工队挑出几个民愤最大的公开镇压，以儆效尤。对那些一时杀不掉的，就发动老百姓联名写控告信，离间敌人，借日军的手来镇压汉奸。敌人为了笼络民心，也杀了一些这样的坏人。对那些不得已的伪村长伪保长，则争取他们建立“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实际帮助八路军。对被迫成为敌人情报员的群众，也积极争取，让他们给日军送假情报或过时情报。如把武工队说成大部队，把大部队说成武工队，把具体时间提前或推后，故意混淆地点，让敌人摸不着头脑。经过清理整治，七团在离敌人据点较远的地方恢复了抗日的村公所，在离敌人较近的村子则建立“地下政权”，开展秘密活动，搜集敌人情报，协助我军行动。
武工队深入村子争取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光讲大道理不够，必须想办法让老百姓的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让群众通过抗日活动得到看得见的好处。武工队给群众出主意不向日军缴粮纳税。敌人要粮，就说八路军把粮食拿走了，要不就说八路军不让送，你们派人来拿吧，等日军派人来拉粮食，部队就去打伏击，把粮食抢回来，还给老百姓。
打掉敌人耳目，镇压汉奸恶霸，宣传抗日道理，保护群众劳动所得，这些举措深得民心。老百姓的抗日信心十足，给我军送情报，对敌人封锁消息，还主动把粮食送给八路军。这项工作一直做到了离敌人据点只有5里远的地方。5里之内的村子，后来也都发展成了“两面”村政权，明面维持日军，暗中帮助八路军。父亲说，武工队同群众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离开群众过不了日子，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穿着便衣，跟老百姓一个样，根本区分不出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日子就好过了。
五
毛泽东曾提出，八路军政治工作有三个基本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做敌军工作，宣传反战，发展内线，瓦解斗志，是武工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配合做日军统战工作，上级给七团派来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三木，另一个叫西村，都曾是日本兵，被俘虏后送到延安学习，后来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主动要求来前线。父亲把他们派到了李继初的武工队。
日本兵来后第二天，李继初率武工队要去忻静公路破路，这两个日本人不顾劝阻一定要跟着去。到了公路上，他俩掐断电话线，接上话机轮流跟日军通起话来。只见他们一会儿心平气和，一会儿大声呵斥，一会儿又亲切温和，后来还唱起了日本歌。午夜后，武工队决定撤离，三木又主动提出去据点附近送宣传品。李继初拗不过，只好答应。武工队刚一接近据点就被敌人发现，敌人的机枪跟着扫了过来。好在武工队早有准备，几挺机枪一起开火，吸引开敌人火力。三木和西村抓住机会，迅速在铁丝网上挂好宣传袋后，撤了下来。给日本人的宣传袋里，除了传单还有一些花生瓜子之类的小零食，三木和西村来了之后，又增加了一些日式小食品，引得据点的日军纷纷争抢。到后来，据点里日军士兵的名字、年龄、人数、驻防等信息，都被他俩摸得一清二楚，对摸清敌情帮助不小。
了解敌情的工作做到位了，拔据点、打胜仗的机会也就多了。
负责娄烦的武工队队长许柏龄，每晚都去附近村子对群众进行抗日教育，了解敌情，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娄烦的下静游据点有几十名伪军，有个伪军士兵常到附近村里。许柏龄让争取过来的村长出面，跟这个伪军士兵接触，发现他本质不坏，当伪军也是迫不得已。村长有意流露一些抗日情绪，也能引起共鸣。条件成熟后，许柏龄在村长家跟这名士兵见了面，了解了据点详情。这个据点外壕很深，火力配备严密，晚上吊桥拉起后，强攻很难通过外壕。许柏龄要他当内应，里应外合，拿下这个据点，他答应了。他当班的晚上，武工队悄悄接近，把外壕外沿的铁丝网剪断，架梯子，迅速进到据点里边。伪军队长在玩麻将，正打得热火朝天，武工队用刺刀一逼：“缴枪不杀，我们是八路军，把手举起来!”就这样，武工队一枪未发拿下据点，收缴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静乐城南面有座天柱山，山上有敌人的一个据点，驻有十几个伪军。由于离城太近，如若强攻，枪声一响，城里的日军马上过来增援，炮火随时能打到山上。天柱山下有个村子，村长已被武工队争取。从他那里得知，天柱山据点的伪军队长抽鸦片，还经常跑到村子里宿娼。武工队队长陈占彪得知这一情况后，想出一个计策。他带着一个排，提前埋伏在老百姓家里守株待兔。一天，这位伪军队长一进村就被俘虏了，陈占彪让他带路去据点。到了据点，里边的人一看队长回来了，二话没说放下吊桥，武工队冲了进去，把敌人全部俘虏。就这样，没有伤亡就把静乐城外的据点端掉了，还缴了20多支枪、几千发子弹和不少手榴弹。
鼻子底下的据点都被八路军拔掉了，这给了敌人很大震慑。静乐城里草木皆兵，日军吓得不敢轻易出城。
六
日军出来“扫荡”，每次都是走一路祸害一路，沿途群众的房子大都会被烧毁，坛坛罐罐被捣毁，鸡鸭牛羊被牵走，老百姓损失很大。父亲认为，只有提前掌握敌人动向，才能让老百姓多一些时间转移，少受些损失。为此，父亲指导武工队发动群众，成立通信队，专门负责监视敌人、传递消息。同时，他还安排民兵放哨，用古代烽火台的办法传递信息。一旦发现敌人来了，在山上点火烧烟，其他山上见了跟着点火，接力传递。老百姓一看山上冒烟了，知道敌人要来了，在村干部组织下，立即转移隐蔽。
敌人经常顺着大川进来，那里路平好走，因此，川里的老百姓往往损失最大。父亲他们想了个办法，动员老百姓去偏僻山沟里挖窑洞，在山里再安一个家。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搬到新家储藏起来。敌人一来，就把牲畜牵到山里的家，敌人走后再回来。父亲说，老百姓非常配合这项工作，开会动员后，马上就行动起来了，而且见效快，群众损失也少了。
在敌人常走的道路上埋地雷和集束手榴弹，迟滞日军行军速度，也为群众转移争取了时间。事实上，地雷对敌人心理的震慑比实际杀伤要大得多。父亲说，一开始搞地雷战没经验，有一次侦察员在细米沟里埋了雷，不知是线过长还是哪里卡住了，敌人来了居然没拉动，后来两个人一起拉才引爆。虽说错过了最佳时机，只放倒两名敌兵，却把敌人吓得不轻，马上停止前进，改道绕行。后来有了经验，又动员民兵和村民在主要道路上挖了很多坑，真真假假埋些地雷和手榴弹。敌人看见了不知真假，吓得不敢轻易前行。
父亲托人到太原买来一些硫磺，自己熬土硝，烧木炭，制造手榴弹和地雷。工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多少经验，工具也很简陋，造出的地雷、手榴弹杀伤力虽然差一点，但炸响没问题。敌人听说了，前来破坏七团的“兵工厂”。父亲说，什么兵工厂，就是几孔窑洞。窑洞周围埋了好多地雷，敌人离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只是朝里面打枪、投手榴弹、用掷弹筒射击，完后就走掉了，没敢进去。里边的设备、工具和原料没受任何损失。
被日军“扫荡”过后的村庄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不敢走大路，专挑小路走。父亲说，我们把各村的民兵都组织起来，把缴获的武器发给他们，每个三岔路口设一个哨，称中心点，每条小路也都派人把守，一发现敌人就放枪。这里也打，那里也打，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道正规军到底在哪里。
八路军的战术是敌人多就拿小的力量打，目的是杀伤他、消耗他、迟滞他;敌人少就拿大的力量打，目的是打垮他、消灭他。一次，娄烦的一个日军小队去静乐接中队长。群众来报后，七团二营七连抓住机会立即行动，在静乐南边不到20里的东大树设伏，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这股敌人。还有一次，东村的日军跑来袭击曹家掌，部队提前隐蔽了，老百姓也都上了山，敌人扑了个空。等到日军开始撤退，七团二营五连跟着打了下去，沿途追着敌人打，一直打到据点附近。搞得敌人焦头烂额，出来一趟得不偿失。
除了打击日军，七团还负责保障晋西北与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交通运输线。1942年11月底，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就是七团从交城八分区那边接过来的。之前军区发来电报，命令父亲指挥七团二营和七一六团一营执行此次任务，军区特务团随时待命配合，要求确保安全不得有失。当时说是护送胡服同志，父亲长期在基层工作，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一行在娄烦住了两天，然后被安全送过离(石)岚(县)公路封锁线，去了兴县。
此后不久，父亲在娄烦天池店的上冶南村和母亲结婚。从此，风雨同舟一路相伴，携手走过60年。母亲是静乐人，1938年夏，在动委会干部王雨薇动员下参加抗日工作，两年后去兴县参加妇女代表大会，会后留在抗战学院学习，回来后被分配到静乐六区妇救会工作。如今，父母成亲的窑洞还在，日月流光下，见证了一段难忘经历。
七
根据毛泽东要求晋绥积极“向敌人挤地盘”的指示，晋绥军区决定1943年以反“蚕食”斗争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加强武工队建设，向敌人挤地盘。经过半年多艰苦的对敌斗争，七团所处环境已大为改善，不仅恢复了被敌人“蚕食”的老根据地，还把原来敌占区的不少地方也发展成了根据地，甚至在敌占区腹地也发展了不少“两面政权”，为部队作战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父亲说，过去他在静乐村子里住一两夜都不行，后来住一两个月敌人都不知道。靠武工队做工作，部队打了很多胜仗。
土地堂据点在康家会南边一个高山顶上，隔三岔五就有伪军下来到周围村子要东西，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二营教导员徐文礼了解到这个情况，看到了战机。他跟村里的伪闾长商议，大年初七(1943年2月11日)夜晚，二营士兵扮成老百姓，挑着东西，由闾长带着送到日军据点。那天晚上刮着大风，天气很冷。二营士兵上去后敌人哨兵就问：“为什么白天不送晚上送啊?”闾长说八路军不让送，只能晚上偷偷来。哨兵嘴上在问，手上却把吊桥放下来，部队迅速冲了进去。敌人据点里除哨兵外都在睡觉。一睁眼，寒光闪闪的刺刀顶在眼前，只得乖乖做了俘虏。就这样，一枪未发就把敌人收拾了，敌工事也被捣毁了。这个据点一拔，解放了附近一大片村庄，老百姓不再被盘剥了，打心底里感谢八路军，《抗战日报》为此刊登了一篇通讯《智取土地堂》。
平社车站位于敌占区的平川之中，是同蒲铁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周边地势开阔，隐蔽非常困难。同蒲铁路是晋绥与晋察冀的分界线，也是敌人重点把守的封锁线，铁甲列车往返巡逻，守备严密。过去我方人员穿行路过经常被敌拦截。1943年4月11日，七团三营两个连傍晚出发，趁夜深入敌占区，在车站附近的村庄里埋伏下来。第二天晚上袭击车站，全歼守敌，捣毁了各种设施，在日军援兵赶到前连夜撤回。同蒲线上的运输因此停滞了很长时间。
八
在敌后的几年，由于处于日军据点、公路分割的网格中间，四面都是敌人，因此七团的作战任务在三五八旅是最繁重的。据《第一军战史汇编》统计，1942年，三五八旅作战209次，其中七团作战119次，占比约57%;1943年上半年，三五八旅作战101次，七团作战56次，占比约55%。也就是说，1942年到1943年6月一年半内，七团平均每三天就要打一次仗，战斗之频繁为三五八旅各团之最。
靠着群众工作和积极作战，七团打出了一片天，根据地越来越大，敌人地盘越来越小，到后来，日军只能龟缩在据点附近，轻易不敢出来。如娄烦据点的敌人，开始能在周围二三十里的地方随意活动，到后来活动范围仅限于附近三四里的地方，且活动频次越来越低。
父亲缴获了一份日军材料，全是关于七团的。这材料很详细，日军知道父亲的基本情况，知道七团只有两个营，排以上干部南方人多，都是从南方经过长途行军到华北的。敌人说七团这支八路军部队战术灵活、点子多，闹得方山、岚县、静乐、阳曲，还有忻州到静乐、静乐到南峪这两条主要公路很不安宁，日军经常受伏击，据点随时可能被攻打。敌人很头疼七团破坏交通，破坏电话线，搞得据点之间只能靠无线电联络，运送粮食、弹药和物资非常困难。
看到日军的材料后，父亲笑了笑说：“知道的还蛮多，说明他们害怕了。知道也没用，我们情报灵通，地形熟悉，战术灵活，关键是老百姓都在我们这边。”
说起敌人的电话线，父亲交代武工队，不能简单破坏了事，必须统一收回来。忻静公路上的电话线差不多有200里，是敌人的通信干线，一被破坏日军很快就派人重新架好，一架好武工队就去割。收回来电线干嘛呢?父亲让人把这些电线从根据地中心开始，隐蔽架设到山上，一直通到东村、娄烦、古交、静乐的据点附近。那边的侦察员这下方便了，一有情况就跑到电话线跟前，接上话机一摇，消息立马传了回来。父亲说，只要敌人一出动，或者情况有变化，一个电话就知道了。这对他们开展工作起了好大的作用啊!同时，武工队发展的通信员也越来越多，编成了一个通信连，后来又扩大成通信一连、二连，有200多人。
父亲说，之后他们的军事形势好转了，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常打胜仗，部队也扩大了。政治形势好转后，敌伪秘密政权、密探、新民会也肃清了，根据地慢慢巩固起来，跟着向敌占区发展，扩大根据地，在敌占区发展抗日的秘密政权。经济形势好转后，老百姓都安心生产种地。赶上那几年年景不错，没有旱灾，群众都有饭吃，抗日情绪都很高。
七团在敌后静乐打排球
七团作战之余也开荒生产。父亲让一个营在阳曲、静乐这边，一个营去方山、岚县那边，把一些坟墓中间的荒地和撂荒多年的无主土地开垦出来种粮食。父亲说他们开荒一直开到敌人据点跟前，把哨一放、枪一架，就在那里开荒、种地，搞好了就走。敌人远远看到他们也无可奈何，不敢出来。
这个时候，七团在一个村子可以住一个月到两个月，到了驻地还可以打篮球、排球。父亲还让人买了副网球拍，打起了网球。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大城市少数有钱人才玩的“贵族运动”，在晋西北敌后的偏僻山村，八路军官兵照样挥拍击球，潇洒自如，胜似闲庭信步。
七团中的工农干部和战士大都文化不高，父亲就要求部队都学习文化。他们办识字班、文化训练班，把工农干部和战士们集合起来学习。学习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几天上不了课，有时候能连着上几天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来学习。
九
鉴于敌人越来越严密的分割封锁，1942年，中央决定抗日根据地各级组织实行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把过去党政军民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集中到一个体系中。在某些环境复杂、斗争尖锐、比较困难的地区设立中心县委。父亲兼任静乐中心县委书记，负责领导静乐和阳曲两个县的武装、政权和群众团体工作。他说，作为军队干部学做地方工作，主要依靠两个县委的同志，他就抓两条：对敌斗争和发展生产。
对敌斗争没有问题，父亲多年游击战争积累了好多经验。对敌斗争搞好了，生产也容易搞了。生产发展了，老百姓就有饭吃，让老百姓多喂几只羊、几只鸡，好好生产。动员老百姓搞坚壁清野，发展民兵，让老百姓少受损失，生活就有了保障。老百姓生活好了，反过来对敌斗争更容易搞了，互相促进。
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好，战术灵活，七团经常能抓住敌人弱点，找准机会果断出击，以极小代价取得战斗胜利，又总能躲过敌人袭击少受损失，在整个晋绥军区战绩突出。在《一二○师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1943年1至4月作战总结)》中，七团频频曝光，全是正面典型：“七团袭击大牛店、土地堂、康家会、柳窠水、宋家庄、石河、娄烦及崞县……七团二营袭击兰村等，均利用了可靠内应或抓了一点可资利用的关系，而获得了成功。”“七团二营袭击向阳店，以伪装骗敌，一枪未放，完全获胜……七团袭平社，皆抓住了敌人后方空虚、戒备不严的弱点，大胆奔袭。”“半年来，七团部队对敌伪情报工作做得较好，十三次(敌人)袭击战斗中，完全胜利的十次，部分胜利的三次，因此，被伏被袭完全消灭了。”
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陶铸到晋西北检查工作，听说七团搞得不错，特意到三营了解情况，并要父亲详细介绍。
贺老总也把父亲找去表扬了一番，还让作家周立波把七团的战斗故事记录下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1943年6月，国民党调集兵力准备闪击延安，毛泽东亲调三五八旅等部回防陕甘宁。八路军总部随后抽调冀中军区部队，由司令吕正操带领开赴晋西北接防。由于位置特殊，七团奉命仍在原地继续坚持，等候冀中部队交接。1944年1月，父亲带着七团开赴陕甘宁归建，离开了晋西北。
十
2002年12月初，父亲最后一次回到晋西北，长眠在这块他深深眷恋的土地上。这是他生前的嘱托。
2002年，杨秀山夫妇在北京
父亲去世后，我在他抽屉里翻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他1994年写的一段话，那年他80岁。父亲写道：
人到七十古来稀，我已八十了，现在身体尚好，但不知哪天突然而去。如果倒下了，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或变相送别，家里不设灵堂。
骨灰不要保留，分别撒到湘鄂西(洪湖)和娄烦米峪镇战斗烈士陵园树下。掩埋一下，当作肥料，使那些树长得更高大，让后人好乘凉，让我仍为人民服务，是我最大愉快。
不要对我作什么评价，只说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和解放军的老战士就满足了。
这份遗言字字千钧，闻者无不感而慨之、敬而仰之。父亲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前身后心中所系，全是为人民服务。他要和当年战友一起，在这块土地上永远为老百姓站岗放哨，守卫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003年，当地政府在烈士陵园立起了一块碑，上面刻着“老共产党员、解放军老战士杨秀山将军骨灰撒放处”。四周松柏肃立，群山无语，高天流云，大地丰茂。远处的耕牛在悠闲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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