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爷——抗日将领黄守中的故事
来源：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   2015-06-22 10:13:44

　　黄守中是我二爷，1901年生于热河凌源县瓦房店镇兴隆沟。199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我根据他的自传及口述资料，又两次去凌源县志办查阅有关档案和大量相关历史资料，把他鲜为人知的有关抗日的历史事件展示给公众，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永记历史，宣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以示后人。

　　我的二爷黄守中（摄于20世纪40年代）

　　抗日将领黄守中的墓碑（北京福田公墓）

　　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军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二爷黄守中已是“热河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拥有四个骑兵旅的部队。二爷1923年在北京加入中共地下党，后被李大钊派往多伦组建共产党的武装，用自已家中一万块大洋组织了这支队伍，后由李大钊指示加入到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参加过反直，奉军阀的战斗，壮大了队伍。1926年北伐时，26岁的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骑兵第一军中将军长。1928年北伐结束不滿蒋政编，(中共北平地下党也指示，不让黄守中部加入国军)因此被国民党军事法厅判刑三年六个月入獄。经多方营救1930年释放，回到原队。因没参加蒋，冯，闫军阀大战，部队得以保留。九，一八事变暴发后，二爷怀着民族大义改反蒋为抗日，部队改为：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召兵买马编为五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万余人。1933年初在内蒙大滩镇召开了军兵誓师大会，向全国宣布公开抗日，誓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公推黄守中为“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活捉松室孝良

　　1933年初，大滩誓师大会后，抗日救国军乘势向滩以东的黄旗镇发起攻击，打跑了驻守的伪军。将士们士气大振，不日又收复了隆化以西的重镇郭家屯，二爷决定攻下隆化县城，并打掉那里的日军机场。他们布暑作战计划，先破坏日军飞机场，由第一旅韩英俊(河北仑州人)旅为攻城先头部队，于夜间发起冲锋，但日军炮楼居高临下。低估了敌人，两昼夜没能拿下，部队损失不小，旅长韩英俊壮烈殉国。全军哀悼，向西撤退。几个月同日伪军战斗，收复了隆化以西几个重镇作为根据地。五月的一天，黄守中带部队转战黑河川时，被3架日机发现，对他们扫射，轰炸日军飞机帖着他们头皮飞，战士们气愤至极，大家机枪、步枪一齐朝日机开火，飞机立即拉起，但是有两架挨了枪子受伤，是苏制水连珠枪射程远所至，其中二架飞走，另一架受伤的滑降到河川地，飞行员重伤（后不治身亡）。机内一日军大佐被俘，审问拒不交待。黄守中把他押在司令部严加看守。几天后也没日军来救他，黄也不再审他。后来就和他聊天，谁知他是个中国通，承认自己是来侦察情况，是日本关东军部附，骑兵大佐、热河总指挥兼承德特务机关长，叫松室孝良，在中国军队中当过教官。二爷有空就同松室闲聊，得知他是天皇仁的叔叔。松室也同黄说，如果放了他。将给一千万日元，如合作，热河伪政权交给黄来主持。黄守中严词拒绝，并斥责了松室。由于战乱，很少有人知晓。但在中国人民14年的抗日战争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件，这说明日本天皇大部分亲属都直接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是不敢报道此事的。

　　孙殿英的四十一军驻军在热河一带，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是政府派他们驻守边关保国为家的，可在外敌入侵时，他们虽没投降日寇当汉奸，可他们却干着汉奸不能完成的事。如黄守中举旗抗日之时，上海的爱国志士，华侨捐助黄“七、九”步枪子弹40万发，托正在上海办事的孙殿英带回察哈尔沽源，他带回后拒不交给。黄守中找其索要数次，均不归还。不但如此，在黄守中攻打隆化撤退时，孙殿英部却化装红抢会袭击黄的部队，不止一次。但都遭到痛击，汤玉麟也没闲着，妄图用炮兵打黄部，被机智多谋的黄守中部把他整个炮兵团缴获（其中重迫击炮13门，野战炮24门，各种炮弹3000余枚，枪1000余支，人不足2000），炮兵团长余立志投降，黄部加入抗日同盟军时把他升为师长。孙殿英在“七·七事变”后退到保定，当伪“冀东保安总队”起义，将士勇杀日寇，不敌而撤向保定时，孙部却将这些勇士缴械才放行，是可忍，塾不可忍？

　　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6月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黄守中率部加入到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是加入同盟军人数最多的，有5个骑兵师，一个炮兵团，还有步兵团。冯玉祥很看重，任黄守中为同盟军18军军长。同年6月冯令吉鸿昌、邓文、李忠义、黄守中部向康保、宝吕、沽源、多伦日伪军发起进攻，虽然日军武器装备先进，炮火强大，但同盟军将士们也不甘示弱，用炮火给以有力的回击，经过两激战，收复了以上四县。

　　为巩固战果，建立根据地，黄守中找松室孝良谈话，命他告诉来讲情的代表，把察东的日伪军撤到热河去。日军怕黄杀掉松室，答应了要求，这样张家口同盟军大本营的安全有了保障。

　　抗日同盟军首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同盟军不断壮大，蒋介石却以冯玉祥要“赤化”为由，派何应钦带百万中央军围困同盟军，并派人瓦解同盟军内部。他们许诺孙殿英当宁夏主席，孙不辞而别，带他的四十一军一夜之间撤出防守地宣化。冯玉祥得知立即派黄守中带三个旅急去宣化防卫，黄部立即前往。这一切日本特务已侦知，他们首先用重金买通炮团余立志，许诺炮以后归他。几天后，日伪军围攻大阁镇余叛变投日，剩下二个骑兵旅和步兵团同日伪军战斗激烈，最后大阁镇失守，日军救走松室孝良。

　　当黄守中得知日军袭击了司令部后，马上带部分人马急驰回援，但一切都晚了。日寇目的达到早已撤走，军部损惨重，守卫的两个骑兵旅己败退进山林中，他只能放弃大阁镇，去防守宣化。

　　拒收编，逐鹿被逋

　　1933年8月底，冯玉祥在蒋介石百万军队及同盟军内复杂的形势下，被迫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已去了泰山。何应钦按照“少编大遣”的方针，收编、遣散、缴械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派人同黄守中协商，准备组成五路大军进入北平郊区，黄不同意进关内，要继续在察哈尔，内蒙地区抗击日寇。方、吉部自行去了，结果后来失败。黄在宣化声明不同意收编为国军。在中央军围追堵截中他边转移边想办法减少部队伤亡，最后决定找一下宋哲元（宋察哈尔省主席，驻张家口），放他一码让他去内蒙抗日。因为宋哲元在北伐，西北军，也是黄守中的上级，还有情面。谁知何应钦他们早已决定解决掉性格不羁的黄守中。让宋欺骗黄部可开到逐鹿县休整一下。黄守中部已同日伪军连续作战几个月了，人困马乏就放松了警惕。涿鹿由29军刘汝明师驻守，对黄部好吃好待了几天后，突然包围缴械了黄守中和各旅长，为免发生自相残杀，黄守中命令下面士兵降29军，留着抗日，一切自已承担。结果他和三个旅长被绑押走往张家口交军法处。

　　黄守中和三个旅长被关押己是1934年2月，在他还没到涿鹿之前，部队转移到黑河川驻扎时己和日军打了一次反包围战。当时在他们驻地不远的二十九军马金良，刘警愚两团(大约60里)突来人求援说日军包围了他们，黄先后派于(海山)旅，吴(德忠)旅前去支援。在一个叫四海口的地方，两旅赶到马，刘的驻地己被日寇占领，两团的人马早已撒走，于，吴旅即和日军打上，头上有飞机炸，地面有炮轰。接着日机就又飞到黄守中军部风狂轰炸，战斗激烈打了一整天，黄昏时才停止。由于黄部队的地势好，人员伤亡不大，但军粮马草全被炸烧毁。为免更大损失，从高山险岭突出了包围。这时他们己弹尽粮绝，不得已才去涿鹿。但这次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黄守中回忆录中写到：阴历腊月初八，晚间把我们四人(三个旅长和他)解到火车站，用铁闷子车送到张家口……我冻僵了，苏醒后手铐脚镣全带着，看守问吃东西了没？我已冻的说不出话，摇摇头……

　　判死刑，死里逃生

　　在獄中，黄守中和他的三个旅长分别关押。他的好朋武光生费很大劲交涉给他们送点衣服和钱。从此每天送钱来，黄四块，三个旅长两块。过了20天，军法厅对他们审判，问反政府的都有谁？挑选一下。黄答：我们上下都是好人，都是抗日的没坏人，傍的不知道，你也别问了！说完扭头便走。法官再也不问了。没几天判决书下达，罪名：“丧权辱国，纵兵殃民，处黄守中、于海山、吳德忠、方和生死刑，执行枪决”。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不小的震动，首先是黄守中18军被打散的那两个旅，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一直在山上和日寇打游击，得知这个消息，他们立即带人马攻打张北县城，准备营救。结果李荫树旅长被刺身亡，刘钊旅长敌不过失败，退回山里。

　　消息传到上海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那里，他们非常气愤，国民党将领冯玉祥、李烈军、白云梯等纷纷发电抗议。他们找到在上海的29军军法处长萧振瀛，萧亲自到张家口找何应钦、宋哲元，以理力争。何、宋不得放弃枪决黄守中的决定，但为了防止黄东山再起，他们枪决了三个旅长：于海山、吴德忠和方和生。这三个年轻的抗日将领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了国民党的枪下。

　　黄守中在萧将军和众抗日人士的全力营救下，死里逃生。关了几个月后，由于日军不断的进犯，华北局势危急，何、宋释放了关押的抗日将领黄守中、李忠义，希望让他们重新抗日，黄守中答应，只要抗日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宋哲元任命黄守中为29军少将参议，每月200元，何应钦又给黄任命了个北平行营、少将参议，每月200元，黄谢绝了北平行营的职务。

　　危机下的天津特一区

　　不久29军38师张自忠调驻天津，萧振瀛为天津市长，他决定把天津重要的特一区交给黄守中，为了感激萧的救命之恩，黄决定去上任，先任天津市特一区警察分局长，后又兼特一区行政公署主任。这里也是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此人就是曾被黄守中部活捉的日本大佐，逃回关东军后升为少将，后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特别关注的，并派有谢龙阁特务机关拉拢，打击天津的上层人物。黄守中到任后，把警察局四百多名警员整顿，警长，督察，派出所所长都换成原来自已部队上的党员干部。行政公暑更是如此，李大章任公暑秘书处主任兼英文秘书(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刘亚哲为俄文秘书长(解放后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北平特委宋兰波为政务科长(后病逝)，原警卫团长刘钊为警局巡官，督察室主任马漠湖(1937年8月在天津被日军杀害)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黄守中又联络上了北平特委，张祝堂，吴成方交给他几项任务：一尽快营救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出獄；二、在华北团结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三留在29军深入工作搞实力；四不要去南洋宣传抗日和捐款。

　　黄守中利用自已公开的职务便利，全面完成了任务。不久中共中央军委派袁晓轩从延安来天津工作，是李大章介绍认识黄守中的。要求黄、李提供日军在天津的情报，并让黄守中准备好武装力量，并团结别的武装，和日寇打起来就上太行军区，给黄一个“中华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名义，到军区去联系，袁说军委是知道的。于是，他们进行了分工：一、由黄守中和李大章配合袁晓轩的工作；二、黄守中，刘钊配合警察局工作；三、宋兰波做经济和日本驻屯军情报工作给北平地下组织；四、由黄守中单独策反“冀东保安总队”张庆余，张砚田的工作。(冀东保安总队的二张原是东北军的，和黄守中早就认识)。

　　袁晓轩交给黄守中的任务和北平地下党的任务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是组织一原则。他除了维护区内的治安，处理各国领馆的复杂的外交事务和公暑的各行政事项安排，还要和日本驻屯军上层周旋。同时在绝密的完成着党交给的抗日工作。他用自已专用汽车送袁去居住在天津的部分抗日将领家，如马占山等谈话，出入各租界宣传抗日，并把日军在天津调动情报给袁，这些的情报还要送地工办事处黄敬手中。

　　为团结一切中国人抗日，黄守中还和天津的民族资本家成立了一个“联谊会”、表面不涉及政治活动，半月一次聚餐，然后就谈论生产救国之事，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奴买办义愤填膺，二爷黄守中在80多岁的口述回忆中还清楚记着他们中有人编的一首歌，歌词是“救，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救国要奋斗，救国要奋斗！”。参加这个会的社员他熟悉的有：全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兼中国南洋烟草公司北方经理王文典，东亚纺织公司总经理宋斐卿，副经理李某某，天津河务局长潘葵生，天津邮电局长，新疆绥远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炳等人。

　　策反冀东保安总队

　　1935年底，黄守中来天津上任刚半个月，突然接到日本军方一个电话说松室孝良少将要来拜见。让他心中一惊，这个华北地区的特务头目来干什么呢？松室一个人坐车而来，下车见到黄守中就热情握手，直呼老朋友又见面啦！办公室落座后说：我刚到任连市政府都没去，先到你这来了。后又表示感谢当年被俘的不杀之恩和优待，并对黄前一段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敬佩等等中日亲善之词，希望二人成为朋友，有什么困难都可找他。并邀请黄到日租界去作客。松室来的目的非同一般，日本驻屯军早已准备占领华北后，北平，天津成立伪政权的候选人，先来探底。可这回日本人却看走了眼。黄守中将计就计，和松室有来有往，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而这时日本人又操纵搞“华北特殊化”，殷汝耕当汉奸成立了“冀东防共自制政府”，接管了河北保安队，改为“冀东保安总队”，驻访通州，沧州。张庆余，张砚田为一，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有两个师的兵力。

　　二张原都是原东北军的，被迫当了汉奸心有不甘，和驻天津的29军常有联系，和黄守中早就是熟人很可靠，后来三人歃血为盟共同抗日。二张对汉奸恨之入骨，常和殷汝耕闹别扭，结果殷撤了二张的职。黄守中知道情况后，让他们万不可丢掉军权，今后抗日有大用。并亲自去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情，殷汝耕顶头上司发话，他立刻又恢复了二张的职务，二张又介绍了第三总队长李允升，共有五千余人，约定好到时候和天津市内各区警察联合一至行动，到北平西郊会合，等黄守中通知为号。军事方面的准备，袁晓轩表示同意，他说如日寇进攻，可把队伍拉到太行山去打游击，并似议出一个“中华抗日自卫军总指挥”的名义，报上级军委。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开始。29军驻北平部队奋起反击，形势严重，黄立即通知二张做好战斗准备。由于和上面失去联系，天津方面就形成了各自为战，7月29日夜，天津警察总局李文田没有通知各区，带队向日军发起攻击，通州二张听到炮声，以为行动开始，没接到黄守中的通知也开始向通州日日军特务机关开火，打死日军二百多，活捉了“冀东反共自制政府”长官殷汝耕，边打边向北平西山转移，遭到增援的大批日军围堵，伤亡惨重。只得向保定方向撤退。

　　黄守中得到伪保安队己起义的消息时，二张己南撤了。同时天津李文田也带部队南撤，以为李文田偷带走了二张。于是，在从天津逃出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找张庆余，张砚田和他们的起义部队，作自已今后抗日的基本队伍。他带着一名副官徐宝和直奔国民党军委会，见何应钦说明来意。二张的确在此，何应钦告诉黄，要带人走要经戴笠同意才行。经过打探得知是军统在捣鬼，形势不容担搁，黄要求见戴笠。这时戴正在上海，经同意黄守中，张庆余，张砚田三人座军统局的车前往上海。

　　在上海见到戴笠，宋子文、杜月笙也在场，黄守中说明是自已策反的二张，并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他们要了107、108两个师的番号，现准备带二张走，去抗日前线。但是戴笠，宋，杜三人说了一通抗日大道理，就是不让黄带走二张。第二天他们三人只好回南京，就此和二张告别，以后再无往来。张庆余，张砚田二位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震动了全国，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蒋介石晋升二张中将军长，但二位英雄却解甲归田，从此再无二人消息。

　　天津特一区最后的坚持

　　1936年6月萧振赢辞去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任市长。黄守中继续原职务，他为市长解决了许多重大案件，很得张自忠的信任。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天津日本驻屯军人数不断增加，军用物资大量运抵，他们要侵略华北内野心已显露无疑，黄守中以防万一，就命令特一区实行灯火管制，四周架铁丝网，儲备大批粮食，并联系好特三，四区的警察做好战斗准备，把天津大公纱厂的驻厂日军百余人“请”走。日本总领事掘内很恼火，给黄发通牒，让他撤掉战备部署，黄不听鬼子那一套，按自已的计划行事。“七·七事变”暴发后，日军除猛烈进攻北平，每天派数十架飞机对天津市区狂轰滥炸，东马路一带房倒人亡，火光冲天，哭声遍野。市民四处逃散，黄守中看到此情景，心中愤恨日军暴行。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救助难民，他通知英，法租界当局，请他们放开边界让难民到特一区来。这一放涌进了上万难民，学校，工厂，公共场所全住滿了，粮食几天就告急。请红十字会帮助，暂时解决了困难。这时，一艘日本台湾军的补给船开进了大连码头，黄命令警察扣押。

　　形势已非常严峻，首先天津市政府遭日军轰作，市长张自忠已走。29军军长宋哲元也南撤了，中共军委袁晓轩也调回延安。黄守中和上面所有联系都已中断。他立即召集公署全体人员，警长以上人紧急会议，全体人员一至要跟着黄抗击日军，决不投降。这使他非常感动，便立刻分配各部门负责人紧急行动。关押了日军船上人员，把船上物资全都卸下，有汽车18辆，酒精，汽油600多箱，还有枪支弹药，食物等物资。他把食品全部发给全体工作人员和市民，武器放警察局，汽车，汽油先放其它租界，等带队伍撤时开走。在此同时刘亚哲带警察把码头日军的电话线全部剪断。这时候北平已被日军全部占领，大部队己向天津开来，黄守中想带走全部警察已不可能了。想同日军决战，是以卵击石伤亡会很大，而且老百姓居多。8月5日上午8时，日本掘内总领事让比利时总领事带各国领事到特一区公暑，向黄守中递交最后通碟，限当日下午3点，撤除敌对工事，降下中国国旗投降，否则日军进攻特一区。日军所以没直接打进特一区，是他们早就采取多种手段幻想让黄守中当天津伪市长和警察局长，留点余地。黄只好让同事们马上疏散撤退，他和李大章等人化装进到英租界。第二天，天津“大公报”报导：硕果仅存的特别一区，已被敌人陷落矣！就在他们走后第二天，日军占领了特一区，他们四处找黄守中和抗日人士，有个姓扬的警察向日军告密，刘钊和罗天典被抓。日寇问黄的下落，他们俩拒不召供，被日本鬼子用乱棍活活打死！

　　上太行

　　1937年8月16日，黄守中、李大章等人乘英国轮船到了青岛，坐火车到济南，又到开封，李大章回根据地去报道，黄守中去南京找起义的二张。他没要回二张和部队，感到很失败。但抗战到底的决心不变。在南京他到了老朋友白云梯家(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执委，蒙藏委员)。想了解眼前的战况再做打算。适萧振瀛，宋哲元都在白家，这时萧已任第一战区上将参议，宋任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司令。商量好给黄守中一个团的兵力，做为他的基本队伍。形势紧急第二天他们就分头赶往前线，到了河北广宗县城。宋交黄的部队还没整编，这时大名失守，日军向广宗打来，飞机风狂轰炸，部队一片混乱，宋的部队全往黄河南岸徹，说好给黄的部队找不着了。黄只好放弃回开封。

　　这时抗日峰火已在全国燃起，接李大章通知，可到山西洪桐去找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去解决收编游击队的工作，因在天津时和袁晓轩有过约定，和日寇打起来上太行山找他。当黄守中风尘朴朴赶到洪桐县见到袁晓轩，李大章时，袁却告诉黄说，彭一早有事走了，不知何时回来。黄不便细问，李大章告诉黄，袁为独贪天津秘密工作之功，怕黄见到彭说出真情，分了袁的功劳。故托词没介绍和彭德怀见面。黄守中恍然大悟，决定离开洪桐。一人渡过黄河，去了武汉。

　　到了武昌，找到了“东北救亡总会”，见到于毅夫(时任“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长，党团书记)，因黄守中是救亡总会的联络委员，就留下先做宣传工作。眼看日军大举进攻，做为军人他还是想上战场杀敌。他把自已想法告诉于毅夫，宣侠父(时任八路军武昌办事处主任)，他们很赞成，决定帮他联系有关人员。

　　没几天，有个人来找黄守中，说叫刘丕光，是叶剑英派来找的。他们到了武汉族馆见到叶剑英，交谈后叶剑英问黄想去太行山什么地方，黄心中早有打算，说计划先到豫北林县，再到河北涉县，武安，再推进到磁县，邯郸边区打游击。叶表示同意并在军用地图上把5个县划上红圈。

　　黄守中带着从天津撤下来的几个战友到了太行山上的林县，在那里收编国军被打散，退下来的士兵组织整顿起来，成为抗日游击队继续打击敌人。于毅夫(解放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吉林市委书记)到西安给黄找了个国民党黎明部的番号叫“抗日挺进军第14、15支队”，用这个名义可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电台，试器弹药。但程潜也不好胡弄，他令冀察战区司令鹿麟认真点验黄部，实际走了个形式而己，几个月后黄带着队伍转战到河北磁县，这里距公路，铁路更近便于作战。到这里开始用袁晓轩给的番号“中华抗日自卫军”总指挥，部队已四千多人。中共军委也知道。国民党黎明部得知黄冒用他们番号，联合起黄的老对头孙殿英部要消灭他们，被袁晓轩带八路军共同打退了。袁表示要把带来的七、八个营的八路军交黄守中指挥，黄不接受。因为在洪桐的欺骗对袁已不敢信任了。后来随着战斗的需要又成立了“联和总指挥部”，由八路军谭振林为政委，中共磁县县长田裕民为副总指挥，黄守中为总指挥的部队，配合八路军129师，386旅陈赓、115师袁晓轩、国民党鹿钟麟，在太行山艰若抗战到1941年。黄守中由于多年征战，数次入獄备受拆磨，身患重病，不得不下太行山去洛阳治病。

　　洛阳是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长官卫立煌。他得知黄守中来此，便留他为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每月发给生活费，边工作(有职无权)边治病。这时候，八路军总部派袁晓轩当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他让黄守中搜集二战区卫立煌等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况，袁把这些情况报给延安。一直秘密来往，传递情报。有一天医院的缴云和处长告诉黄，说军统已注意你和八路办事处有来往，马上离开。黄又离开洛阳到了西安。中断了袁的联系。没多久，听说袁晓轩已叛变，至使卫立煌被撤职，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这已是1942年春天。黄只有离开西安，他准备还是回北平去找党组织。（袁叛变后成了军统少将特务，解放后被捕，以战犯关押1975年特赦）。

　　黄守中带着副官徐宝和先到安微，找朋友借了钱，一路经历曲折，惊险到42年底才回到北平。这时的北平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艰难渡日，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后来听父亲说过，为了奴役中国人，日军让城里中，小学都必须上日语课，否则退学)。好不容易找到原中共北平特委书记张祝唐，告诉黄北平党组织已被日军多次破坏，已转入隐蔽斗争，宋兰波已死，特委的吳成芳被捕释放后己调南方工作，他们的关系早已中断，而根据地因日军锁，也联系不上。他们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利用所掌握的商情，先做个买卖，一先可维持生活，二可利用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寻找组织。

　　虎穴中的“生意人”

　　黄守中、张祝唐几个拿枪杆子的人，又拿上算盘作起了生意。字号：永济贸易商行，地点，河南商丘(敌占区)，倒卖汽车零件。由于不懂日伪的规定，几个人股份全赔光。不死心，继续组织人从起步，有了起色。日占区的生意采取的是“物资交换”的办法，小本生意才可用伪“联银券”。商号都用交换的办法用中国的麻，桐油，漆，牛皮等原材料，换日本洋行或汪伪财务处商行的食盐，布匹，纸张，杂货等日本产品。如违反规定，日本宪兵队经济料就会以“资敌”罪抓人，轻者受伤，重则丧命。彼此交换订货，签合同，两月为一定期，不决定物资优劣，只赚比例数，搞不好就会赔本。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在军事上加强“大扫荡”，在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严格控制、禁运。妄图封锁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各根据地生活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从敌占区搞物资，坚决粉碎敌人封锁，保卫抗战的成果。派出大批干部到敌占区搞物资，同时启动敌占区中共地下组织，为根椐地解决紧缺物资供应，黄守中他们接到太行军区的指示，这个商行就派上了用场。当时“国统区”的部队，特务组织都利用手中权力和关系和敌占区做买卖，有时利用中间商来做，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水路，陆路通道打开了，“永济商行”先后任界首，蚌埠开分行。又在徐卅设了站。

　　经朋友介绍黄守中认识了伪徐州长官郝鹏，多次接触后，郝鹏问黄怎样才能摘掉汉奸的帽子？黄就去诉郝只有立功赎罪，将来可得到饶赎。现在可以给后方运食盐。郝答应瞒着日本人干。他想法说动日本人，把盐运到蚌埠火车站存放，黄守中他们用后方的土特产换盐走水路，运往根据地。后又为何基丰部在海洲运了几车皮盐，何部卖了盐换钱准备起义。由于盐运到车站太多，天降大雨，食盐被冲走很多，引起了敌人怀疑，结果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撤了郝鹏的职。几年中，他们就利用商行给后方运送了大批物资，为彻底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

　　1945年春天，黄守中又救了一批商丘城里的商人，这些商号是由济南，山西，河北等地去的，他们多数不走交换的方式，偷偷买卖。被日本宪兵队以“资敌物资”为由，查封了商铺，抓了一个总经理押往北平宪兵队，事关几个地区上百人家的生活，商号派几个代表，恳求黄设法营救。出于民族之心，黄想办法用重金行贿北平宪兵队华北经济主管偏山大佐，答应说以一吨水银交换烟纸，限两个月内交换，(水银是爆作物品，我方根本供不出，而且数量很大)他大着胆应下，偏山放了总经理，又啟封了商号的物资。黄一面让这些人赶紧处理货物，完成后人全撤走。自己请朋友托关系偷出洋行的几百斤水银顶数，两月后商人都散了，水银也不够，偏山怀恨。黄守中早己去了徐州。在徐州不知何因被日本宪兵队被捕，一顿毒打，后牙都打坏，满脸是血。腰腿都被踏伤，用枪顶着头，然后问你到陇海线干什么事？生死关头，他急中生智说自已是给日本人做生意的，搞水银的。不信你们给北平偏山大佐，森树茂打电话问，(他们是不能随意半夜给师团长打电活的)宪兵队长立即笑脸相迎，松绑放人。说以后到徐州早通知好提供保护。黄守中出了宪兵队看后无人跟踪撤腿就跑，找到朋友家，天快亮被友人送上火车，虎口脱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永济商行的使命也完成了，黄守中费尽周折，处理完各种债务，去上海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