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顺通先生乃一介平民,抗战爆发后,他把仅剩的2艘轮船都自沉航道,以阻止日寇的进攻。父亲于1949年11月14日在上海寓所病逝时,我虽然只有14周岁,但每当忆及父亲在抗战中的爱国之举,我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起,泪洒双襟。
1930年,父亲在上海创立独资的中威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我父亲所经营的航运业已经是如日中天,成为中国一代船王,中威轮船公司吨位拥有量在中国各大轮船公司的排行名列前茅,成为当时四大轮船公司之一。
“源长轮”自沉江阴
抗战爆发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封锁全国的重要江海口。即为实施江阴要塞、黄埔口、闽江口、宁波镇海、海州、珠江口以及马当一带封锁阻塞工事,而征用吨位较大的船舶,将它们沉没于上述重要的船道上,以防止日本海军的进攻。
此时,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顺丰轮”、“新太平轮”在抗战前已租借给了日本公司,抗战开始后,日方就以种种理由不继续履行租船合约。父亲陈顺通先生实际掌控的轮船只剩下了“源长轮(3360吨)”和“太平轮(3550吨)”,即便如此,我父亲还是将他所剩的仅有2艘轮船交由政府征用,用于抗战。
1937年8月,日寇的铁蹄侵犯到上海、南京一线,并且狂言要在3个月内亡我中国,为防止日本舰队溯江西上进攻南京,在此民族国家存亡危难之际,“源长轮”于8月12日,同其它20多艘船舶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要塞。大量的沉船、石料在长江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阻塞线,日本舰艇无法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飞机对江阴要塞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轰炸。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江西上的企图,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的安全转移,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太平轮” 自沉家乡
随着我国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宁波镇海口的战略位置显得越发突出:它成了抗战时期中国主要的海上对外通道,许多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由英法控制上海租界下船运至镇海口,再驳到小船上,然后通过陆路进入金华等地,再运送到抗战前线。
1938年年初的一天,“太平轮”悄悄停靠到了镇海码头,它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必要时立即自沉于甬江出海口的主船道。
1939年6月,为登陆镇海做准备的日军,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轰炸。从6月23日至6月25日的三天里,日军飞机连续出动了51架次,投弹300余枚,给镇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镇海一带的防卫任务立即紧张起来。
6月27日,“太平轮”的船长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将“太平轮”沉没的指令。另一封电报是我父亲从上海发来的,要求船长在沉船时挂好国旗,同时务必将“太平轮”的船首指向他的家乡方向。在“太平轮”上还有十多吨用来压舱的食盐。在接到通知后,冠英庄的乡亲们摇着船推着车赶来了,将船上的生活用品和盐全部运走。
6月28日晚上约8点,“太平轮”在夜色中启航了,由于缺少了压舱物,它的吃水很浅,行驶起来似乎有点不稳。镇海城里的许多百姓都赶到了码头默默地为“太平轮”送行。“太平轮”绕了一个圈,慢慢地开到了甬江口主船道上,然后将它的船首徐徐指向了南方,对着的正是父亲的故乡。甬江水拍击着“太平轮”巨大的身躯,似乎在给它作着最后的安慰。燥热的江风下,国旗在呼呼地飘扬,接着,汽笛拉响了。接应船员的小艇开了过来,船长带人离开了“太平轮”,登上了小艇。沉船命令下达。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一股浓烟冒出,“太平轮”像一个醉汉般地摇晃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下沉。当时的报道记载说:“在许多人的眷恋里,在许多人的悲叹里,在许多人的忿恨里,太平轮终于沉下去了。”清晨时分,在镇海口,人们看到了露出水面的太平轮的烟囱,当潮水退下去时,太平轮的小半个身子露了出来。
严词拒绝日伪劝降
此时,在上海的寓所里,我父亲和我母亲戴芸香女士等都呆呆地坐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悲伤的泪水。自沉轮船等于自己毁掉了自己的经营业务,抗战爆发后,即使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从国外订到船舶,沉掉一艘,就是少了一艘,这个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祖母为家族忧心忡忡,不久便与世长辞。我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她也会时常向儿孙们念道:“我家是伤在日本人手里。”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华界沦陷。不久,日本方面就开始物色人选充当其傀儡。日伪劝降虞洽卿不成,便打起了我父亲陈顺通的主意。一方面,我父亲能说日语,另一方面,战前同日本航运界、商界都有往来。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官员曾多次登门找我父亲陈顺通,要他与日本合作主持上海的航运业,但每次都被我父亲顶回去。
我父亲也多次对我母亲说,目前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其次要无愧于自己的先辈,最后就是要让我的子孙后代能抬起头来做人。如果有一天,我外出不能回来,其他没什么事情,就是不肯为日本人做事而遭不测。父亲的这些话也成为我教育儿孙们的家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消息,我父亲激动万分地对家人说了一句话:“天终于亮了。”抗战胜利后,父亲陈顺通先生的义举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表彰,获得抗日战争二等功勋,并担任对日索赔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在我父亲的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强则民安,国强则民不遭外人欺,国强则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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