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踞南山的红色“带路人”龙蟠徐文佩
来源：义乌在线   2015-07-03 09:45:17

　　徐文佩(右一)与战友单戈、程兴炎合影。看上去瘦小的他，拳脚相当厉害。

　　徐文佩烈士。

　　抗日救国自卫队的自制大刀和缴获的刺刀。

　　说起哥哥，徐维经几度哽咽。

　　龙蟠村交通示意图。 吴潮宏 制作

　　在白龙桥通往龙蟠村的公路旁有徐文佩烈士墓。

　　引 子

　　婺城区白龙桥镇龙蟠村的老人们习惯叫徐文佩的原名：维邦。讲起他的事，老人们会眼里发光，他们说他“戴个眼镜，看上去像文弱书生”，“个子小小的，力气却很大”。牺牲时才29岁的“维邦”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是年轻的，他的故事经由老人们的叙述变得神奇，比如说他孤身闯进日本人的据点三拳两脚就把三个日本鬼子打到沟里了。

　　5月25日下午，79岁的徐维经在市区家中跟我们讲起徐维邦的经历时，几度哽咽。徐维经倔犟地抿着嘴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在我们面前哭出声来。对于英年早逝的亲哥哥，他有许多话想说，不是党史上记载的丰功伟绩，也不是乡野流传的杀敌传奇，而是作为亲人的悲欢离合，是作为战友的深情厚谊，以及，命运的叵测。

　　学生时期就是“带头人”

　　徐维邦牺牲时仍然是单身。在那个年代，29岁绝对算得上是大龄青年，有文化、有胆识的徐维邦何以没有成家？

　　徐维经对此一清二楚。他告诉我们，父母亲都劝维邦“男大当婚”。抗日的时候，维邦说“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不成家”；抗战胜利后父母再劝，他的回答是“全国没解放，我就不成家”。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余音未消，徐文佩却在武义的剿匪战斗中牺牲了。

　　事实上，父母偷偷为徐维邦介绍过一个女教师，女教师也同意了，然而消息刚传出，女方就被抄了家。徐维邦于是跟父母说：“我们家的人就不要去谈这种事了，会连累别人的。要怪，就怪你们把我生在这个时代吧。”

　　徐维邦绝非草莽英雄，他有情有义，能文能武，自学生时代开始就有很强的人格魅力。

　　徐维经说，哥哥维邦5岁上本村私塾。7岁拜本村拳师徐光华为师，学拳习武。11岁即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一中）。因为家庭贫困，他成为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勤工俭学学生。

　　由于品学兼优，徐维邦被推选为金中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高二时为主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义不容辞地以金中学生会主席身份，联络金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呼吁抵制日货，为流亡学生募捐。

　　7月，为抗日救亡，徐维邦带领滕景铭、卢荣刚等10多位同学，徒步到丽水碧湖寻找红军。他给父母留下一份血书：“不要记挂我，三五年内恐怕不会回来了，我要去抗日。”自此，他就中断了与家里的联系。

　　然而他们在丽水并未找到红军，只得暂时进入由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举办的“浙江青年抗日训练团”，被分配到干部训练队。懂英语而且会口译的徐维邦备受器重，兼任英文翻译。

　　徐维经告诉我们，维邦的突出表现得到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主持干部训练队的北京大学教授席伯胥的赏识，并由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初，国民党开展“清党”时，在席伯胥的帮助下，徐维邦带着滕景铭、卢荣刚等9人直奔陕北，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

　　当年10月中旬，徐维邦的父母收到一封来自陕北的信和一张六人合影。信的署名是“文蓓”，他在信里告诉父母：“一、不要回信；二、相当长时期内可能不会再寄信来；三、如能坚持到抗战胜利，会有机会去看望你们；四、我在什么地方，切勿外传！”

　　此后，维邦再度音信全无。

　　在家乡拉起“抗日救国自卫队”

　　徐维邦再度现身，已是五年之后。

　　1942年6月（一说8月）的一个晚上，7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互相搀扶着走进龙蟠村徐维经家。一进门，7个人就全都躺倒在地。“他们呕吐不止，身上全是虱子。”当时10岁的徐维经仍然记得那个场景，“全家人都躲起来了，直到听有人喊‘爸妈’，才知道是维邦回来了。”

　　原来，1938年从抗大结业后，徐维邦和卢荣刚等战友进入新组建的新四军。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徐维邦被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徐维邦受尽酷刑，左眼被打瞎。1942年6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直逼上饶，蒋介石急令上饶集中营往闽北山区转移。途中，徐维邦与狱友们发动“赤石暴动”脱险，经过20多天的逃亡后终于回到龙蟠村。

　　7个人在村民的掩护下疗伤。当时，日军已撤至金兰汤一带，龙蟠村正处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沿地带，情况非常复杂。不久，徐维邦发现，鬼子嚣张得令人吃惊，常到村里奸淫掳掠，即使只有一个日本鬼子进村，全村人都会四处躲藏。他和几位战友商量后，决定组织乡亲们打鬼子、保家乡。于是，一支以龙蟠、让长、吕塘下、大于、天姆山五个村为中心的抗日队伍“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以下简称“抗救队”）横空出世，徐维邦任队长。

　　老百姓都怕日本鬼子，为了消除乡亲们的“恐日症”，徐维邦在战友的配合下，在靠近乡亲们躲藏的地方，刻意孤身徒手同窜村作恶的日本鬼子搏斗，两次打死了两个日本兵。亲眼见识了徐维邦的神勇后，老百姓抗敌的信心大增，抗救队很快发展到40多人。

　　抗救队白天生产自救，夜里分头出击。那一段时间，日寇各据点里的鬼子频频“失踪”。据徐维经调查，仅在龙蟠村下杨园坟头和让长村大坟头、鸡毛端，抗救队就打死日本鬼子24人，并处决了一批汉奸，使各据点炮台的日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在金华县颇有名望的爱国人士、老校长徐光德的支持下，徐维邦和6位战友接管了金华县二湖乡国民中心学校和吕湖小学。徐维邦担任校长，几位战友担任老师，他们摒弃学校原先的奴化教育，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学校不仅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还办起了救亡俱乐部，悬挂了四个“胡子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时震惊日军、伪军和国民党政府。

　　谋求解放，创建人民武装

　　抗战胜利后，徐维邦历经磨难。1947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金汤地区特派员，化名徐文佩，潜入金汤地区活动。1948年初，他召集原“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潜伏下来的骨干，在龙蟠村宣布成立金汤地区农工自救团（以下简称“农救团”）。

　　原籍台州仙居县大马坑村的黄浩川曾是农救团的一员，今年85岁。他一直记得1947年农历五月廿四，在金华通济桥头遇见的一个名叫“戴路”的人。

　　那天，20岁出头的黄浩川待在通济桥头想做“割稻客”，等了一天也没人要他，他已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就在这时，背后突然有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紧接着就扶我前行。我眼睛一亮，又起死回生了。”这个人后来请他吃了两碗面，跟他说：“你想找出路，我带你去走一条光明大道、前途无量的路，愿不愿意？”

　　黄浩川当然愿意，他记下了这个陌生人的名字：“戴路”。1948年农历二月下旬，“戴路”又出现了，邀他加入农救团。他才知此人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队长徐文佩。徐文佩对他说：“你告诉我想找一条出路，所以我说我叫‘带路’。这是我专门对想找出路的人说的。这不，我带你参加革命了！”

　　后来，黄浩川跟着徐文佩出生入死，1949年4月1日被吸收入党。当天，徐文佩对他说了一句话：“黄浩川同志，今夜我的带路任务基本完成，以后的路该你自己走了！”

　　如黄浩川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在徐文佩的感召下参加农救团，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通过青洋桥夺枪等战斗，队伍很快壮大。1949年2月中共金汤区委成立，徐文佩任书记。在农救团基础上成立了金汤区中队，徐文佩兼任中队长。3月，中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第十大队。

　　在徐文佩等人领导下，十大队孤军奋战在白区两个半月，连战连捷，迅速发展成一支装备精良、有360多人的武装部队。5月中旬，八地委、专署、八军分区的领导冯起、马青、卜明等看到十大队竟有60多挺机枪、70多支冲锋枪、60多支卡宾枪时，都赞不绝口。随后，十大队第二中队被抽调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分区警卫营，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均从十大队抽调配备。

　　结束语

　　1949年10月31日，在武义的一场剿匪战斗中，徐文佩身负重伤。徐维经和战士们一起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他已昏迷。

　　半夜，徐文佩苏醒过来，见大家个个泪流满面地围着他，立即大喊道：“不要流泪，不要围着我！敌人还在山上，哭什么，快去追！今夜完全可消灭他们……”话未完，人又昏过去了。

　　“我哥哥再也没醒来。”徐维经再度哽咽，“他就是死不回头，他对党非常忠诚，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带领人民翻身，振兴中华，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强大！”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中共婺城党史·第一卷》和《金华县革命老区》。感谢婺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