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抗战时期腾冲县的几位县长
县长,乃一县之长,官至七品。县长守有一方土地, 拥有一方子民,为民做主,为民造福,为县长之职。故称之为“父母官”。
1942年至1945年,在战火弥漫的滇西“极边第一城”的腾冲县,共有四位县长到任,他们是:邱天培、刘楚湘、张问德、钟镜秋。因时局的动荡不安,面对战火纷飞的年代,四位县长各自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历史,他们为滇西壮丽的抗战历史画卷,重重地涂上淡浓相宜的色彩。
邱天培弃城逃跑; 刘楚湘挺身而出。
刘楚湘举旗抗日; 张问德临危受命。
张问德怒斥田岛; 钟镜秋助纣为虐。
张问德杀奸除恶; 刘楚湘艰难摄政。
邱天培,又名邱石麟,一个不太起眼的读书人。曾任昆华中学校长。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时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朱晓东,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将邱天培调到龙陵当县长。邱天培热心办学,到龙陵上任后不久就主持开办了龙陵乡村师范学校,邱天培县长亲自兼授英文课。在省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的支持下,为修复横跨怒江的大桥,组成了18人的建筑委员会进行筹划。邱天培多次函请旅缅华侨会长梁金山先生“鼎力赞助”,并亲自出面延聘印度工程师赖月笙率工程人员莅临现场指导。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西式钢缆吊桥终于横跨怒江,大桥改建成功,取名“惠通桥”。1938年滇缅公路修通后,“惠通桥”成为滇缅公路的咽喉,世界援华的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惠通桥”运往中国的抗战前线。日寇侵犯滇西,“惠通桥”成为中日军队双方的必争之地,因此曾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1942年,为阻止日寇顺利到达怒江东岸,中国军队炸毁了“惠通桥”,阻止了日本军队沿滇缅公路向东入侵。
1940年,邱天培调任腾冲县县长。
1942年5月4日,日军侵占了龙陵。消息传至腾冲后,全城一片恐慌。原驻防腾冲的护路营,由营长李从善率领,于七日晚撤退至城西30里许之巃嵸山,仅留营附角某,带少许士兵在城中维持秩序。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时为腾龙边区最高行政长官)则急电昆明求调他职;同时,派人四处拉马封夫,将搜刮来的数百驮烟土、玉石、象牙、珠宝等财产先行运出腾冲,并调用三个连的兵力,护送自己逃往昆明。在龙纯武动身前,刘楚湘与腾冲士绅一再请求他留下,对日军实行抵抗,不要放弃腾冲。龙监督置之不理,率特务营仓惶逃往昆明。后被任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上梁不正下梁歪,腾冲县长邱天培将龙纯武送至芹菜塘后,提心吊胆地于当日下午返回腾冲,并在商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邱县长宣布“日寇已到龙陵,腾冲危急,县政府与各机关联合撤退。”此决定立即遭到刘楚湘与全体与会士绅的反对,一致认为:县长有守土之责,未见敌何可撤退?应与县城共存亡。敌兵未至,撤退即是溃逃。县长应积极召集各乡镇自卫队,配合护路营,沿龙川江一线布防,炸毁腾龙、龙安两桥,并沿途设岗哨监视敌情以通情报。同时建议以县长名义邀请闲赋在家的军人,激以义愤,保家卫国。然而,邱天培县长畏敌如虎,对上述建议不置可否,反而不顾一切,连夜弃城,携县印、家眷及搜刮的钱财物资,在腾冲自卫队的护送下,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向腾北曲石逃去。县警察局局长周淮以及县府其他机关要员,也随县长纷纷而逃。
县长邱天培率先弃职逃跑,其余各机关主管人员也大都私自潜逃,全城大乱,谣言四起,腾冲城内人心浮动,极度惊恐,地方已成无政府状态。5月8日,大批从缅甸逃出的伤兵及难民沿途络绎不绝,其数约千余之多,不断涌入腾冲。城外约有数千名来自八莫的难民,在沿门乞求住宿。当地居民为他们提供食宿并催促他们赶快离开。另外有从缅甸密支那逃出的数千难民未入腾城,而直奔腾北曲石、瓦甸。当地士绅目睹这混乱、恐怖的情形,心急如焚,一面派人追送信函,速请邱县长回城主持县政,一面相约地方人士会集商会,维持秩序,在救济院设伤兵医院及招待所,以应付难民、伤兵。5月9日晨,第66军第28师师长刘伯龙,率20余名官兵从缅甸退至腾冲,当地士绅力请刘伯龙留在腾冲,与腾冲民众共同抵御来犯日军。刘伯龙以无兵可指挥为托词,匆匆离开腾冲。县长邱天培迫于压力,只得战战兢兢地从曲石返腾。当晚,邱天培县长获悉日军已抵达距离腾冲只有40余里的猛连街后,又一次在深夜弃城出逃。此后,城中居民纷纷弃家逃难,腾冲四处谣言蜂起慌乱异常。5月10日下午2点,292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大步直入腾城。此时,腾冲城内各机关大门洞开,居民逃散,腾冲已成一座空城。城内大量物资悉数落入日军之手,可怜一般民众,转徙流离,不堪其苦,加之敌寇之奸淫、掠抢,其兽行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边城腾冲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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