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用英语向全世界播报中国抗战(组图)
来源：网易新闻   2015-08-07 09:51:46

　　1938年甘维廉（右一）一家逃难途中拍的全家福。

　　　　2015年甘维廉（右一）与儿子一家。 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甘维廉，祖籍福州，1931年出生于福州，在家中五兄妹中排行老三。1938年甘维廉随家人逃难到重庆，住在枣子岚垭下罗家湾36号，曾就读于徳精小学、巴蜀初级中学和求精中学，在重庆生活了逾八年，直至1947年夏才离开。现居福建福州。

　　从南京辗转逃难到重庆之后，在防空洞里躲轰炸成了甘维廉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他的母亲，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部（迁至重庆后独立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对于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和中国军民奋力抗日的新闻，都是由她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广播。

　　如今，甘维廉已是84岁的老人，但对记者口述往事时，记忆依旧那样鲜活。以下是他的口述回忆。

　　在大屠杀之前逃出南京

　　我的父亲甘澐是近代中国海军少将甘联璈之子，母亲刘海崙（原名刘玉蝶）是加拿大华侨。

　　1925年8月，同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的两人喜结连理，当地报纸报道了他们的婚礼。

　　1928年，父母谢绝了高薪聘请，坚持回国。回国后，母亲在上海的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远东大学担任英语教员。1934年被中央政治学校（后改为国立中央政治大学）聘为英语教授，次年又被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录用为英语播音员。当时父亲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都靠母亲的薪水维持，日子虽然拮据，但还算太平。

　　“七七事变”后，这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我在南京市府西街小学念一年级。一天中午放学，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一架飞机，边飞边扫射。当时，我傻傻地站在学校门口看“热闹”，老师赶紧一把将我抱进屋。从那时起，日机不断空袭。

　　随着战局变化，中央广播电台也从南京、汉口、长沙、贵阳迁到重庆。不过，电台不允许母亲带着一大家子人跟随撤退，我们只好随着人山人海的难民潮逃难。

　　从南京到汉口，我们坐的火车。当时坐火车的难民们太多，有的挤不进车厢就爬上车顶，或攀在火车头上……同行的难民见我们家这么多小孩，都非常同情，让我们挤进了车厢。

　　路上听说前方有敌军，须换乘改线，大家只得下车等候。那时天已黑，许多同行的难民把随身携带的皮箱和包袱堆在站台上围成一圈，让我们小孩躲在里面，既可以挡风御寒，也可以防止小孩走失。我们一家算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出的，后来我们听说南京沦陷，还没来得及撤退的百姓都被屠杀。

　　1938年，我们从贵阳乘汽车到宜昌，再坐小船几经辗转才到了重庆。

　　在重庆亲历大轰炸

　　刚到重庆时，我们住在两路口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父亲租下了一栋在小山坡上建造的二层土楼房楼下两间套房，地址是“枣子岚垭下罗家湾36号”。

　　房子虽不大，却让我们又一次有了家的感觉。站在我家所在的小山坡上，可以看见对面山上空袭警报的信号灯笼，附近还有防空洞可以躲避轰炸。

　　1940年的一天，空袭警报响起，父母先拿起皮箱和行李，放进防空洞里，然后拉着我们躲进去。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日机逼近的声音，父母赶紧让我们张大嘴、捂住耳。紧接着便听到外面炸弹爆炸的轰轰巨响，地动山摇间耳朵似乎都被炸聋了，随着冲击波冲进防空洞里的石灰粉尘也沾满全身。

　　一个多小时后，警报解除。我们走出防空洞时，二层土楼房消失了，好在我们租住的两间套房紧靠山脚，还剩下了断壁残垣和倒塌的楼板，这已经算非常幸运了。这场轰炸之后，房东回乡下老家躲避战乱。我们在重庆无亲无故，只能就地利用倒塌房屋的废砖和木头，以及买来的稻草搭建起临时住房勉强栖身。

　　那时，父亲在小山坡上开荒种粮种菜，还在家里养了鸡鸭羊，进行生产自救。不过，住在草屋之中也有很多不便。没有电灯，就用灯芯草插在菜籽油里点燃照明；没有饮用水，就去挑自来水喝，打井水洗衣服、做卫生；遇上下雨天就只有在家撑雨伞。

　　每逢日机来袭，我们就躲进防空洞里，日机一走，我们小孩就喜欢往炸弹坑里跑，到处去捡炸弹片。把弹片卖给收破烂的，这些钱就可以作为我们平日的零花钱。

　　外公在加拿大也能听到母亲的播报

　　母亲是电台的英语播音员，由于和国外有时差，她总是晚上上班。

　　1940年至1942年，我读小学三至五年级。每天傍晚，母亲都要我陪她一起步行去位于上清寺的广播大厦上班。她会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默读播音稿，而我则在旁边温书做作业。

　　在母亲的播音生涯中，她曾向全世界播报过很多重大事件，包括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等重要战役，日寇在中国烧杀奸淫抢掠和对重庆无辜平民狂轰滥炸的罪行，以及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每次结束播音时，总要在最后播报一句：“This is the broadcasting Helen Liu in Chungking（这是来自刘海崙在重庆的播音）”。

　　那些年，母亲经常收到世界各地听众寄来的信件，他们赞扬母亲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报道。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外公还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母亲，他们收听到了女儿的播音，加拿大华侨既担心战局又备受鼓舞，并表示华侨极力支持祖国抗战。

　　1947年夏，我们一家离开生活了8年多的重庆，两年后，母亲又带着我们回到福州生活。虽然离开了重庆几十年，直到2013年9月，我再次回重庆时，那种亲切感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