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大总校在邢台的两年(1940.11--1943.1),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两年。当时,抗大总校师生近五千人,驻在以浆水为中心的附近村庄。邢台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积极支援抗大总校。挤出房子给我们住,帮助我们解决吃的、烧的,甚至儿童团、妇救会也动员起来为我们站岗放哨。在日寇“扫荡”的时候,还同我们一起疏散转移,并派出基干队(民兵)密切配合抗大总校的反“扫荡”战斗。在那艰苦战争的岁月中,抗大总校的师生与邢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直到今天,还常常想起当年与邢台人民一起战斗的动人情景。
那时在距浆水不远的地方,有敌人两个大据点,一个在司窑,一个在邢台城,均驻有日伪的重兵,那里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向抗大驻地进行奔袭,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证抗大的教学和师生们的安全,更好地协助当地党政机关掌握敌情,开展深入持久的对敌斗争,抗大政治部特地边立了“民运工作组”,在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民运工作组”的成员有马毅之、尤进、刘运屏和我,后来又增加了林杰、孟琦、王造明、程鹏(女)、李纪章(女)等同志。
一、同敌人争夺粮食
那时,日寇对我们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人民群众和抗大师生的吃粮非常困难。为了解决根据地人民和抗大师生的生存难题。抗大总校来到浆水地区不久,总校领导立即决定派出二百多人组成的粮食工作分队,分赴邢西、邢东、沙河、内邱、临城、赞皇、高邑、元氏以及山西的和顺、昔阳等县筹措粮食。我所带的粮食工作分队,被派到对敌斗争最尖锐的邢东县。我们到邢东后,受到抗日县长刘致中、县委书记刘华的热情接待,并当地政府派出籍献西、马鸣琴、李燕南、刘勇等同志以及公安局一个班同我们一起战斗在接敌区,后来又深入到敌占区,和敌人展开争夺粮食的斗争。129师组织部也派来白冰〈即杨白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分队。我记得在敌占区,我们主要是在石相河、卫鲁、翟沟、磨镰岗、尧子沟、张马、寺北坡、南会、龙华、唐寺、太子井、石坡头等一带村庄活动。
我们这支粮食工作分队在进敌区的吋候,一般都是化妆老百姓夜间活动。先是通过各村的伪保公所,一村一村做工作,宣传我军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侵略的本质及其残暴罪行,动员他们起来抗日,不给敌人送粮食,秘密支援我们。当了解到敌人要抢粮食了、强迫各伪保公所摊派的时候,我们就及时发出通知,让各伪保长们自带口粮,到根据地指定的地方集中,同时要他们派人向据点里的日伪军打假报告,说“八路军把保长抓去了”,以欺骗迷惑敌人。其中也有个别倾向敌人、不听我们指令的伪保长,我们就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夜间把他们抓起来,对他们进行教育,并要他们立约,保证服从抗日政府的领导。甶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斗争策略,本来向敌人送粮的,就不送、或者少送了,有的故意拖延送粮的时间,能不送的就不送了。
在接敌区争夺粮食的斗争也很激烈,主要由邢东的抗日政府领导执行。当地群众在独立营(地方武装)、基干队的武装掩护配合下抢收粮食,已经收割好的粮食,就坚壁清野,深藏起来。为了有力地掩护群众抢收粮食,抗大总校还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组成加强排派到我邢东,配合当地武装,将据点里的敌人监视起来,以掩护群众收割。
特别说一下,加强排的指战员们,不但,执行同日寇争夺粮食的斗争,而且,协同我们武工队干扰敌人,并且一起配合太行六分区展开的“邢东大破击战”等任务中,表现的也很出色。记得在1942年,土岭的日寇一次夜袭于家沟邢东党政机关时,由于他们及时赶到,投入激烈近战,并杀伤多名日寇,保证了邢东同志们和当地群众安全转移。1983年,我在邢台广播局王丙元局长的陪同下,重访土岭村,村中许多老人还同我们追忆起那次战斗。加强排在邢东的战绩,多次得到总校首长和邢东党政领导的奖励表扬。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总校将重新回延安办学,加强排先回浆水归警卫连建制,即随总校开回陕北,自那以后,我们一直没联系过。
我们就是这样同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粮食的斗争的,这对于缓和邢台周边军民粮食紧张问题,粉碎日寇的“以战养战”阴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协助抗日县政府工作
抗大在浆水期间,总校政治部民运组还抽调近二十人协助附近的县、区政府工作。当时邢台分邢东、邢西两个县。邢西抗日县政府在浆水镇,抗大总校政治部也驻在该镇。邢西县长叫武光清,县委书记叫陈光。后来县长换成武旋声,县委书记换成朱惠,是个女同志。那时一区抗日区政府在南峪,区长也是个女的,陝西人,叫丁珂,她是抗大毕业口分配到这里的。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当地的公安工作,抗大总抆政治部还先后派出刘永川、扬帆、吴玉三位同志和后来留下的何朝兴、孟进城等同志一起在邢西开展公安工作,我同陈九寿、陈生金是被派到邢东, 帮助做公安工作的。
在浆水地区,抗大总校政治部还要求所属每个单位和连队的|党支部,必须加强对民运工作的领导,积极帮助驻地村庄开展群众工作。所有机关、单位、连队的支部都要有民运委员和青年委员抓这项工作,工作职责帮:助驻地组织基干队(民兵〉、训练驻基干队,担负起儿童团、妇救会的教育工作,农闲时白天帮助训练民兵,晚上办夜校、教唱抗日歌、组织妇女识字等。当时,凡有抗大所属的单位和连队驻扎的村庄,到处都可听到群众的抗日歌声、基干队出操训练的喊声,可以看到儿童团、妇救会站岗、放哨、查路条的情景,到处是生气勃勃、热火朝天抗日景象。
三、派出武工队同敌人进行斗争
为保障抗大教学的安全,总校政治部还派出一支武工队到邢东前方日寇据点的周围活动,掌握日寇的动向,缉拿敌人派到拫据地的密探,和在村庄建立的座探,并捕捉从据点出来干坏事的零星敌人。当时,这支小分队除我之外,还有肖先普、王通、龚培生、孟进城、何朝兴、陈生金、陈九寿等多位同志,他们大多数是由经验丰富的老红军组成,每人配备长、短枪,子弹也充足,由于武器缺乏,总校首长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袁子钦、王智涛和吴石等首长,不顾个人安危,将他们的警卫员手中的驳壳枪调拨给我们使用。
我们这支武工队的任务,除了直接同敌人作斗争之外,还要及时掌握敌人的情报,摸清他们活动规律,迅速到浆水报告,使抗大总校的师生和邢台的党政机关提前做好反“扫荡”和转移的准备;另一方面,就是以我们的积极主动出击,去骚扰敌人、迷惑敌人,我们的活动,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出敌人之不意。有时,我们白天穿上整齐的军装突然山现在敌人周围的村庄,显示我军的力量,欺骗日寇;有时,我们穿上便衣,埋伏在敌人常去的村庄,捕捉从据点里出来的那些强行摊派粮食、钱财和干坏事零星敌人。根据群众报告,我们武工队决定到土岭附近的东牛峪去打埋伏,我们从溪家垴驻地夜行军翻山越岭,到达东牛峪时,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埋伏在村东的一个庙里部署兵力,我的位置在右边大门的后面,我的枪口对着敌人出来的道路,准备给他们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是,狡猾的敌人也拼命抵抗,枪声大作,招来了附近据点的大股鬼子和伪军营救,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当即火力集中起来,杀出一条路来,立即往山上撤退,相互射击,但是日伪军也不敢上山追击。
另外,每当日寇对根据地“扫荡”的时候,那些隐藏接敌区村庄的座探(特务)、汉奸就公开出来活动,为日伪军提供情报,组织维持会,同敌人狼狈为奸。我记得1942 年5月大“扫荡”时,我们待敌人部队过去(往邢西)以后,我们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将这些平时发现不了的特务、汉奸抓了起来, 交由抗日政府依法严惩,根据他们的情节,有的判处罚钱、为抗日筹款,有罪大恶极汉奸、座探判处死刑,这就大大地震慑了汉奸、特务,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志。总之,我们的活动,在当时以至后来对打开邢东前三区的抗日局面,协助邢东的党和抗日政府恢复及开辟政权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四、保护平汉铁路秘密交通线
从1940年至1943年“抗大”总校驻扎在邢西期间,我们所在的邢东武工队,还要求负责保护从山东、新四军根据地来抗大学习的学员,安全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以及南方各根据地我党领导人(如刘少奇同志),秘密往返与延安之间的安全,每次都趁着黑夜安全地护送首长们,和学员们通过平汉铁路的邯郸到安阳段的封锁线。
1942年夏季,日寇加紧对我抗大根据地进行封锁。鬼子在抗大总校驻地的崔炉村,增设了一个据点(炮楼),加岗加哨,昼夜巡逻,严密封锁,企图切断我方来往南方根据地的重要通道。经我武工队查清敌情后,由我立即翻山越岭到沙河游击区,向129师385旅14团孔庆德团长汇报,部队当即进行远距离奔袭,一举摧毁了该据点,并放火烧掉了炮楼。自此以后,日寇再也不敢重建这个据点。
保证了这条交通线的安全。
1943年初,抗大总校奉党中央的指示,离开邢西调回陕北。我也离开邢东,被调到在涉县的王堡八路军129师锄奸保卫部工作,经历了南征北战。直到40年以后,我离休了,才能回到抗日战争里渡过最艰苦的岁月的,和曾经战斗生活过达两年之久的邢台。深切怀念对日寇斗争牺牲的战友,还有那时同我一起战斗、生活的老战友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在邢台的战斗的一幕幕情景,是始终使我难忘的。
抗战时期使用的相机
抗战时期使用的子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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