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格瓦拉——两代游击战英雄的对话
来源：党建 作者：陈晋   2015-08-26 09:28:48

　　图为1960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情绪激动的格瓦拉。

　　“铁老虎”和“ 纸老虎”：从两则消息说起

　　1960年9月29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将出版的消息。9月30日，外电纷纷作了报道。合众国际社记者克雷格莫在报道中说：毛泽东在最近出版的书中发表了1946年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创造了他的得意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时他是在延安山洞中的一个叛乱的游击队的领袖”。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又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专门评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内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这两则消息特别关注的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那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斯特朗问毛泽东，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或者从冰岛、日本冲绳和中国的军事基地去轰炸苏联，情况将会怎样?毛泽东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前，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对他1946年的这个观点作了发挥。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又为“和斯特朗的谈话”这篇文章加写了一个题注，提出革命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具体斗争中要“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

　　就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说，采用“适当的斗争形式”，就是在敌强我弱和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情况下，慎打硬碰硬的歼灭战和阵地战，要更多地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才能慢慢把“铁老虎”变成“纸老虎”。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地区性局部战争。在这些局部战争中，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抗美战争，都经历过游击战，然后由小到大，最终以弱胜强。在各军事强国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传统的游击战还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在6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因此，通过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他把强大敌人视为“纸老虎”的观点，在当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大概就是外电特别注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格瓦拉：两代游击战英雄的对话

　　说来也巧，就在美国媒体评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前两天，刚刚成功不久的古巴革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切·格瓦拉在《绿橄榄》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毛泽东不久便读到了这个笔记的中文摘要。一个月后，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向他表示：“很赞成你的意见。你这篇文章可能在拉丁美洲发生影响。”接着，还重复了格瓦拉在文章中讲的三个原则：第一，人民可以战胜反动派;第二，进行革命不必等所有的条件完全成熟;第三，拉丁美洲的革命工作主要在农村。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同毛泽东的“纸老虎”观点和游击战思想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

　　从游击战角度看，古巴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时间相差近30年。卡斯特罗和比他小两岁的格瓦拉在人们的心目中，显然是新一代的革命和游击战的象征。毛泽东对古巴革命的斗争经历和斗争形式很感兴趣，在60年代初接见亚、非、拉外宾时经常讲述。他说：古巴只有600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卡斯特罗率领82个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只剩下12个人，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1960年5月7日)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毛泽东在向其临时政府代表团介绍了古巴的游击战经历后，鼓励说：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1960年5月17日)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还是同古巴游击战英雄面对面地交流经验。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格瓦拉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一道吃了晚饭。谈话中，格瓦拉说：“我们在斗争中对毛主席一直很敬仰。”毛泽东对他则称许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们很坚决，这就有希望，帝国主义就难办。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格瓦拉说：“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粮食，看不到材料。”周恩来从旁介绍：“毛主席打游击的时候，常常派人出去找报纸。”毛泽东说：“把报纸当作情报，敌人的报纸往往透露敌人的动态。”毛泽东又问道：“你们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时间，同农民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照这样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格瓦拉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环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更困难，但有一个有利的方面。我们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马拉那样的危险，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来干涉。”吃饭的时候，勤于思考的格瓦拉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经验。他说：“有两点相似。你们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向你们进攻，说是‘围剿’。我们那里的反动派对我们也用这两个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相似点是，开始的时候，你们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愿意到农村。我们也是一些人在打游击，在山区，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罢工，但结果搞罢工的失败了。”格瓦拉的这个总结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格瓦拉渴望用游击战方式继续推进拉美的革命斗争。1965年，他辞去在古巴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带领17个人到玻利维亚打游击。但古巴革命的胜利之路没有在玻利维亚重演，因为，缺少群众基础，仅仅从外面输入革命不大现实。此外，格瓦拉还忽视了他同毛泽东谈话时已经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即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美国和其他势力会来干涉。从这点看，毛泽东在阐述他的“纸老虎”观点时所特别强调的，即在具体斗争中要把敌人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并“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是多么必要。

　　1967年，格瓦拉被俘牺牲了，但他的故事在全世界传扬，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偶像人物。法国大哲学家萨特称这位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舍弃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远赴异国他乡苦心奋斗的游击战英雄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格瓦拉精神和游击战方式对不少国家人民的感召力是相当大的。

　　“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

　　1965年1月，就在格瓦拉重入拉美丛林前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斯诺，在近30年前通过《西行漫记》一书让世界知道了中国革命，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游击战。斯诺对毛泽东说：“最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觉得和你们过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看法，认为“只是两场战争的规模不一样”。毛泽东随即有意无意地说到：“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个消息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不过，这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曾向毛泽东提起，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基辛格也对毛泽东说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班上的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尼克松则直率地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人当时如此重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的需要。越南在60年代进行的抗美战争，打的就是游击战。有趣的是，1960年9月30日，正在努力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访问中国时，曾担心地问毛泽东：“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毛泽东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应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60年代来访的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领导人，总不免谈起游击战这个话题。1967年4月11日，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等人谈话时，便提到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靠熬时间，打了八年(1954年至1962年———引者注)，打得法国的政策改变，就撤了兵”;同时又说到他同阿巴斯谈话的情况，再次强调，对自己的军事著作，“美国人研究，过去蒋介石也研究，日本人也研究。他们怎么不会去研究我们这一套呢?当然要研究。但是，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因为它是反人民战争，我们是人民战争”。在越南战场上，“你们那里又没有一百万美国人的居民，全体人民都是越南人民”。

　　正如毛泽东所言，强大的美国军队虽然前后调动了60万兵力，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仍然陷入越南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了对付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美国军队不得不像当年侵华日军搞据点炮楼那样实施“战略村计划”。这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恰恰为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提供了绝好的天地。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甚至像当年的中国敌后抗战一样，打起了地道战。于是，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军官威斯特摩兰后来回忆说，他在越南的游击战面前实在是束手无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美国军方编印的毛泽东的英文小册子《论游击战》。

　　不知是受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还是出于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派遣突击队作战的经验，1963年底，美国军队在用正规军对付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同时，开始以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越南北方的军队。这个时候，越南北方的军队却反过来派其正规军赶赴南方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无形中换了位，但结果越战越糟的仍然是美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来说，这恰恰体现了毛泽东说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就美国军队而言，却依然无法在实践中吃透，更谈不上发挥游击战的真谛。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搞反人民战争的人是没法子学到和使用人民战争的战法的。

　　游击战的真谛，从政治上讲，就是依靠人民进行“游击”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你便无法“游击”;失去正义的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战争，则永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战争形态上讲，恰恰在于把对方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只有政治优势不行，仅从军事上着眼也不行。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上演的游击战大戏中，一些“铁老虎”变成“纸老虎”，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前提，因而不可能参透这些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