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上午，当时的中国陪都重庆晴朗无云。国府要员们早早就集中于国民政府花园，武官穿一身戎装，文官着长袍马褂，大家喜气洋洋，相互恭贺胜利。上午8点30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走进了花园。
这个典礼可以说是前一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投降仪式的延续。《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亲历了日本签字受降的一幕——
9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今译哈尔西）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
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枝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9时10分。
之后，盟军总司令、美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先后在投降书上签字。
朱启平接着写道：“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此时是9时18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时18分。现在14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日本正式向盟军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时，正是重庆早上7点多。随后，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3天，并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狂欢之都市
蒋介石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据说他这个习惯是从黄埔建校时就开始的，每天不管有多忙，临睡前总要把日记写好。自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起，蒋介石每天都要在日记的起始处写“雪耻”二字，连续十多年，一天也没有间断。就在1945年“胜利日”前一天晚上，他照旧在日记上面写了“雪耻”，但心情已完全不同。
“‘雪耻’之日记，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9月3日这日早上，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制服，在国民政府花园，带领文武百官向东垂首，面朝南京中山陵方向，举行遥祭国父孙中山仪式。蒋介石亲自宣读了祭文，其大意为：驰念国父在天之灵，能不黯然，过去我们追随国父的革命血花坚持抗战，今后将恪遵国父的遗教以建国。
此时，“陪都庆祝胜利大会”正在较场口会场举行，到会民众据估计有十万众。会场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象征着美、英、苏、中四国联手歼灭了法西斯。会场设置有一座大型地球仪，以及一座座用松柏树枝点缀的巨大牌坊。
大会宣读了由蒋介石署名的《胜利日文告》。文告宣布：“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指同盟国）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总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才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和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
文告在最后陈述了三条被描述为“最重要最具体”的内政方针：减轻农工负担，实施民生主义；实施民主宪政，希望国民大会早开，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完成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
将近正午，街头的市民已越聚越多。11点54分，蒋介石自重庆行营出发，开始巡视。巡视车队由三辆摩托车开道，接着是一辆吉普车，车上一名掌旗官，手执上书“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大旗一面。蒋介石乘坐的敞篷轿车跟随其后，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程潜与之同车，之后是一长串车辆，载有各院部长官。
整个重庆此时陷入了狂欢的海洋。当车队穿越中兴路口的“胜利门”时，军乐大作，仪仗队持枪致敬；从重庆行营至蒋介石的曾家岩住所，沿途挤满了约有120万重庆市民，几条主干道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拥挤；在各个交叉路口，人们燃放鞭炮，短短一段时间内，鞭炮爆炸的碎纸屑在马路上堆了厚厚一层；不只如此，邻街住户都拿出桌椅板凳站在上面引颈观望，不过为了保安的需要，二楼以上窗户一律要求关闭，不允许有人凭窗观望。
之后，重庆各界大游行开始，驻渝美军作为盟军代表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在中央社的电讯中，如此描述这一天的重庆：“街头巷尾，人群拥挤，交通为之断绝六小时。百万市民陶醉于千载难逢之欢乐中。对于抗战中身受之苦难，似已忘怀。” 游行一直持续直到下午3点30分，城内交通得以恢复。
宗教界也以特有的方式参与了庆祝。这一天，重庆城内的天主教约瑟堂、基督教福音堂里都充满了喃喃的谢恩声，伊斯兰教清真寺和佛教罗汉寺里也钟磐齐鸣，教徒和僧众们朗诵经文的声音隔着寺墙都能听见。
重庆城内的高音喇叭更是忙碌。每隔片刻，在雄壮的军乐声伴奏中，便从喇叭里传来一次盟军在日本受降的号外。电台也反复播放了国民政府为庆祝抗战胜利颁布的四条法令：“褒恤殉难军民；褒奖全体将士；废止一切限制人民生活、经济行为及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之战时法令；豁免陷敌各省本年度田赋，后方各省田赋明年豁免，全国兵役缓征一年，减租轻息限本年内实施。”
欢庆场面当然不只是重庆独有。在上海，全市停业，街道上布满了庆祝胜利的各式各样的拱门，门上无不装饰有英文V的字样，爆竹声全天不绝；在青岛，尽管要等到9月13日中国军队方正式进驻，但市民也纷纷走街串户，全市商号住户悬旗庆祝，民情极为热烈。
延安：黎明的信号
不只是城市居民的情绪如此热烈。在敌后的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这样的情绪从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便一直延续。
根据地消息传递不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边区政府和报社便连夜赶印号外和传单，飞送周边各村落，通讯员摇着铃铛，从前沟跑到后沟，逐个窑洞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据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载：“送号外的骑兵和通讯员，把大小村庄都唤醒了。有些人刚揉开眼睛，就跑出被窝欢叫起来，到处是兴奋的人群，到处是欢笑和议论”。
人们把旧衣服缠在树枝上，点起火把，激动地涌到延安城内，干部、群众、战士、学生，涌上街头，扭秧歌、敲锣鼓，标语被迅速写好，贴满了大街小巷，河谷山川尽是鞭炮的声浪。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盛大宴会，邀请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共同庆祝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6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一篇特写，记录了前夜延安军民欢庆胜利时的诸多细节：蜂拥来去的人群中，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荣誉军人被群众拥戴着，他十分感动而吃力地说：“8年啦，我们的血没有白流！”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胜利日当天，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的中央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泽东”。
另一篇引人注目的，是在第四版上刊登的诗歌《黎明的信号》，作者为诗人鲁藜。在描述了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后，诗歌还对未来生活寄予了无限希望：
向天上 向天上
把红色的太阳点起来
听吧 听吧
兄弟姐妹们
黑夜已经走到了末路
晨鸡已经叫唤了
黑暗开始从东方总崩溃
那祖国的土地上
已吹起了黎明的信号
看吧 看吧
看光明要氾滥了东方
让我们行进吧
兄弟姐妹们
向海洋 天空 大地前进吧
把那同志流血的地方
变成新主义的花园
把那人民受难的地方
播种自由和幸福
去啊 去啊
黎明的光芒万丈
照耀在我们进军的道路上
兄弟们 姐妹们 去啊
……
与其他报纸大量刊登庆祝文章不同，这一日的《新华日报》已开始刊登对战后问题的评论文章。一篇题为《不能让他们扬长而去》的文章，借当年9月初重庆水灾指代侵略者和汉奸。文章写到，洪水全身而退留下满目疮痍，没受到任何惩罚。作者呼吁，对待战犯、汉奸，不能让他们像洪水一样扬长而去，而应严惩不贷。
继8月23日刊发《文化汉奸名录》《新闻界汉奸名录》后，9月3日这天，《新华日报》又刊发了《华北的文化汉奸名录补》。报纸上还有一篇题为《预防黩武主义者复起，帮助民主日本再生》的文章，报道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言论。贝尔纳斯表示，战胜日本后，最重要的是防止日本黩武主义者再次占据政府决策职位。
这天晚上的《新华日报》，正在酝酿第二天的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社论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妨碍人民自由行使其权利的特务组织也必须立即取消。”社论指出，“我们必须建立战后的和平，我们必须建立不同于战前的新的中国。一切努力就应该从今天让人民获得民主权利做起。”“能够做到这些，也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那么就有了现实的基础来发展工业，达到富强的目的……”“我们深信，由于抗战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觉醒、团结与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实现和平愿望的主要保证。”
胜利日这一天，正是国共重庆谈判的第5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
《新华日报》对毛泽东9月3日当天的活动报道如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右任）院长、戴（季陶）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褚先生。六时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大使宴并观电影（注：《胜利大检阅》）。”
就在蒋介石乘车巡视胜利游行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正在重庆桂园商讨修改“十一条意见”，下午遂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请他们转呈蒋介石。经过五天的谈判，国共两党普遍交换意见阶段告一段落。在此期间，谈判过程均未有专人记录，但自此以后，谈判地点即转移至位于曾家岩的蒋介石侍从室，并有专人记录。
自毛泽东应邀飞抵重庆以来，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便是和谈有无成功的可能。毛泽东对此表现得很有信心，他还饶有风趣地打了个譬喻：“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有人说：“老头子和青年恐怕难成婚姻。”毛泽东打趣道：“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嘛！”
延安各界的胜利庆祝一直在持续，并在9月5日下午达到高潮。据记载，2万余人聚集在延安南关大操场，朱德、林伯渠等出席了这次集会。朱德发表讲话，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取得的。会场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和平民主”的口号声响彻中国西北角的长空。
1945年8月15日，伦敦一家餐厅外，一群中国籍侍者在阅读日本投降的消息。图|FOTOE
战争的阴霾
在“陪都庆祝胜利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为烘托气氛，远处炮台曾突鸣礼炮101响，意为“和平之声”。很多重庆市民由于听惯了空袭警报，一听到炮声便本能地害怕起来，后来得知是庆祝和平的炮声，才为之释然，并哑然失笑。
显然，直到“胜利日”降临，人们仍没能完全从战争的阴霾中摆脱出来。正如蒋介石在《胜利日文告》中所言：“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
用“满目疮痍”来形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毫不为过。就在这八年中，侵华日军不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大屠杀，还对沦陷区实施了以掠夺为基本特征的征服、统治政策。
何崇校是亲历沦陷区惨状的见证人之一。作为国民党高级特工、军统局粤海站负责人，何崇校长期在沦陷区进行秘密活动。早在日本投降前，他就奉命潜入华南地区，对伪军将领进行策反。就在去澳门途中，他遇到了一位曾当过军统局台山组组长的梁姓朋友。攀谈中，“梁组长”给他讲述了台山一带的情况，让人听来心惊肉跳。
台山是著名的华侨之乡，由于侨汇的输入，当地商业文化受到刺激，在抗战前已发展成为广东富县，有“小广州”之称。日军侵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不少靠侨汇维持生活的侨眷顿时被推入绝境，台山的经济情况也就此一落千丈。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台山又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并进而引发前所末有的大饥荒。
“梁组长”告诉何崇校，台山已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市面上甚至有拿人肉冒充狗肉、羊肉出售的。台山离何崇校当时住宿的地方很近，“梁组长”为此警告何崇校，在饭店吃饭，只能要蔬菜、鱼类、蛋类或鸡鸭之类，千万不能买肉食，否则极可能会误食人肉！
“梁组长”说他在前几个月就亲自处理过一个案子，是两个老妇人诱杀儿童以食。何崇校问：“你们将这两名老妇如何治罪呢？”“梁组长”叹了口气：“按律杀人者死，但现在这种大饥荒年头，又怎能按常法来判刑？只好暂时将她们扣押起来，留给下任处理了。”
何崇校于是决定到台山去看看。在去台山的路上，他看到有一些村庄静寂一片，无人走动，问邻座乘客，才知道那都是“鬼村”，村中居民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已经所剩无几。
台山县城的估衣市场不光有衣服，样样都有，就是没有粮食。何崇校在市场上走了一转，买了几套衣服和一床全新的线毯，还亲眼在路边看到了一具饿死的尸体。但更让他触目惊心的是，当地人都已见怪不怪，没有人惊讶，而这些人自己也都个个面有菜色。
澳门的情况与台山相差无几。日军侵华期间，广州和香港的许多居民到澳门避难，使得澳门居民最多时曾达到四十多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海上交通几乎断绝，加上靠近澳门的地区发生灾荒，澳门难以获得外地的粮食接济，结果饿死了不少人，也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当何崇校抵达澳门时，已有大批居民被遣送回内地，常住人口仅剩三万多人，不及过去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这时候的澳门，给何崇校的第一印象是“幽静”，稍住一段时间后，才体会到那其实是“凄凉”。
那时在澳门街上行走，手上所提的食物稍不留神便会被饥食抢走。有一晚，有个人赤膊睡在海堤石栏上，巡逻的印籍警察看到后急忙拍醒他，叫道：“你好大胆子！当心睡着会给人宰了。”
如果何崇校到华北的“无人区”去看过，他就会知道自己所耳闻目睹的这一切还不是最惨的。“无人区”主要集中于八路军较为活跃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对这些区域进行“扫荡”时，以完全毁灭当地的人力物力为目的，情形十分可怕。
钱钧在抗战期间任八路军鲁中泰山军分区副司令员。1942年，他率部进入鲁山，准备在那里恢复根据地。鲁山在沂蒙山区北麓，自然条件优越，盛产烟叶、蚕丝和牛羊。
但钱钧等人在鲁山走了好几十里路，竟然看不到一丝炊烟，见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一声鸡鸣、犬吠，他们看到几只乌鸦在啄食路旁的一具尸体，听到人的脚步声，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那是自他们进入“无人区”以来所看到的第一批有生命的动物。
在一座较大的村落里，钱钧走进一座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屋子，屋内一片漆黑，他用手电一照，总算看到炕上倚墙坐着一个人。钱钧的警卫员赶紧喊了声“老大爷”，却未见回答，走近一看，发现竟然也是一具尸体。那一刻，钱钧感到“心像铅块一样沉重”。
即便在相对安全一些的大后方，民众的生存环境也极为恶劣。重庆所在的四川省素称“天府之国”，是个鱼米之乡，可是在日军的封锁和轰炸下，不但粮食价格不断飞涨，而且“有时不论你花多少时间，市场上有钱竟买不到米”。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战后到重庆调查，一位当地的经济学家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当小孩时肚子总是空空的，早上只吃一点稀粥，没有午饭……”
重庆市民对空袭警报的高度敏感，则来自于日军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轰炸后失去父母的孤儿遍街都是，仅据1942年2月的统计，孤儿人数就达到了两万人左右。更有甚者，轰炸还造成了如“六五”大隧道惨案那样的大悲剧。1941年6月5日，重庆民众为躲避突如其来的空袭，纷纷拥入原本可容纳人数有限的十八梯大隧道，结果造成当天有近万人在隧道内因缺氧而窒息死亡。
后来清理大隧道时，里面的尸体堆积如山，清理人员不得不从最上面开始逐渐向下清理，一层层地把尸体搬运出去，这样光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整理出来的遗体被排放在广场上，以便家属认领，但有的全家都丧生了，导致很多遗体无人认领，只好用船运到河对岸进行处理。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抗战八年，不包括沦陷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全国平民伤亡超过860万，其中死亡539万。在华北、华中各地，仅晋绥、晋察冀等七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区域，被日军杀害者即近318万，被抓走276万。战时中国公私财产直接损失高达313. 3亿元（以1937年7月美金价值为准），工业、矿业、电业、商业损失总计法币200.9亿，美金55.2亿。
有专家认为，侵华战争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中国社会也由此倒退了半个世纪。
1945年8月，广西桂林附近，10岁的中国小号兵在路边小憩。除吹号以外，他还替部队看管重要的运输工具——骡子。摄影|Jack Wilkes
抗战中的“仕、相、兵”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表现得如此残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摧毁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以便实现其战前所制定的迅速结束中国战争的目标。可是事与愿违，他们最后不仅没能实现这一目标，还败在了看似弱小的对手面前。
“胜利日”当天，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确认日本代表已签署投降书的情况下，以他个人的角度，通过当天的日记对侵华战争作了反思。
冈村认为，归根到底，地大人多的国家既是大国又是强国，“中国夸称地大物博，即此道理”。他承认，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且可使用“人海战术”，侵华战争并未能够使中国屈服。他以下棋的胜负打了个比方，形容中国虽然车、马、炮不多，可是仕、相、兵俱全，所以日本才难以将它将死。
在“胜利日”的各界大游行中，有一支主要由南洋华侨组成的队伍，他们是重庆中南橡胶厂的职工。借用冈村的说法，该厂总经理庄怡生和工友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抗战中的“仕、相、兵”。
庄怡生是福建惠安人，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1926年，他回国就读于厦门大同中学，1931年至1933年在厦门大学肄业，后回乡接办秀津小学，接着又重返马来西亚，在当地华侨创办的闽侨子弟学校任校长。可以看到，庄怡生原先并不是一个买卖人，甚至可以说与经商这一行毫不搭界，如果周围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化，他极可能在“三尺讲台、一枝粉笔”中平静度过一生。
是抗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抗日战争爆发后，庄怡生成为华侨青年中拥护抗战的积极分子，他先是担任马来西亚怡保市华侨筹赈会委员，接着又办起洪钟话剧团，经常组织剧团在当地演出抗日剧目，为抗战进行宣传和募捐。
1940年，庄怡生参加了以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华侨访问团，回国到抗日前线进行慰问和考察。在此期间，他了解到大西南抗战后方急需汽车轮胎、前方将士急需军用胶鞋等情况，当即冒险购买美国橡胶，然后智越中缅边界，把物品运到大后方，以供制造轮胎、胶鞋之用。可是当时的大后方不仅缺乏橡胶，也没有橡胶加工业，就算买来橡胶也没用。
同在华侨访问团的王振相、王金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工业多年，庄怡生便和二王谋划在大后方经营橡胶业务。1940年6月，经过短短三个月的筹备，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公司名称里的“中南”取义于“中国南洋华侨投资创办”。
华侨在南洋经营的橡胶工业，一般都拥有从炼胶到成型硫化的成套正规生产设备。在中南橡胶厂筹备之初，庄怡生本来也想根据南洋经验，向国外订购生产新轮胎的机器，但后来考虑到国内条件较差，在使用电力、选定厂址以及添配设备等方面，都不如在南洋方便，于是便改为从南洋进口半成品进行翻造，并采取分散生产的游击战术，以争取节约资金，快速开工。
中南厂筹建时，中国沿海口岸已经纷纷沦陷，越南海防港、中泰边境也被封锁，交通运输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坑坑洼洼，路况很不好，汽车轮胎的消耗也就特别大。有鉴于此，庄怡生决定首先在昆明设立分厂，并在设厂时亲自督促安装试车。
昆明分厂开工的第二天，日机就对昆明进行了轰炸，厂房附近中弹，庄怡生险遭不测。但他没有因此害怕退缩，在他的组织下，工友们及时将机器设备迁往城外的一座寺庙，继续恢复了生产。
1940年9月1日，昆明分厂在国内翻造出了第一只汽车轮胎，最初该分厂每月仅能翻胎一百多只，后来增加到每月五六百只。1941年，昆明分厂全年翻胎已达三千只。庄怡生为人精明强干，经营有方，在设立昆明分厂的同时，他便根据业务需要，指派专人分头筹建贵阳分厂和重庆南岸分厂。当年，这两家分厂也相继开工，并都达到了翻胎两千只的年产量。
当这批新轮胎被安装在军运车队，奔驰于滇缅公路之上时，庄怡生和他的同事们看到自己参加抗战、报效祖国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心情无比激动，有人还当场流了眼泪。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陆军将战火扩大至整个南洋地区，缅甸首都仰光沦陷在即。中南厂在仰光囤积有大批待运物质，这批物资是中南厂用股金在国外购买的原材料和机器，能否将它们完好地运回国内，关系到中南厂整个业务的发展。
尽管滇缅公路上已经一片混乱，日军随时可能侵占仰光，但庄怡生仍不顾危险亲自飞往仰光，并组织人员抢运出了尚未被毁损的部分物资。在完成物资托运后，庄怡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于撤离仰光，而是打算再买一批生胶回国，为此，他一连在码头上转了好几天。这时恰好有一批刚运来的生胶无法运走，庄怡生立即找到货主洽购。对方急于脱手，最终他以很便宜的价格就将50吨生胶全部买了下来。
滇湎路上的紧急抢运，为中南厂的连续生产提供了急需的原料和设备，其中的10吨生胶和30吨半成品原料维持了昆明、贵阳两分厂约半年的生产所需，后来贵阳、重庆等分厂开始炼胶，原料用的都是这批抢运出来的生胶。
截至“胜利日”为止，中南橡胶厂共建成三家分厂、一家总厂，共计为国防运输翻造出四万只轮胎，基本解决了大后方汽车因轮胎磨损而无法得到补充的问题。
战前西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内迁和华侨企业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中坚力量，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战时经济体系。根据1943年的一项统计，大后方各省共有符合登记条件的工业企业4524家，资本总额26.37亿元，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资本增加164倍。抗战期间，这些工商企业所生产的军需民用产品不计其数，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受降
抗战14年，中国军民爱国热忱之高涨、对敌斗争之坚决、环境之艰苦、牺牲之惨烈，在近代反侵略斗争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包括正面战场的24次大会战以及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百团大战，中国军队共发起规模较大的重要战斗1117次，规模较小的战斗3.8万次，在关内共击毙日本海陆军40.46万，牺牲于战场的中国军人达到了380万（击毙日军数据为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公布，其余为中国方面公布）。
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至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民兵发展到260万；领导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有19块，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到1945初，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是抗战胜利真的到来，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同时也正因为胜利来得过快，直接导致关内日军在投降之前，其主力尚未遭到完全彻底的打击，相应地也就不太容易从内心真正低头服输。
截至“胜利日”时，尽管距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已有半个多月之久，然而不少日军官兵仍保持着一种狂妄倨傲的态度。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长一知川对日军侵华的失败，只承认是政治、国策的失败，不承认是军事战略战术的失败，同时夸耀他们的大和民族是世界上的“头等民族”。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等人则说中国是惨胜，日本是打了胜仗投降的， 还说什么“常胜将军来缴械，败军之将反受降”。
就连冈村宁次本人，一方面哀叹日本经历这次战败，将会“由一等国降为四等国”，但另一方面又固执地坚持“中国在军事上未战胜日本”。因耻于投降，日军中悬梁剖腹自杀者不少。一名日军混成旅团的旅团长甚至在被遣送回国之前，还很不服气地说要“十五年后再见”。
南京是侵华日军总部所在地，预定将在那里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建议在典礼举行之前，由该战区就近到南京受降，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美方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反对，理由就是日军头目非常嚣张，根本不承认失败，而第三战区又以地方军为主，从装备到仪容都很差，抗战中也少有胜绩，让他们到南京受降效果不好。
魏德迈建议将新六军空送到南京去执行受降任务。新六军成立于印度，是一支全美械装备且接受美式训练的王牌部队。该部队曾在缅北全歼日军精锐的第十八师团，并歼第二、四十九、五十三师团各一部，日军对之闻风丧胆，称其为“森林之虎”“华军的利剑”。
魏德迈认为，让这样一支装备训练优良，又在战场上真正打败过日军精锐的劲旅到南京受降，不但足以威慑日军，而且可以给沦陷区民众以极大的精神鼓舞。除此之外，当时第三战区的部队都远在闽浙赣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只能徒步行走，他们距离南京其实很远，而新六军因原本计划参加抗战中的最大一次大会战芷江会战，所以正好在芷江空军基地周围集结，若将其空运至南京，当日可达。
听魏德迈这么一说，蒋介石觉得言之有理，于是改变主意，决定把受降任务交给新六军。8月30日，新六军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芷江空运南京，至9月5日运完。着陆后，他们即控制了南京及其近郊，为尔后典礼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8日，何应钦乘坐专机从芷江飞往南京。上午10点，南京各界人士和自发来迎的民众身穿盛装，手持国旗和鲜花，在机场停机坪旁迎候。冈村宁次等五人也来恭迎，但只被允许在机场内一角静候。
中午时分，在九架战机的护卫下，何应钦专机飞临南京上空。它先在南京上空环绕低飞三圈，然后才徐徐降落，看到专机降落，地面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锣鼓声、爆竹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在何应钦缓步走下舷梯时，军乐队奏响乐曲，飞鸽和彩旗腾空而起，停机坪上万众欢呼。此情此景给冈村等人造成了不小刺激，冈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多时未到南京街头，见到祝贺战胜景象，情绪不佳。”
当晚，何应钦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讲话。他说：“八年前的11月26日，当我们离开首都时，都有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重回首都。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首都了。”
9月9日上午，何应钦在南京的中央军校礼堂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举行典礼的大厅内外布满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六军士兵或宪兵，作为日军投降总代表的冈村一进入大厅，就觉得已置身于“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他不得不默念着“座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木”类的句子，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即便这样，当他在投降书上签名盖章时，按其自述，心情仍然和走上断头台差不多。
南京签字典礼的顺利举行为全国各地的受降开了个好头。在此之后，为迅速办理受降事宜，陆军总部指定了包括台湾、越南在内的十五个受降区，并指派各战区或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分别接受日军投降。
9月10日至11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首先在南京、上海受降，一直到12月27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在济南受降，关内受降任务全部结束。其间总计有128.5万名日军缴械投降，仅收缴的步骑枪就有68.5万支，手枪60万支，轻重机枪2.9万挺，坦克380辆，装甲车150辆，各种飞机1060架（含已不堪使用者150架）。
按照陆军总部的规定，除台湾与越南区外，各受降地区一律不用举行正式仪式，只须日军指挥官当面受领有关命令并签具受领证即可，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受降区都举行了正式仪式。
仪式一般都由中方受降主官主持，唯一的例外是天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原本决定由第九十四军到天津主持受降仪式，但当时第九十四军远在广西柳州，空运来不及，蒋介石便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在天津登陆的美军陆战第一师代表中国政府受降。
受降仪式尚未举行，没有谁通知，也没有谁带头，天津市民便自发拥往日本神社，摔神位，拆门窗，砸祭器，扯帐幔。有一个路过的日本军官拔出佩刀，威胁市民退出神社，遭到拒绝后，挥刀一连砍伤了好几个市民。恰巧美军巡逻车路过，便将这名日本军官铐起带走了。
日本军官的举动惹翻了中国人。第二天，全市各地都不约而同地采取行动，见到日本人就打（但不打女人、孩子，也不抢他们的财物）。日本人不还手还好，一还手，非得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有一个日本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件中国长衫穿在身上，结果仍然被认了出来。有人喊一声“小日本”，大家一拥而上，乒乒乓乓，就给了他一顿拳脚。发噱的是，这日本人一边讨饶，一边居然还在用“日式普通话”不停地喊着：“我的中国人，我的中国人！”
当天津正式举行受降仪式时，前来观礼的人们大声欢呼。一位参加仪式的美国人感慨地说：“中国人不习惯用热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次却例外了。”★
（作者系近代史作家，笔名关河五十州，著有《一寸山河一寸血》）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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