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焕升凯旋归来向欢迎人群致意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月光如辉,日本长崎的街头如往常一样平静。日本军政官员正入梦乡,有些还酒酣耳热,突然警报响起,全城熄灯。漆黑一片中,莫不惊慌失措,抱头伏地有之,被头裹身有之,钻进马桶间有之,跳进井里躲藏亦有之,一式地屏息敛气,狼狈至极;入睡了的长崎居民,来不及披衣,相继逃出房屋。满街、满巷、满村、满市,都拥塞着慌乱窜逃的人群。
惊惶未定的日本军民惶惶不可终夜,惊吓至天明。他们万万没想到,炸弹并没有如约而下,从空中飘落下来的却是纸质传单。
一位寿司店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么多传单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弹轰炸”事件。1938年5月19日晚,中国空军越洋空袭日本,投下百万纸弹后凯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当时,宋美龄专门为此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人道远征”。
“领衔此次远征的,是崇明籍空中骄子徐焕升,也就是我的父亲。”徐焕升的长女徐蓉兰说。
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弹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慷慨请缨
自组空军远征队
“父亲为人谦逊,颇有儒将风范,他不喜张扬,不会主动和子女讲起过去的事。”徐蓉兰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徐焕升的大女婿王大森也说,“我们问他,他也不多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徐焕升的谦和有礼,不仅家人常念在心,他的战友亦交口称赞。老战友曾回忆,合影留念时,请他在第一排中间位置,他一次次辞谢,坚持坐或站旁边、后排。
“堂兄从不提他当年的壮举,为官低调而清廉。”徐焕升的堂弟、现已90多岁的徐方说,当年他曾投奔过任空军第一联队司令的徐焕升。原以为堂兄当上了司令,住的是豪华宅邸,哪知只是临时的公房,不起眼的房屋、平常不过的家具,吃的也都是饭堂的家常便饭。
僚属、亲朋敬佩之余,用“只有成熟的稻穗是低垂的”赞扬徐焕升。当年由他安排先行转移的军官,仍感念其“战必争先,退必居后”之高尚风格,赞他足为“现代军人效法之楷模”。
缄默、低调,掩不住当年的豪情与壮举。“战必争先”要从徐焕升的主动请缨说起。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并到处狂轰滥炸,整个中国大地硝烟一片。
《大公报》曾这样写道:“敌派飞机到我后方各处,对我无防御城市之人民,任意轰炸,破坏文化机关,残杀我医院之病人,我全国上下人士,莫不切齿痛恨。”
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
1938年3月,汇集各方意见后,蒋介石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在5月中旬派空军突袭日本,但不投炸弹而掷纸弹,即“散发传单”。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太弱,投放传单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这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会比少量炸弹更大,也显示我中华民族不滥杀无辜之德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认为,纸弹轰炸战略是改军事战为舆论战,意在用人道主义回应日本的侵略,以赢取世界各国的声援,故称“人道远征”。
彼时,情势对我方并不利。瞿骏分析说,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而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又无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去日本执行空袭任务,等于‘赤手空拳’。”
当时能做如此远距离飞行的飞机只有“马丁139WC”一种机型,且仅有的两架马丁机都在外国志愿飞行员手里。考虑到设备与技术的欠缺,国民政府准备聘请外籍飞行员执行。
“有个外国上尉飞行员答应了,不料他却以白人性命珍贵为由,开出10万美元的天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崇明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陆茂清说,几经权衡,国民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
“得知此消息,父亲主动请缨,那年他30岁。听说那时父亲还在发热,生着病,却一心想着去战场。”徐蓉兰说。
出生于崇明庙镇和平村的徐焕升,在家族人眼中,是聪颖好学的榜样。他18岁从崇明中学毕业后报考医大,后来弃笔从戎,投考中央军校交通大队,两年后被选送至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后在德国、意大利航校深造。
留洋之前,徐焕升曾回乡看望母亲等家人。陆茂清翻出了当年的《新崇报》,“报社访员专程采访了这位崇明老乡,称他‘学识丰富,才力过人’,此君真有点眼光,给徐焕升下了‘吾崇未来之军事人才’的定论,以此为报道标题,不想预言成真。”
1934年徐焕升学成回国,先在航空教导队担任教官,不久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
当时已是空军中尉的徐焕升不守着安稳,甘冒风险、主动请缨去空袭日本,这在徐方看来,并不意外,“座机驾驶员稳定是稳定,也有前途,却不符合堂兄原来的想法。他认为,年轻人不能只求安逸、稳定,要有流血报国的精神。其实早在请缨之前,堂兄已请求决战前敌,一直等待着机会。他肯定是要上阵杀敌呢!”
当年这位气宇轩昂的空军青年军官,是航校高材生,出洋深造过,飞行技术拔萃,其勇气和技术正是领衔“人道远征”的不二之选。
很快,徐焕升的自荐被批准。之后,他奉命与选拔出来的另7名优秀飞行员组成这支远征队:1403号长机由正驾驶徐焕升、副驾驶苏光华、领航刘荣光、通信员吴积冲驾驶执行;1404号僚机由正驾驶佟彦博、副驾驶蒋绍禹、领航雷天春、通信员陈光斗驾驶执行。
厉兵秣马
出征之前写遗书
八勇士集结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由队长徐焕升带领,展开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高度保密之中,远征队几乎每天晚上升空演练,试验战机的全载重量与续航能力,熟悉越洋飞行的仪器使用,掌握夜间无线电定向航行,一次又一次模拟投弹……
“队长飞行经验丰富,对我们言传身教;他人很好,待我们像兄弟一样。”当年远征队的僚机通信员陈光斗,今年已是101岁高龄,忆及往事,依然激动。
战友倾服他的专业技能。有人曾这样评价徐焕升,“在德国学飞行的严格训练,使他的飞行技术奠定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海洋飞行更是他所擅长,东征日本就是道地的海洋飞行。”
策划轰炸方案时,困难重重,徐焕升充分发挥其所长,在空袭之前完成了一系列准备。马丁机上没有定向仪,夜间飞行要靠它来确定航向。经他协调,从中德合资的一架运输机上拆下定向仪,移花接木至马丁机。
两架马丁机还有个先天的毛病——航程有限、挂弹量低。据专家介绍,这种飞机配有两台775马力的发动机,最大速度为343公里/小时,航程为900公里。“全程恐怕会超过这个数字,安全返回有困难,有人建议先返回舟山加油,但敌机极有可能追击。”陆茂清说,为了增大航程,徐焕升对飞机进行了改装,把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
徐焕升还邀集了几个电信好友,设计了一套陆空定向电台连锁网,以弥补无线电导航的欠缺。为了保密,他还指令战友专门编制了一套电文密码,据说这属中国空军的创举。
其间,投放的传单也已拟好,传单内容即由郭沫若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用中日双语写的“告诫”(见文章开头),除了这个告诫之外,还有《告日本工人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远征队还在期盼一个好天气。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只能依靠目视飞行、导航。所以,对日本轰炸就须选择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陆茂清说。
5月正值长江流域梅雨季节,气候变幻莫测,我方又无日本本土气象资料,只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推测。
按原计划,出征时间定在5月中旬的最后几天,可借后半夜的晴朗月色飞行。“不料好事多磨,连日阴雨。父亲忧心如焚,等待着时机。”徐蓉兰说。
出征之前,远征队队员曾被召见,征询其意见,“可再考虑一个小时,做最后答复。”八勇士点头应诺。
“我们都是命提在手里的,没考虑过危险和生死,能参加就觉得光荣,不会贪生怕死,因为害怕家人担心,没有告诉家人。”陈光斗说。
“父亲和战友们认为任务太危险,可能一去没有回,所以,出征前遗嘱都写好了。”徐蓉兰回忆道。
声东击西
半夜出征云里飞
转机很快来了。据气象预测,1938年5月19日的天气有所好转。徐焕升认为不能再等了,便向航空委员会申报,得到了当日出征的答复。
此时,一份假电报“声东击西”掩护了远征。5月16日,日军陆军主力进攻徐州。为迷惑日军,航空委员会发出空军支援徐州的电报,又安排其他空军在陇海线东段一带侦察、轰炸。日本空军果然上当,着力加强华北空防,暂时放松了对东南沿海的空中控制。
5月19日,总部终于下达了“立即执行任务”的命令。
19日15时许,武汉基地,机组成员一身戎装登上战机。两个小时后,降落在宁波。“因为从武汉到日本,再返回武汉超过了马丁轰炸机的最大航程,所以飞机要在宁波‘转一次车’补加燃油。”陆茂清说。
徐焕升等又一次仔细检查了机件各部,加足了油,确信万无一失后,八勇士换上便服进城就餐,休息待发。据陈光斗回忆,“那天晚饭大家都吃不下,互相也没说什么话。本想再打个盹,但哪里还睡得着。”
23时,武汉指挥部传来命令:限于一小时内起飞。大家摩拳擦掌,跃跃待发。
发动机轰鸣,徐焕升驾驶的长机滑动,尖啸声中头一昂斜插云空,僚机跟着起飞。时为子夜23时48分。
天有不测风云,刚才还是明月当空,不一会儿,月亮钻进了云里,基本上看不见地面,只能靠着仪表上的数据盲飞。
5月20日凌晨1时,远征队发回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半小时后,月亮从云层中闪出。徐焕升拉起机头,一跃而居云层之上,眼前骤然一亮,嘱僚机跟上加速飞行。指挥部收到报告:“现在月光中成队飞行,目标明确,一切顺利。”
凌晨2时40分,两架战鹰已飞临日本领海上空。这时,海面上出现五艘日本军舰,探照灯齐往天上扫。正巧来了片薄云,徐焕升轻移机翼,如蜻蜓蜿蜒闪逝云端。日军舰船做梦也没想到头顶上的会是中国飞机,还以为是一次未被通知的秘密军事演习,以探照灯略作照射应付了事。
陈光斗说,“所幸高射炮没有打我们。他们小看了我们,以为中国飞机飞不过来,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
于敌人的迷离不辨中,两架飞机继续东飞,直捣敌国九州。
百万传单
如雪撒落惊敌胆
2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长崎上空。
灯光点点,徐焕升招呼佟彦博环飞一周,探明情形后发号施令:“目标,街市路灯,投弹。”
炸弹仓开启,纸弹接踵被推出机舱,顿时化作万朵“雪花”,纷纷扬扬,悄无声息地落满长崎的大街小巷。
陈光斗是通信员,也是负责扔“纸片炸弹”的人,“飞机下面有个洞,没有自动投弹装置,只凭两只手往下丢啊,一扎一扎的传单都是靠手扔的。”
长崎居民被飞机声惊醒,已有人发现飘落的传单,长崎日军头目仓皇下令拉响警报,实行紧急灯火管制,探照灯在夜空中乱舞,但为时已晚。
两机复排成一线,直上穹苍,按计划向北作大圆弧航行。
众城市灯光点点,一片沉寂,徐焕升通知僚机低空高速飞行,乘敌不备,掠过明海、熊本、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每到一个城市,传单纷落如雪。
经约一个多小时,百万纸弹散发完毕,战鹰开始改向西行。直到此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仓皇下令拉响警报,全面实行灯火管制,照明弹高挂,探照灯齐开。
当年的《新华日报》上,载有徐焕升与佟彦博在飞机上的一段精彩对话。
徐焕升:“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彦博:“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焕升:“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彦博:“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
慌乱中,日军寻不到目标,又不知中国空军来了多少,根本不敢应战,既未发射高炮,也未升空拦截。两架飞机已不见踪影,脱离了日本领空出海。
神鹰凯旋
人道远征震世界
晨曦初露,祖国沿海城市灯火遥遥在望,八勇士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彼此招手挥巾。
经浙东海面时,先是有日机拦截,后又有三门湾口敌舰高炮发射。
陈光斗回忆说,日本人派飞机前来拦截,回程很危险。“我们通过无线电通信确定日本飞机位置,才安全躲开。”
早上8时许,成功摆脱了日机的围追堵截后,两机分别着陆在南昌和玉山,加油休息后,飞返汉口。捷报先已传至武汉,国人眉飞色舞奔走相告。
11时20分,两架飞机安全降落在武汉王家墩机场。
当凯旋的战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大街小巷爆竹连天响,万众仰望欢呼。徐焕生等八勇士摘下航帽出现在机舱口时的欢腾胜景,徐蓉兰在照片上、报纸上回味不止一回。
据《大公报》记载,飞机场上每个人都快乐地跳了起来,咧开了嘴巴,用帽、用手帕、用小旗、用喉咙,来表示衷心的欢欣和对于这几位劳苦功高的空军将士的敬意。一名英国记者以敬仰的口吻对中国同行说:“徐队长等都是绝对的英雄,假使我是个女的,马上会爱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王明等来到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传单力量胜于炸弹。此次“人道远征”轰动了世界,各国电台、报纸争相报导,予以高度评价。当时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各大报都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此新闻事件。《申报》称:“冲破万里长空,完成神圣使命,神鹰队长征三岛,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丰子恺还专门创作了漫画《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刊登于《中国的空军》。
英美各国揶揄日本防空形同虚设。英国报章说,“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所谓大日本帝国固若金汤的空防,不过贻笑大方而已。”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其投下的是传单而非炸弹,堪称仁义之师。”
“人道远征赢得了心理战、舆论战的双重胜利。”瞿骏说,尽管这次被称作“人道远征”的空袭,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但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同时,振奋了中国将士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也体现出我们泱泱大国先礼后兵的慈悲胸怀。
徐焕升领衔人道远征的传奇,在上海人看来倍是亲切而励志,“其精神、业绩永载抗战史册,令我崇明人引以为荣!”陆茂清动情地说。
1984年3月4日,拥有传奇人生的徐焕生,逝世于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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