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长治人,抗战时我十几岁,日军两次侵占长治我都亲身经历了。
长治第一次沦陷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长治的学校处于停课半停课状态,商业日趋萧条,有的已经关闭。人们开始有了不安的情绪,但又以为卢沟桥离长治换很远,战乱一下子换来不了。其实这只是消息闭塞,自我安慰罢了。
当年冬季,党在长治城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不论戏场会场,大街小巷,都有人进行演讲,还有散发传单、贴标语、漫画的。话剧团经常活跃在市中心火神庙内,观众人山人海。
1938年正月十九日晚上,在长治城的街头上,人们还早耍猴子、舞龙灯、跑旱船,锣鼓喧天地闹元宵。忽听进了北城门的穿军说:“日本鬼子块来了,老百姓要赶快躲避。”刹时,街上的人都跑回了家。锣鼓声鞭炮声,没有了,全城静悄悄的,隐隐约约能听见潞城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
第二天凌晨听人说,守城的川军是三一一旅,旅长叫李克源。他们以将4个城门用土布袋堵实了,决心死守长治,与日寇决战,与长治共存亡。
这天,长治城的街市上已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一片寂静,静的人心里发抖。约上午10点左右,城外一声巨响,把人们吓的胆战心惊。一个川军走下城墙,找针线缝衣服。人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8个鬼子要上城墙,被我们用手榴弹炸死了。当时已过中午,我母亲给那个川军缝好衣服,硬劝着他吃了一碗面条,他才离去。
我家住在东营巷,这儿离城墙只有几十米,是距战场最近的地方。克是周围的邻居为人多壮胆,都聚集在我家院内的北墙根。
下午3时许,忽听“轰隆”一声,鬼子的一颗炮弹落在了东北城墙楼上,楼上的砖瓦飞落在地上,烟尘弥漫。川军从角楼内跑出来,有的分散到另外的战斗岗位上,与日军展开激战。不一会儿,又有一连串的炮弹落在城墙上,爆发出阵阵惊天动地的响声。显然,日军的攻势更猛了。人们顿时乱成一团。这个说,这里安全。那个说,哪里也躲不脱炮弹枪子。正在慌乱中,一个老人捧着一块弹皮,慌慌张张走过来对大家说:“你们看怕不怕,落在身上有死没活,块往远处跑吧。这里太危险。”于是,男女老少一大群,扶的扶,拖的拖,抱的抱。冒着弹雨往南跑去。从东城墙下来的川军见状,告诫大家不要跑,小心被子弹击中。大家好像没听见似的,仍一个劲的跑。跑到县前巷时,看见大批川军飞也似地由南往北跑去,显然是去增援北城守军。到了天主堂门外,见很多人聚集在那里,都想进去避难。但因为人太多,人家不让进了。一群人又向南门跑去。路上听从南门跑回的人说,门堵了,出不去。大家盲目的东奔西撞,最后,发现了一家大户人间的发豆芽菜窑空着,便都挤了进去,并用破砖块将窗户垒住。
正月二十一日天明。敌机飞来狂轰滥炸。地面上,日军几次攻城,都被川军击退。后来,因弹尽粮绝,川军退下城来。为了不让武器落在敌人手里,他们将一些枪支扔到井里,有的将枪支砸折。然后,利用残墙断壁在大北街垒起一米厚,两米高的三道战墙,并借助街巷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我们从墙缝中亲眼看见,川军官兵边打边退,推到有利地形就隐藏起来袭击敌人,一直打到南门口,壮烈牺牲,实现了与长治共存亡的誓言。长治一战,日本鬼子死伤千人以上。
长治沦陷后,日军血腥屠杀人民。仅东营街、水车巷、下北街、西街小北营等处就有200多人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南街一个10岁的孩子被杀死,城北内有几千人遇难身亡。中午时分,大家觉得来菜窑不是久藏之地,万一被敌发现,几十号人姓名难保,与其死在这里,还不如死在自己家里。午饭后,见有人打着太阳旗在街上行走,做成一杆太阳旗,由一个人在前面打着旗,一群人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往家里走。四条街上、北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枪炮声不断、哭叫声随处可闻,情景极为恐怖。路过水车沟时,见地上躺着10多个牺牲的川军。到家后,听说全东营有18人被日军杀死。人们悲痛万分,但只是低声的哭泣,不敢放声痛哭。弹皮、砖头、瓦块落了满院,家里灰土满地。可谁还顾得上这些。日寇不时地挨门挨户进院检查,到处强奸妇女,抢夺财物。邻居一个13岁的女孩被日军轮奸,险些丧命。妇女们为免受侮辱,披头散发,将锅黑抹在脸上,装扮的不像人样。母亲和我设法躲进了天主堂、虽然许多人挤在一个屋内,但人身安全了。
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听得见街上人喊马叫,又见好几处有大火在燃烧。人们猜测可能是日本人在撤离。果然,第二天人们互相传告:鬼子逃走了。后来知道,日军是因八路军粉碎了他们的九路围攻逃走的。不日,在万寿宫召开追悼大会,数万长治人挥泪悼念奋勇杀敌牺牲的八路军和川军将士。
长治第二次沦陷
1939年3月,日军再次将魔爪伸向长治。一天,一架敌机突然飞临长治上空,绕城转了几周。扔下两枚炸弹。一枚落在西街一朱姓人家的院,房子被炸塌,死伤多人;一枚落在一个厕坑内,一个正在掏粪的老汉被炸死。自拿以后,敌机接连不断地对长治进行轰炸,最多一天有6架飞机。那天,我和几个弟弟正在地里劳动,亲眼看见6架飞机“一”字排开,投下的炸弹像雨点似的。听说这天死伤几十人,炸毁房屋数十间。一个身穿红衣服的新媳妇躲在牛家圪道墙根,人们劝她趴下,她怕弄脏衣服,不愿爬。结果弹片飞来将她从腰部截断,一条腿连裤子挂在树上。一个赶铁轮车的,被炸弹冲出50多米远,车毁人亡。
针对敌人的空袭,抗日政府号召城内人打地洞,挖防空壕,大街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挖有一个防空洞。人们听到警报后,就赶快跑进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敌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疯狂,从早到晚不停的轮番轰炸。人们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人们开始到城外躲避。每天天不明就起床吃饭,然后带上干粮出城。城内下北街有一户姓芦的娘儿俩,起初,娘领着痴呆的孩子天明出城,天黑回来。后来觉得城外也不安全,便到西营巷玄帝庙后院的窑内躲避。应该说,这儿是比较安全的,可那做娘的迷信神仙,正当敌机轰炸时,娘俩却跑到中窑里烧香叩头,求神仙保佑,哪知炸弹落在中窑门前,娘俩当即被炸死。
敌机连续轰炸了3月之久,1939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长治再次沦陷。离家逃难,日本人上次进城烧杀抢夺,人们受了很大的惊吓,所以,他们二次进城,许多城里人,纷纷外出逃亡。人们将能带走的东西都尽量带上,不能带走的设法掩藏起来。那些日子,随处可见逃难的人们扶老携幼,车拉人载,络绎不绝的走向城外。
到壶关,平顺去的人很多,有投奔姥姥家的,也有投奔女婿家的。朋友家的,我家也在这个行列里,路过石子河时,已是黑夜。满河床全是人,黑鸦鸦的一片。哭声,喊声,病人的呻吟声混杂在一起,景象十分凄惨。
我家先到了壶关辛村镇,见这里虽距长治30余里,但是小平原,敌人来了无处躲。于是又往东走,爬过一架山,到了岭东村。该村村民都住在山沟的土窑里。抗日政府已做了工作,凡有闲窑的,无代价地让逃难户住下,我家就暂时住在了这里。一个不大的小村,竟住了好几百难民。
一天凌晨,接到通知说鬼子要来搜山。人们立即向深山沟里跑去,藏进狼洞或狐洞里。后见鬼子由北向南走了,大家才陆续回到家里。又一个早晨,相传鬼子又来了。这次我家没往山沟跑,而是跟着当地人沿庄稼地岸边跑去。跑了很远,在一片荒草坡处发现了一个洞。洞口不大,里边有1人高3米宽的走廊,月30米深。沿河岸有透气口,可容纳几百人,洞上边是一片庄稼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进到洞里,大家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谁料到敌人就坐在对面山坡上。目睹敌人的指挥刀早阳光下明晃晃,大家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突然,一个小孩儿哭起来。人们怕声音传出去,让鬼子听见,赶紧将被褥围在小孩四周,哭声才未曾传出。
离家时带的粮食就不多,时间不长,就快揭不开锅了,听说老顶山的滴谷寺,新顶庙里住着许多难民,全家人就冒着风险往回走。翻过两座山,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到了滴谷寺,谁知寺里难民住的满满的。连神仙供桌上也住上了热播,全家6口人只好住在了寺外一间土地庙里,几天后,寺里有人离开。全家人才搬进神农氏大殿住下,除滴谷寺外,老顶山上的新顶、躺佛殿。祖爷石洞里都住满了难民,共约千余人。
当时正值秋初,庄稼长势很好,接近成熟,由于战乱,没有人收,谁都可以便到地里收秋,我和父亲每天傍黑下山,到山门村村西地里收庄稼,一次,刚收玉米,谷子装满布袋,准备起身,忽听人声嘈杂,见鬼子向山门村走去。父子俩吓得屛声禁气,不敢动一下。直到深夜,打听到鬼子往南走了,才急急忙忙往回走。一路上,肚子饿得呱呱叫,但上哪去找吃的呢?只得继续往回走。回到家里,全家人连夜将玉米剥出来,翌日在太阳地晒干,装入袋内,作为充饥的食粮。老顶山距城仅有10里地,虽说滴谷寺在山凹里,在山下看不见,但鬼子经常在山脚下骚扰,也不是十分安全。所以,家里人想再挪个地方,一天午饭后,全家人开始向东山后更远的地方转移。父亲让我们先走,说他收拾好了随后赶来。母亲、二娘和我弟兄3人,沿着山路从老顶山庙前的一个豁口方向平顺羊井底村走去。当走在距山顶还有百米左右时,忽听听着“嗖,嗖”的几声呼啸,山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顿时把我们吓得丢魂落魄,拼命往前跑。母亲和二娘都是小脚城里人,从没上过山。走上路就够艰难了,一遇惊险,更吓得立不起身来,妯娌俩费劲地爬到山顶,到了山背后,都哭成泪人儿,8岁的三弟受惊吓跌倒在地,背着的两个瓜顺坡滚下山去,当跑过山后情势稍有缓和时,他哭着要去拿瓜,怎知瓜已摔得粉碎。
下了山,到了庄寺村,天将大黑,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全家人焦急万分,我不顾母亲劝阻,跑上山找父亲。我边跑边喊,总算听到了父亲的回声,下到山底,听父亲说,他刚出庙门,鬼子就上山了,只得又退回庙里,并找了个伙伴,准备应付鬼子、直到等鬼子走了以后,天色渐晚,才起身。全家人转忧为喜,庆幸平安团聚。当晚饿着肚子在庄寺村土地庙住了一夜。第二天行程30余里面,途径辛村,土河,乌落、谷驼山沟,到达羊井底村,在一家牛卧院住下。为了生活,1939年秋后,我和弟兄们每天到农民刨过的山药地里面刨给人家没有收净的山药蛋,俗话说“溜山药蛋”,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记得羊井底村北山坡长有松树,我们弟兄们常上山去摘松籽。砍柴禾。历经一冬,竟搞了6斗松籽。
沦陷区的生活
1940年春节过后,听说有难民回城的消息,全家就合计着分两步回城,先到亲戚家住下,再视情而动。我们告别了羊井底的乡亲,房东,爬山越岭到了桃源村亲戚家。
经了解,难民回城必须先到南门口等候日本宪兵,新民会检查,训话,进行登记,到新民会照相,按手印,领取良民证。
我们随着其他难民进城之后,见街头碉堡林立,行人无几,巡逻兵各街都有。回到家里见门板窗扇已经不翼而飞,院里荒草能有一人多高。室内灰土成堆,气味难闻,凄凉景象,让人伤心落泪。
日寇二次侵占长治后,为便于统治人民,千方百计寻找代理人。他们在耶稣堂内选中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让其充当了新民会长(即维持会,办工地点设在南街路西今印刷厂家属院内)。这个人依仗权势,收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回城难民凡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到他家服役,不给报酬,连饭也不管,让你饿着肚子干,直到不让来时为止。劳工们每天凌晨到,夜晚报告准许后,方可离开。稍有松懈怠慢,就送你去无限期坐肮脏的监房。再严重些,将你送到宪兵队。在监房,一群人挤在一间屋里,大小便都在室内,臭气熏天,加之虱子,蚊蝇,臭虫的叮咬,不堪忍受。在宪兵队,用种种酷刑折磨你,不死也得退层皮。
回城的第二天,父亲就给汉奸服劳役去了。我那时年仅14岁,但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去街上出卖苦力。每天早晨肩背铁锹到苦力市场揽活。有时上市人多了,人家见你年幼力薄,不要你,只好再回来。干活时,稍有不慎,日伪监工就对你鞭打脚踢一顿。苦力们对敌监工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计的进行斗争:或趁监工不在,磨洋工;或者为省力气,给泥土里倒许多水,合成稀泥;或毁坏工具,灯泡,门锁,建筑材料,给摩托车,自行车放气。地监工责问时,谁也说不知道,他也没法子,瞎吼一气了事。
那时,日伪经常在街上将青年人抓去服劳役去。有时强迫你随其出发,一走几十天,不少人一去不返。1941年夏天,蔬菜长势正旺的时候,父亲被抓去。全家人哭成一团。眼看着园地里的菜快要干死了,也不见父亲回来。多亏邻居秦叔叔浇灌了两次,才保住了长势、许多天后父亲才回来。听他说,他被抓后的第三天,敌人逼迫他牵着马上了火车。火车往北开了很元,傍晚才停下来。下车后,他乘担水喂马的机会跑了出来。回来的路上遇见鬼子,就装瘸子,一拐一拐地走,以躲避鬼子的盘查。
日伪还搞什么强化治安运动,宪兵队,伪警察,保安时不时出现在街头巷尾,挨家挨户进行检查。搜查的重点,一是所谓的可疑人物(八路军、共产党);一是棉花、布匹、白面、食盐等物品,防止这些东西流入根据地。一旦发现谁家有这些东西,便说你私通八路,性命难保,最让人可恨的是,大年初一人们刚把饺子煮在锅里,他们搜查来了。人们只得赶紧将饺子倒在炉火坑里,换上早上准备好的玉米面,等敌人走后,再将饺子拾出来洗一洗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利用出城收秋,积肥的机会,在农村买些白面,将面袋放在车底用庄稼或土盖住,带回城里,以备过年用。那时大家都很一心,遇事互相关照,一旦听说敌人要搜查抓人时,便立即互相转告,让大家做好准备,人们走在街上更是提心吊胆,遇见日军躲避不及,就会挨上两巴掌、他们骑着自行车将你撞到,你还得挨打。星期天,常见喝的醉汹汹的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任意凌辱过往行人,他们东倒西歪地走在摆地摊的跟前,将装货物的篓子一脚踢开,哈哈大笑的扬长而去, 摆摊人稍有不满,就会被毒打一顿,如有事出城门,得规规矩向鬼子行礼。并掏出“良民证”让他检查,放你走,算你幸运。不放你走,你就有可能遭殃,不是浑身搜查你一遍,就是无缘无故地打你一顿,一天,我和9岁的弟弟相跟着往地里送饭,忽被鬼子叫着,他指着我弟弟的口袋哼哼了几句。我意识到是要搜查,就让弟弟将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掏出来的是个万金油盒盒,弟弟哆嗦的手打不开,我从他手里拿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就空的,谁料,鬼子照我的脸上打了两巴掌。我去担饭锅时,因地不平,半锅米汤流在地上,我正要走,鬼子用手指着流在地上的米汤,喊道:“你的。”我明白是让我处理洒在地上的米汤,便急忙用手将周围的土拨弄过来埋住,这才算了事。
那时,一般情况下,在城门站岗的是日军士兵和伪警察,有了宪兵,就意味着请是紧张了。人们都很害怕宪兵。为了避免宪兵检查,有事出门的人都要推后办,站岗的宪兵常常在他坐椅周围的地上划一个圈圈,如果被盘查的人脚踩在圈上时,二话不说就用铁棍照头打你,妇女们出进城门,常让解开裤带,名曰“搜查”,实为借此对妇女进行侮辱,因此,妇女们没要紧事,轻易不进出城门,更可恨的是,宪兵常常将过往行人拦住,逼迫大家看附近墙上一条写有“亡国之奴,不如丧家之狗”的标语,对我们中国人进行侮辱。
鬼子的末日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日军衰败的境况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供给日显不足,由吃大米,到大米和扁米(东北产的粮食)混吃,后来混吃大米和小米,也填不饱肚子了。常见日军士兵偷吃嫩玉米,山药蛋,情绪极为低落,守城门的站着睡觉、口水鼻涕流在地下,一副狼狈相。运输状况更糟糕,火车没头了,汽车没油了,改用木炭发动,稍有坡路,就得有人推。看到这些,人们意识到日本鬼快完蛋了,心里特别高兴。
1945年8月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长治城内的日军每人头上裹一条印有日本国旗的纱巾,表示投降。原来那种耀武扬威的神气见不到了。人们欢欣鼓舞,奔向相告,庆贺抗战胜利。 (李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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