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文脉 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六迁”
来源：人民网   2015-09-23 11:08:25

　　在浙江省图书馆，至今仍存有一件镇馆之宝，这就是曾藏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这是一部被中国文人奉为“至尊宝典”的典籍资料丛书。其书分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分经史子集详细罗列。有了它，几乎无需再阅读其它文献，就可以通览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此书对中华传统文脉的传承和保护来说，意义也最为深远。

　　自乾隆钦定此书之一部定居杭州文澜阁之日起，杭州，也担起护卫中华文脉之责。

　　1861年，太平军攻破杭州，《四库全书》流散民间，当时的著名藏书家丁申和丁丙兄弟发现先是设法收集，后又组织补抄，待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时，回阁保存的《四库全书》已基本补完。

　　1915年，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钱恂整理各方搜集资料继续对书籍进行补抄，既“乙卯补抄”。

　　1923年，著名书法家、版本学家张宗祥再次结合史料发起第三次补抄，既“癸亥补钞”。

　　经过三次补抄后，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为了存世“四兄弟”中的“大哥”。其所含书册增加到36917册，比原颁的35990册多出近千册，不但原本中漏抄的部分被补充完整，还根据史料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

　　这样一部文化瑰宝，在抗战期间杭州沦陷后，岂能不被日军觊觎。1938年2月22日,当日军派遣专业文物劫掠队前往文澜阁意图将它掠走之时，才恼怒地得知，《四库全书》早已被杭州文人转移，踏上了“抗战六迁”之旅……

　　一迁富阳：为护阁书，乡绅拆了自家灶台

　　7月28日，欣闻记者要来，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童圣江已早早等候在古籍部门口。谈起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保护大迁徙，他的故事把我们带回了1937年。

　　1937年7月26日，杭州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会议室坐满了馆员，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将大家召集到一起，人人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二六市乡）人，陈布雷之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七七事变”后，国内局势紧张，平津沦陷，日军正大举进攻华北，侵占华东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人以为国人今后，应惕于日人摧残文化之野心……”，他敏感意识到《四库全书》将会有危险！

　　于是，他召集图书馆馆员商议，提出搬迁《四库全书》。

　　时任古籍部主任的夏定域建议，搬到富阳渔山石马头村，他的老乡赵坤良家。赵坤良是《东南日报》主编，家中宅地广阔，方便存放，其位置又位于乡间野地，不容易被敌军发现……大家当即议定，待夏定域负责与赵坤良沟通后，《四库全书》暂搬迁至富阳。

　　36318册书从94个书橱中搬出，再从孤山分馆二楼搬下，整整忙了三天才搬完。8月3日，装好的《四库全书》140大箱加之其他善本88箱，228箱珍贵图书在天蒙蒙亮运往江干码头。

　　书籍由浙江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毛春翔押运，从杭州到富阳，水路大约一百多里，由于书重船沉，直到8月5日下午才到江边码头，而赵坤良早在码头迎接了。由于江边码头到赵家老宅位于的石马村尚有十五里山路，路远山陡，必须由人挑担子过去才行。赵坤良是个爽快人，在当地又很有声望，很快叫来一百多个挑夫，自己掏腰包一人给二角五分钱，轻的一人挑一箱，重的两人抬一箱，用了半天就把全部书籍运至了赵家老宅……

　　记者追寻当年的路线来到富阳渔山乡，在渔山乡文化站站长施尧兴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之前卸运书籍的江边码头。

　　如今的江边停着一艘废弃已久的破船，原来的码头随着水运衰落，早已不复踪影。我们驱车十余里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石马头村。小村不大，方圆几里地，位于一个半山坳，四周植满竹林，隐蔽而幽静。村头，立着一座大理石雕刻的石马，正在奋蹄前行。在施尧兴带领下，我们看到了曾藏《四库全书》的赵家老宅。

　　这是一个砖木结构四合院建筑，位于村中部，坐东北朝西南，由门房、厢房、正楼组成。通面宽16.3米，通进深18.8米，正楼五开间，两坡硬山顶，梁架为穿斗抬梁混合式。由于年久失修，门房、厢房、正楼已经坍塌，庭院中杂草丛生，地上折断梁柱上已生满青苔，只有朝向路边的一段围墙还仿佛可见当年风貌。

　　在距老宅不久一个民居中，记者们见到了赵坤良的侄孙赵永明老人。老人69岁，精神矍铄，见到来人询问《四库全书》事宜，热情招待进屋。他坦言，当年他还未出生，许多事情并不晓得，但家谱中或有记载。

　　当即，老人搬来《渔山赵氏宗谱》，一拨人帮忙寻找起来。很快，记者在宗谱中找到一篇文章，名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初迁渔山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赵君坤良昆仲富有资产，待人和善，号召力强，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赵君坤良合家居住新厦，其旧宅弃置未用，阁书即庋藏其中，余偕工友居楼下。正屋一间原作厨房，供宅前店夥用，自阁书迁入，赵君即命拆灶，余与工友由新厦供应。”

　　从文中得知，当年的四库全书存放在这家宅院时，楼上楼下堆得满满的。浙江图书馆毛春翔、叶守荣当时就住在楼下北厢房。毛春翔、叶守荣都是身怀武功的人，负责这里的安全保卫工作。当时原本赵家旧宅楼下还有一个厨房，赵坤良为了保证阁书安全，要求撤去灶台，老宅人的伙食全部由新宅子这边做好端过去。

　　二迁建德：搬运阁书，浙大校长借出一辆卡车

　　据童圣江讲述，自8月13日起，淞沪会战打响，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争。至10月下旬，中国军队逐渐失利。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11日，上海市长俞鸿君发表告市民书，上海沦陷。

　　当时，浙江图书馆已经搬迁至兰溪，经商议，决定将阁书移往建德，然而搬迁费用成了难题。为了筹措搬迁费用，当时已身在建德的馆长陈训慈几次往返杭州，请示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然其态度消极、冷漠。阁书及善本的搬运费用，只得由总务主任史美诚出面，向赵坤良和夏定域借了二百几十元，雇人连夜搬运书箱至江边并装船。

　　阁书在富阳停留了3个月零16天后，再次踏上了迁徙之路。当时护送阁书的有夏定域、毛春翔和赵坤良堂兄赵坤富，他们先把书送至富阳县城，再坐船运往建德。从富阳到桐庐，是一路逆水，满载阁书的船只走到桐庐俞赵村时，水流湍急，两名水手拼尽全力，也无法再把船向前划动一步。无法，船只好暂停俞赵码头，毛春翔先下船，搭乘一辆军车前往建德找馆长陈训慈解决。

　　陈训慈也无法，思来想去，他想到了浙大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是陈训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候的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竺可桢知《四库全书》的分量，当时浙大也正在搬迁往建德。竺可桢当即决定浙大匀出大卡车一辆。11月25日一早，卡车来到俞赵码头，浙大图书馆馆员王文莱、毛春翔随车搬运。书箱又重又大，一车仅能运送二十余箱，一百四十多箱书，足足运了三天才运完。阁书暂存建德杨村桥镇绪塘村方丽斋家中。

　　记者一行人又循路来到建德市杨村桥镇绪塘村，试图找寻阁书存放的痕迹。在当地，记者见到了绪塘村党支部书记季松良。据他介绍，解放前方家曾是当地大户，房屋成片连栋，但解放后土改运动中，方家所有房屋都被拆毁，如今荡然无存。

　　“遗迹没有了，那么会不会有方家老人记得此事呢？”记者好奇地问到。季松良想了想，说方丽斋的孙子方发宝、方宏昌还在世，可以问问看。顺着村道没走多久，记者就来到了方丽斋孙子方发宝家。

　　方发宝今年82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提起文澜阁《四库全书》，他并无任何印象。只是回忆了爷爷当时家中场景。据讲述，方丽斋家楼阁里外好几进，总共有三个天井，门廊很高，甚至可以骑马进屋，提起爷爷当年家中遗物，他指了指家中一套红木桌椅，表示仅此而已。

　　离开了方发宝，记者又来到方丽斋另外一位孙子方宏昌家中。方宏昌也是82岁，提起《四库全书》，方宏昌摇了摇头。但是他向记者提起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据他讲述，那时，方家有个很大的书房。书房有多大？他用手比划着，大约有现在几间教室那么大。记者猜想，当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到方家的时候，会不会就藏在方家书房呢？不得而知。

　　阁书在方丽斋家中存放没多久，就听说政府要在当地组建游击队，又有传言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率部在建德、桐庐之间，并在附近设置临时指挥所，阁书又有威胁。12月间，阁书又被搬至大山深处的松源坞一位仇姓人家中。

　　记者又驱车深入大山深处，来到松源坞寻找曾经那户仇姓人家。打听后得知，松源坞一直以来都并无仇姓人家居住，倒是与松源坞紧邻的仇家村，姓仇的人很多。随后，记者又找来了当地年纪最大的仇姓老人78岁仇宝根，询问阁书情况。仇宝根对《四库全书》并无任何印象，只能回忆道，解放前仇姓在当地有24户，且都是大户，确实很阔，也许曾藏过阁书也未可知。

　　三迁龙泉：藏书何处，教育部与省政府起争执

　　1937年12月24日，日军兵分三路进入杭州，杭州沦陷。据童圣江讲述，不久，日寇成立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但均未能得逞。当时浙江很多藏书楼，如湖州皕宋楼所藏古籍善本，就被日本人掠走。试想当时，若不是陈训慈高瞻远瞩，及时转移阁书，或许文澜阁《四库全书》如今或许就在日本了。

　　杭州沦陷后，距离杭州仅140公里左右的建德岌岌可危。馆长陈训慈放心不下，寻思着要把阁书继续往内陆搬迁。他曾数次去找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面陈，要求把阁书转移往更安全的内陆省区，但均遭到驳回。

　　在陈训慈日记中，他曾这样记载：建德松阳坞离公路仅十里，其地易沦战区，最好迁往他省。……许先生于前二度想见时对此事甚冷淡，今日尚同情，惟致慨于公路局之弊政，……旋谓外省臂长莫及，可就处（即丽水）属特色一地，渠当与交通处商借车。

　　事实证明，省政府担心不无道理。辽宁文溯阁《四库全书》在1966年中苏关系紧张时运到甘肃保管，后形势转危为安，辽宁省政府想运回此书，甘肃却不肯，以致辽宁有阁无书，甘肃有书无阁，争论迄今没有平息。

　　最后，陈训慈拗不过省政府，只得将书继续迁往浙西。其时，省教育厅已在浙西觅好了一处地方，即龙泉县近郊东乡山脚（石达）石区一个叫季边村的地方，即时阁书开始起运。从1月24日开始雇工搬运，到1月30日装船由水路抵达金华，再从金华装卡车运往龙泉，起初暂存县城中心学校，后移到挞石山村金家祠堂。

　　阁书虽然运到了龙泉，但是支持外迁的意见一直存在，其中还包括浙大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深知《四库全书》宝贵，一直在有机会面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时，诉说《四库全书》内迁之事。终于在1938年1月27日，教育部向浙江省政府发电报，要求省府将阁书转移往更为安全的贵州。之后，教育部又两次发函敦促省府尽快将书迁黔，并命浙大派员协助转运。

　　浙江省政府接到函电后大为不满，认为教育部要迁自己迁，所有搬迁等费用由教育部负责，省政府一概不管。无法，教育部只得任命浙大主持《四库全书》搬迁事宜。

　　四迁贵阳张家祠堂：书落溪中，众人城隍庙前开箱晒书

　　据史料记载，龙泉旧属衢州地区，杭州笕桥机场失守后，衢州军用机场成为日军重要的战略目标，所以龙泉也非长久之计。在龙泉停留不到两个月时间，文澜阁《四库全书》再次外迁，这次迁移地点定在贵州贵阳，护送人员为浙大教授出史地系教授李絜非、浙江图书馆保管员虞佩岚。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阁书从龙泉出发，经过福建浦城，再折回浙江江山，从江山进入江西，再经过长沙，然后从长沙经湘北、湘西入贵州。一路上先走公路，先换乘铁路，再走公路，翻越崇山峻岭，莫不艰辛。

　　据童圣江介绍，在卡车快到江山县城时，由于道路太过陡险，司机长途劳累又十分困顿，一辆卡车倾翻在距县城以南31公里处的峡口镇江山溪中。当下，车队乱作一团。李絜非、虞佩岚先下车查看落水阁书情况。数一数，一共11箱共计三千多册，占阁书二十分之一多。虞佩岚又赶忙到附近村庄招募农民帮忙捞书，另雇卡车将捞上来的落水之书装车运往江山县城。

　　第二天，阳光甚好。大家决定在江山停留一日，先把落水阁书晒一晒，否则，书很容易结饼、霉烂。一大早，大家拿着借来的竹席，来到县城城隍庙天井前的空地上，七手八脚把书从箱子里拿出来晾晒。但是冬天山里温度很低，即使出着太阳，也不过十余度。阁书晒了两日，依然能够滴出水来。时间紧迫，李絜非痛下决心，立刻装箱起运，途中落水阁书注意通风，防止霉烂。

　　在李絜非、虞佩岚等人护送下，阁书从江山经浙赣铁路转粤汉铁路，于4月14日前后抵达长沙，又于4月30日抵达贵阳县城西门外一里地外的张家祠堂。贵州省图书馆职员与运送人员先一起开箱检书，共收到文澜阁《四库全书》，另有清内府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等书42536册。

　　五迁贵州地母洞：书藏深洞，春秋两季曝晒爱护备至

　　原本，阁书放在贵阳可高枕无忧，但世事难料。据史料记载，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袭击贵阳，炸毁建筑无数，死人数千。投至城中心时，敌机弹药将尽，于是折返。幸运的是位于西郊的张家祠堂幸免于难，一次可逃，次次难防。阁书谋划着再次外迁。

　　这次迁哪里呢？贵州省立图书馆一个勤工建议，可以迁去贵阳北面距离县城八里山顶一个叫地母洞的地方。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此洞位于山顶，洞内高四五丈，深七八丈，四周没有居民，非常荒凉，不会招致敌机轰炸，十分适合藏书。当即呈请教育部批准后，阁书即迁往地母洞。

　　据童圣江介绍，当时教育部还批准在洞内隔出三间房屋，用于藏书，同时请来雇工两名，帮忙看管。洞口再搭建一间房屋，请当地警局派来两名警员把守。当时浙江图书馆的夏定域接到指令，也前来看管。他往来于地母洞还张家祠堂之间，接洽保管食物。

　　贵州多雨潮湿，民谚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母洞非常潮湿，书籍必须经常晾晒才能防止霉烂。于是每到秋季，保管员们就在地母洞口前的小块空地上晒书，一次晒五六箱。

　　据史料记载，晒书的过程非常复杂。要晒之前先将书清点，然后按顺序把书放在夹板上翻晒。每隔一小时翻动一次，每夹书大约要曝晒五六个小时。晒好后，书还要先放到阴凉处回凉，再根据目录原样放回捆扎好。为了防止再次受潮，还要在洞中撒大量生石灰，以吸收潮气。

　　如此三番，常常晒一次书就要数月之久。后来毛春翔接任阁书保管员，他有在每年春季增加一次晒书任务。这次晒书，没有向教育部申请津贴，而是勉强从办公费中挤出一点补助款给雇工。后来他曾回忆：“黔人质朴，得此少许津贴，亦知感奋，汗流浃背，毫无怨言。”

　　六迁重庆青木关：书入“陪都”，辗转千里终得回杭

　　阁书在地母洞从1939年2月4日到1944年12月7日，长达五年之久。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溃败，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南阳日军面临孤立无援困境。1944年4月~12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中国战场寻求突破。国民党的接连溃败，使得日军能够长驱直入，日军分三路入侵黔南地区，相继占领独山县、黑石关。贵州告急。阁书不得已转往陪都重庆。

　　据童圣江讲述，1944年12月4日夜，保管员毛春翔接到国民政府将派车运书入川通知后，迅速雇了十余工人在两日之内将书箱运下山，搬进久候在山脚下的卡车上。12月23日，阁书抵达重庆青木关，藏匿于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瓦房。瓦房坐西朝东，地势高适合藏书。部长公馆有4名警卫，各自都有武器，安全亦有保障。

　　阁书在青木关呆了五个月不到，前方就传来日本投降消息，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可以回杭了。但四川方面却提出了异议。据四川“有力人士”建议，应当将此书留在西南，以帮助当地拓展文化。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曾试探张宗祥的意见。张宗祥是这样回答的：“这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有何意见可以发表。不过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财富，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此次，再无人对阁书回杭提过异议。

　　1945年5月15日，押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车队从重庆出发，于7月5日抵达杭州，中间也遇到不少惊险，如土匪抢劫、汽车爆胎、洪水拦路等，所幸在随行人员细心保管下，平安抵达杭州。直到如今，它一直安静躺在浙江图书馆地下古籍部中。

　　采访结束时，记者有幸参观了存放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一扇扇大铁门推开后，摆放《四库全书》的书箱赫然眼前。如今的书籍，采用红楠木制作，精美考究。数一数，偌大的地下书库里，书箱有一百多箱。

　　古籍部员工张群打开一个箱门，捧出一个木夹，里面有12本书，书夹上还贴着一个小纸条，上书：“民国元年 玄黓困敦 经部礼类礼记纂言 图书馆长钱恂手检”，纸条已经泛黄，记录着岁月痕迹。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战火佚失，饱尝路途艰险，终能安然无恙回到故乡，无疑是一个奇迹。这本象征着浙江人精神火种的书籍，早已超越了书的层面，正如童圣江评价那样：“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大于它的文物价值”。

　　在张宗祥给陈训慈的赠诗里，这样表达了这趟“文化苦旅”：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笈在行囊。

　　护书心血偿全愿，历劫缥缃发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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