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来源：央视网   2015-12-25 16:56:56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除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的30位女红军外，陆续加入长征征程的其他方面军女战士共2000多人）。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危急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叫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中共早期党员。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鼓励妹妹王新兰报名参加红军。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她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