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天皇宣读投降书的日本军官
来源：   2016-01-06 11:48:35

　　1944年6月6日—代号“D日”的诺曼底登陆行动那天，自从被海明威称为“最漫长的一天”之后，通常一说“最漫长的一天”就是指诺曼底登陆日。但在日本，也有“最漫长的一天”，那是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前的24小时。

　　1945年8月6日，美国军机飞临日本上空，在广岛投下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紧接着，苏联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尽管日本帝国的“荣光”已是夕阳残照，但本土作战准备“一亿玉碎”的思想未了，主战派不愿承认日本已经战败的事实。裕仁天皇认识到败局已定，继续战争，唯有灭亡，于8月14日10时50分，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终战”已成“圣断”。可是，陆军省中的一些少壮派军官，不甘由此灭亡，策划了直捣天皇皇宫的“决死兵变”，力图阻止天皇“终战诏书”的发布。

　　在这个事件中，出现了两位官衔不高、破坏力却极大的“很二”的人物：

　　畑中健二

　　中佐椎崎二郎

　　畑中健二、中佐椎崎二郎。两人名字里都有一个“二”字，他们都在陆军省军务课干活。中健二少佐，可谓军国主义思想和极右翼行动的集大成者，他成了密谋叛乱兵变的主子。在日本“将佐尉”这三级官衔中，少佐也只是一个少校而已；但由于军国主义和右翼思想的土壤深厚，他一个少佐竟然也能组织发动起兵变，造就了“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这个“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后来成了影视和书籍的题材，尽管其影响力远不如诺曼底登陆日。美国人约翰·托兰所著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郭伟强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是普利策得奖著作，其中有专门一章《宫廷叛乱》，来写前因后果。书中附有中健二的照片，文字说明他是“发动暴乱的理想主义化的领导者”。约翰？托兰分析说：在平常，中健二是个文静、勤奋好学和稳健的人，“但他对国体的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的不愿妥协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威信”。

　　说起来可笑，8月1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中健二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奔跑，鼓动这，发动那，希望更多的军人军队参与兵变叛乱的。他跑到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中将的私人办公室，结果田中将军愤怒地令他滚蛋。一个下午疯狂奔波下来，中健二竟然没有什么收获，但同样也没有什么人出面制止他的疯狂行为。

　　晚上十一点半，在宫内省，裕仁天皇开始录制向国民发布的投降讲话—《致忠良臣民书》，这要在次日—即8月15日中午12时通过日本放送协会向全国播出。中健二那时当然已极其猴急，他带了几个同好的起事者，奔到近卫师团长森纠中将那里，力劝森纠“起义”。他很明白，抓住近卫师团，最能够达到叛乱的目的，因为近卫师团就是御林军，负责保护皇宫安全的。没想到森纠中将根本不干，中健二恼羞成怒，掏出手枪一枪毙了森纠。他们立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命令，盖上森纠中将的印章。这个命令，一是指示部队占领皇宫，当然名义是“保护”天皇和国体；二是下令派一个中队占领日本放送协会大楼，控制广播。

　　进入皇宫的部队，通宵寻找天皇“终战诏书”的录音唱片。如果找到了，就可以阻止“玉音放送”—这还真有点“打蛇打在七寸上”的味道。在叛乱者看来，政变是合理的，占领皇宫也是必要的，他们认为，正是天皇身边的顾问们把天皇引入了迷途。没想到，这皇宫实在是太大了，内部结构也太复杂了，要找一张藏好的薄薄的录音盘，比大海捞针还难。这些平常并没有机会进入皇宫内廷的大兵，没头苍蝇般发疯地折腾到天亮，也没找着。“中健二成功地孤立了天皇，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最主要的事儿干不成，那么，这个政变也就基本没戏了。一旦被假命令蒙蔽的近卫师团士兵们知道真相，一旦外部的军队知道他们是这样“保护”皇宫，中健二们哪里还有小命？果真，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在凌晨率领部队开进皇宫，很快就平息了叛乱。

　　因为在皇宫找不到录音盘，火急火燎的中健二想到的是直接赶赴日本放送协会，在那里直接阻止天皇录音的放送，所以他在叛乱被平息前一刻就赶了过去。凌晨5点到7点，他在播音间用手枪顶着播音员馆野守男的脑袋，纠缠着他，要他打开机器让自己发表广播讲话。馆野守男倒是很镇静，巧妙地与中健二周旋，他说战时广播是军管的，没有军管区的批准，无法插播，连电都没有。一番忽悠，中健二只能发傻发晕。随后他接到东部军管区打来的电话，接着是垂头丧气地放下电话，悻悻地走了—此刻他已很清楚：一切都玩完了。

　　中健二并没有回到陆军省，他同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同伴—另外一个“二”—椎崎二郎中佐一起，作徒劳无益的最后的努力—散发传单，号召国民起来“阻止投降”。中午十一时二十分，在天皇“终战诏书”播送前40分钟，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中健二用曾经射杀森纠中将的那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开了一枪。椎崎二郎则是先在自己腹部戳了一刀，然后才开枪自尽。“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就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