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同样彪炳史册的是,西南联大先后有一千多位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据记载,先后在联大上学的学生有8000人,有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连同长沙时期参加抗战的近300名学生,总数应该不少于1100人,人数为联大学生累计总数的七分之一。
2、 西南联大参军热潮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抗战初期联大在长沙时。第二次是1942年为来华美军配备翻译人员。当时驻滇美军人员估计有数万人,急需大批翻译官。第三次是1943-1944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急需大量懂英语的知识青年入伍;第四次是1944年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另外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军人血洒长空,其中有不少联大的从军学生。
3、 在两次入缅作战的热潮中,联大教授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或当译员或任驾驶兵。西南联大三位负责人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
4、 1944年,西南联大200多名大学生离校后到青年军零七师炮一营入伍全部分发到印度远征军,学习汽车驾驶,取得执照后在史迪威公路执行任务。当时驻扎印度的孙立人将军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因此他见到联大的学生就像见到老校友,非常亲切。当时联大师生到美军中服务,军衔自中尉到中校不等,月薪500元左右,可免修24—32个学分,服务成绩优异者可去国外留学。
5、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1918—1977)1940年联大毕业留校当助教,1942年参加了第一次赴缅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他参加了后来的野人山大撤退。作为诗人,穆旦回国后和朋友谈及曾经的残酷经历时,他只说到他对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的。
6、抗战胜利后穆旦的诗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再现了那段悲壮的历程: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7、 1946年为纪念西南联大,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在昆明揭幕。碑正面1178字的碑文,诉说联大建校始末及历史意义,辞藻典雅,气势磅礴,洋溢着强烈的情感。背面是阴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冯友兰回忆:“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捐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土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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