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忆1938年长沙大火
来源：财识网   2016-01-28 10:50:37

　　抗战八年，有两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铭甘心作汉奸，一件就是张治中长沙放火。汪兆铭的事上一节已经说过，这一节专谈一谈长沙大火。

　　武汉会战告一段落后，广州亦已陷入敌手。此时，敌人在战略上虽不再作速战速决的打算，但打通粤汉路，藉以切断我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联络，却是因利乘便之举。为达成这项目的，敌人下一步的企图就是占领长沙。长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前人多有言之者。而今日在平汉、粤汉、浙赣、湘桂黔铁路通车后，长沙更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重镇。因此第二期抗战的重心，实以长沙的攻防战为之首。九战区于武汉撤守之先，即以长沙为后方基点;武汉撤守以后，长沙更成了九战区的心臟。我是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保卫长沙，自是责无旁贷之事。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上旬，敌军分路进迫湘北，九日临湘失陷，我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益阳等地，一面令饬沿江沿湖各军严密警戒，一面遵照委员长电令抽调各残破部队开至后方整补。其时敌军也需要整补，并无立刻大举进犯的能力，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我的前进指挥部塬设平江，十一月十二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

　　委员长自武汉撤守后，在衡山的时间多，并且还在衡山召集过一次军事会议。直到十二日我来之后，才赴韶关处理广东方面久延不决之要案。谁知我虽然来长沙，也并不能挽救这一次惨绝人寰的浩劫。

　　本来第二期抗战开始之前，确实有人提出过「焦土政策」的，以为这才是粉碎敌人「以战养战」毒计的根本办法。焦土政策也可以说是「坚壁清野」之一道。而所谓坚壁清野，中国战史上有过，外国战史上也有过，本不足为奇。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在应当如何实施上面。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理论，固不免失之于迂阔，但如仅仅为了坚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烧城，并不计较有无成效，致使万万千千无辜的人民作毫无代价的牺牲，这就谈不到什么计画或政策了，而是一种无可塬恕的残暴。「为成功不择手段」，我们犹且以为不可，何况既不择手段，又不能成功，这岂是有天良的人所忍出此!有知识的人所肯出此!

　　再则在实施焦土之先，至少应先期有一次预告，不怕时间短暂到一天或半天，总要给人一点逃避的机会。而长沙这次放的火，不但不曾预告，而且在深夜中为之，全城四面突然一齐火起，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隻身逃出性命，仓皇中葬身火窟者达万余人。而逃出来的人于家破人亡之余，亦多痛不欲生，此情此景，尤使人不忍卒睹。

　　十三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十四日以后火势始渐小，直到十六日犹有未熄之余烬。

　　这场火是有计画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的一大疑案。起初重庆方面传说是共产党人放的，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事实上无此可能。委员长于十六日由韶关亲临长沙巡视，我因职责所在，不能置身事外，乃于十七日上书自劾，书云：

　　委员长蒋钧鉴：此次长沙有计画、有组织之暴行，其惨状令人闻而心酸，何况目睹?影响所及，足使军心动摇、民众失望，显可成为抗战之危机。昨闻钧座莅临，实不胜喜惧。喜者，必有以昭示天下而挽人心也;惧者，此种惨状，钧座目睹，必增加烦恼与　虑也。今数聆训示，仅及扫街、巡查、救护、警戒、收容等末节，则钧麾似无莅止长沙之必要矣。以职之愚，实深感姑息优容、讳疾忌医之非计，忧愤曷胜!窃维一切大计，钧座固自有成竹，今日职之态度，自知失体，顾心所谓危，不能不痛切陈之。尤恳明令处职以应得之罪，以慰湘民，而定军心，迫切陈词，伏维垂　。谨此，敬叩钧安。

　　书上，委员长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严惩肇事人员。二十日，军法会审讯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以此为断，罪魁祸首应当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张治中又为什么革职留任呢?倘因其为主使者，则罪应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应有罪。于是街谈巷议颇不以此种处置为然，公开张贴文字诋斥张治中者，随处可见。有一副嵌入张治中姓名的联语及横额，最为一时传诵。联云：「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云：「张皇失措」。即就文字而论，亦是可传之作。

　　两大政策云者，张于到任之初，即宣布组织全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归他自己统率，此其一;再则就是宣布于寇兵进犯之时，实行焦土政策，此其二。这两大政策之前者，未闻有何交代，大概是说说算了。后者算是兑现了，但却是在寇军并未进犯之时付诸实施的，未免荒唐得出奇。

　　据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墻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墻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墻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皇失措」的塬由。一方面他自己赶忙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画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文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乾二净。十三日午间，我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

　　当大火责任难明之际，我的修养太差，常不免有愤愤不平的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日，委员长手谕训勉，使我非常感动，塬谕云：

　　辞修长官弟鉴：此次到长，未将政治部整顿与充实计画，以及整军全部方案面商为歉。尚希详陈意见，总使以上二案能得一实施根据，以便进行也。最近吾弟情态，常思得机面道，而未得其时，但又不能不急道，俾能从速改正也。吾弟之长处，在能任劳任怨，与负责知耻，因此自以为直为能，不知不觉中常带骄矜侮慢之态，而外人且以为放肆横暴。故今年以来，无论上下，尤以同僚辈对之十分不满，而且怨尤日加，此最为吾弟代虑之一也。此次长沙火灾，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袖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且以吾弟今日之地位，此种大度包容之态度，实为必要，否则不能当大事也。中令由长官名义出示安民，而吾弟犹不肯为，此岂负责当难者之所为乎?又当武宁危急，而弟不能留驻防地，以定军心，将此重要任务，付之部下，此乃非在上者负责御下之道也。此次在长沙会议时，吾弟忽由平江回来，并言前方已稳定，而城陵矶方面，尤青(罗卓英)又报俘获甚多，敌被击退，故中以为前线真已稳定，而又有吾弟回长镇慑，乃中敢离长，急赴韶关，处决久延不决之要案。如果当时弟不回长，若知前方尚未稳定，则中决不敢离长。以文伯(张治中)慌张浮躁，不能当此危局，乃中所深知也。总之，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助合作，共同肩负艰鉅，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以安定军心，而减少民众对我革命之痛苦与怨尤。此非某一人之责，而实为吾人共同之天职。总之，厚于责己，轻于责人，分谤代过，舍己从人，浑厚宽大，不矜不伐，是为任事负责者必备之素养，务希于此存养省察，期得圣神功化之用则庶几矣。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岳。

　　委员长教我存养省察，这不是第一次，可惜我生性驽钝，对于看不过眼的人和事，总好较长论短，作是非臧否的批评，自不免开罪于人，以致遭受围攻。所幸委员长不为浮言游语所动，不因其有尺短，而轻弃其寸长，乃得奉命驰驱，始终如一。我和委员长的这种遇合，无论于今于古，均不多见。待罪海隅以来，亦既十有余载，抚今追昔，愧悔何极!然以垂垂老迈之年，虽欲补过，已有噬脐莫及之感!搔首问天，可为奈何!

　　委员长的手谕是二十三日发下的，其实在这以前，我早已採取紧急措施，替张治中办理大火善后多日，至手谕颁发时，诸事略已就绪。委员长要我备文报告处理大火事件经过，乃于二十四日报告云：

　　文夜长沙大火事件，迄今已逾旬日。此事之起因、经过，以及责任等问题，在钧座致孔院长电中，中宣部、政治部所发表之说明，及文白兄二十日告全湘同胞书，皆经详述。军警负责人员亦奉钧座令饬军法会审，将酆悌等三人处决。故真相业已大明。目前之问题，端在于如何善体钧座意旨与苦心，一致努力于善后工作，以求达成抗战目标耳。兹将职处理此事之经过，略陈如下：

　　当大火初起之时，长沙负责无人，情况异常紊乱，于抗战前途影响过鉅。职以责任所在，故一面电呈钧座请示，一面即採取紧急处置，以恢復秩序，安定军心。当于大火之次日，调集人员指示办理救济，恢復通讯，维持交通，指派政工大队掩埋死亡军民、收容被灾民众与伤病员兵;同时令派俞济时为警备司令，并发给特别费两万元，责成办理善后。

　　大火十三日益勐，十四日始渐熄，全城尽为灰烬。被灾军民，惨不忍睹，损失情况，亦较明瞭。当以此种空前浩劫，实关系抗战与整个国家民族之前途，绝非个人问题，此理甚明。故始终抱定「只对事，不对人」之态度，以为处理此次事件之準绳。就事而论，则首先必须「明是非，负责任」。盖只有吾人本革命精神，负起责任，承认错误，然后才可以言平民气，定军心，才可以言办善后，图补救。否则只知讳疾忌医，一切自无从作起。此即所谓「民无信不立」也。同时，敌人广播谓我已自动放火，準备放弃长沙。因即对中央社发表谈话，一方面批评大火，谓破坏「必须有一定之时机，与求得相当之代价」;一方面即表示我方正决心保卫长沙，以打破敌人乘机谋我之妄图。

　　至与文白(张治中)兄晤面，系在十三日午间，当以大火事相询，彼谓完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令人感触万分!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鉅外，更有何策?然文过绝非得策，亦唯有「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故始终本袍泽之义，事事与文白兄协商。二十一日早又集合政工人员训话，指示宣传方针：大敌当前，不可暴露我政府之弱点。须以全副力量办理善后，不可彼此埋怨，妨碍救济进行。此次巨变之发生，并非中央与地方当局所下命令，酆悌负长沙警备责任，实应负责。如此方足平湖南民气。此后省政负责有人，且已成立善后机关，故职所调集之善后工作人员，除令其继续努力工作外，并嘱其绝对听命于张主席及善后机关之指挥。

　　钧座于大火后三日即亲临长沙，职不胜欣喜，盖此事之正确处理与认识，将由钧座昭示国人;但同时亦不胜忧惧，灾后惨状，钧座目扱之后，必益增其烦恼与帯虑也。十六日上午十时，钧座指示善后工作甚多，其一片关怀民瘼之情，令人感奋。所指各点，皆已与文白兄次第商办。是日晚，钧座復反覆晓谕，此乃整个民族问题，非私人问题，大义凛然，益令职知所奋勉。十七日，钧座谕办之军法会审成立，当晚并手谕职以司令长官名义，出示安民，并肃军纪。当即遵谕照办，于次日印就贴发。计钧座莅长三日，大火问题即告解决。近接各方报告，长沙民众已陆续返城，附城市面已渐恢復，人心亦渐安定矣。

　　今所余者，厥为一致努力办理善后之问题。近得政工大队报告，及所附名册，计自大火迄今，除救护伤民，掩埋尸体，设难民收容所三处收容难民外，并登记难民证者三三○人，在疏散中安置者约四万余名。又设施饭厂三处，临时市场五处。今后自当继续扩大工作，交由省政府指挥。同时，仍积极负责发动所有机关协助省府善后工作，以副钧座期望之至意也。

　　财识网莫联摘自《陈诚先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