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长沙大火中
来源：芦苇荡中的小舟的新浪博客   2016-01-28 10:53:21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途经长沙，住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下简称“湘办”)，同行的还有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等。陆续自武汉撤退，已先期到达长沙的，还有由郭沫若同志率领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人员及其所属部分单位，包括几个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这几个队是同年8月先后在武汉昙华林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成立的。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70周年纪念日，当时虽然军事形势相当紧迫，周恩来同志仍然召开了纪念大会。他从容不迫地介绍了岳阳前线的战况和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了最后胜利的必然前途，强调目前的政治工作任务是宣传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反对分裂、投降、倒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才叮嘱即将撤离长沙的三厅人员及其所属单位：敌人距此还远，可以吃饱饭慢慢走。沿途还要开展工作。要注意行军纪律，注意敌机空袭。当他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志说湖南省政府答应给的汽车已全部落空时，风趣地对大家说：每人都有一辆十一号汽车，红军能走二万五千里，我们就走不到湘潭?我们要学习红军，鞋子破了自己打草鞋，脚磨起泡了也要坚持走下去！他号召除病号外不分男女全体步行。行李可用“湘办”的三辆汽车来回运，运完为止。

一

　　12日下午4点多钟，长沙开始大混乱。谣言很多，国民党官员把一切交通工具都占用了，带着老婆孩子，箱囊杂物，落荒而逃。老百姓不明究竟，四处探问情况。但前线来的消息说，敌人仍停在二百里外的汨罗北岸。演剧队、抗宣队在撤离前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安心地在街头写日文抗日标语、口号，写完才走。深夜，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到三厅驻地去了解人员撤退、行李搬运的情况。戒严下的长沙街头，清冷得使人战栗。郭沫若、洪深等同志迎着寒风，伫立街头。周恩来同志关心地说：我刚和前沿通话，前线平静无事，运完这车行李，你们就走。我准备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再和前沿通话，回答还是平静无事。直到后半夜他才和衣躺下。13日凌晨两点左右，长沙街头出现了提油桶的人，三五一群，扛着枪，穿着蓝色制服，一路小跑，很快地有几处起火了，全城都起火了，“湘办”也被放火了。邱南章同志惊醒，冲上二楼，唤醒过于疲劳和衣而卧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拿起随身携带公物的黑皮箱，跑下楼来，前门已被火封住，从后门冲出火巷，到了湘江岸边，那儿早已挤满了从火海中逃出来的、惊魂未定的人群。周恩来同志和别的同志都站在满是泥泞的河滩上，向群众询问起火的原因和情况。他们说：事前一无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随手抓到的一点东西外，都烧光了。面对呼儿唤女，痛哭失声的群众，周恩来同志极为愤慨地说：如果是汉奸破坏，不会全城同时起火。但敌人还在二百里外，为什么要自己放火呢?是谁下的命令!?群众忿怒地高呼：“枪毙放火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同志记挂着三厅和演剧队的同志们。走到公路上几经交涉，他和叶剑英同志等才坐上一辆国民党辎重兵团的卡车，向湘潭驶去。当见到刚到达湘潭的抗宣一队的同志时，他就十分关切地问：看到郭沫若同志他们没有?知道他们已过了湘江，他才放心。

　　当周恩来同志在下摄司见到郭沫若同志，得知人员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后一车行李没运出来时，他又宽慰地说：“人都安全就好!”立即便去探望了撤退到下摄司的同志们。

　　周恩来同志的心，又回到被国民党抛弃的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的长沙群众身边。为了弄清大火的原因和情况，他连水也没喝一口，又和叶剑英同志折回长沙去了。走到距城还有几里的一座小山前，因灾民太多，道路堵塞，无法前进，便登上小山了望。长沙上空一片通红，带着烟焦味的热浪，一阵阵扑面吹来，还不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

　　回到下摄司，周恩来就住在抗敌演剧一队住地对面的一间小屋里。夜深了，灯光还亮着，他和叶剑英、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同志还在开会。周恩来同志指出：日寇占领武汉后改变侵华战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而把军事重心指向八路军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政治后退，汪精卫大刮“议和”妖风，敌后的石友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高唱“曲线救国”，制造磨擦，袭击抗日根据地，日寇来势汹汹，取了岳阳又骤然退守汨罗北岸，二百里外的长沙突然大火……这些情况，决不是互相孤立的，我们必须组织政治进击，以击退这股反动逆流。最后，他又细致地安排了三厅和“湘办”的人员向衡阳撤退的部署。

二

　　14日，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去南岳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就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义正词严地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要求严惩放火首犯，拨款救济灾民和征集民工帮助居民修建房屋，以稳定前沿的后方。

　　周恩来同志一到南岳，就听说长沙大火是蒋介石在12日上午亲自下令放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给主子开脱对长沙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开动宣传机器，把长沙大火说成是中外战史上常见的“坚壁清野”。为了斗争策略的需要，周恩来同志暂不点名蒋介石是长沙大火的主犯，只从正面阐明“坚壁清野”的正确含义。周恩来同志说：“坚壁清野”是一个最深入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敌忾同仇、共同制敌的工作。必须极端关心和照顾群众的利益，关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必须尽量使他们少受损失，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愿意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具体做法上，要认真安置好老弱妇孺，组织青壮年配合军队把当地的物资财产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毁掉，以达到困敌制敌的作用。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多少公私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深冬腊月，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便宜了敌人，难住了自己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坚壁清野”的做法。武汉沦陷前，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就散布抗战必败论，说什么：再抗战下去，全国就要变成一片焦土了。火烧长沙，还说是“坚壁清野”，岂非正中汪精卫之流反对抗日、主张投降毒计么?除了汉奸、日寇欢迎，还有谁高兴呢！？

　　周恩来同志的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有理、有利、有节，除极端顽固分子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国民党顽固派自知理亏，迫于长沙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并经过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济灾民；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搭盖窝棚，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的罪魁祸首。几天之后，下令枪毙了他的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带着这些斗争的胜利成果，在16日赶到衡阳，立即召开了三厅和“湘办”的干部会议，介绍南岳会上斗争的情况后说：为了继续团结蒋介石抗日，才没有戳穿是他下令放火。周恩来同志又严肃地说：为了长沙人民和坚持抗日，我们要主动挑起这副重担，立即赶回长沙，把大火的善后工作抓起来、做好它，以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支持抗战派粉碎汉奸、投降派卖国和日寇新侵华战略阴谋。会议决定：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即后来的四、九、六、五队)及抗敌宣传一队(即后来的抗敌演剧七队)日夜兼程赶回长沙，参加大火的救灾工作。并通知各队除换洗衣服外，什么都别带，尽量空出车位，多带药品和粮食。

三

　　行动如电火行空，永不疲倦、彻底为人民的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等人，16日当天就回到长沙。长沙城内，已经连续烧了三天三夜，许多地方余火还在燃烧。大街小巷，几乎不见人影，下车仔细察看时，才发现所有街边东倒西歪的防空洞里，都挤满了伤病兵员和群众。有的伤口还在流血，已经三天没有吃喝了。周恩来同志非常难过地说：那些平时口口声声“爱民如赤子”的“父母官”，现在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庆去了。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到处视察，在国货陈列馆门前发现一些逃出去又回来的灾民，他们想回来救火，可是房子早已烧光了。一座繁华的长沙城，除少数地区的政府机关、公共建筑、大公馆、洋人住宅、教

　　堂未烧外，所有商店、民房无一幸免，连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三天前住过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那座楼房，也已烧成灰烬，俯瞰长沙城的天心阁，也已成为一片废墟。

　　除了几条较宽广的大马路尚能勉强通行外，其余街衢通巷全被灰烬和瓦砾淹没。据不完全统计：大火毁房五万余幢，约二、三十万居民无家可归，死二万余人，伤残者无法统计。造成这场灾难性空前浩劫的责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头目蒋介石是逃不脱的。

　　周恩来同志等来到财政厅内，只见公物丢满一地，这是主人们落荒而逃的见证，周恩来同志等十余人就在这里，靠着蜡烛马灯的微光开始了工作。决定以三厅所属的五个队为主力，再加上三厅、“湘办”的少数人员，组成一个善后工作突击队，并建立以洪深为首、各队队长参加的指挥部，直接受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一切行动军事化，以发挥每个人的最大作用。

　　五个队日夜兼程回到长沙后，周。恩来同志立即宣布成立善后工作突击队，召开动员大会，每人发了一个臂章，讲解了工作计划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后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后工作，就可以揭发汉奸投降派的阴谋，粉碎日寇的侵华新策略，团结人民，坚持抗战到底。

　　大火的善后工作，十分艰巨繁杂：抢救伤病兵员和灾民，清查死难尸体，掩埋和认领，抢救粮食物资，扑灭余火，清理街道、开设粥水站，动员灾民回城，解决主副食供应，发放救济金，出墙报恢复抗日宣传，扩大严惩罪魁祸首和发放救济金的政治影响。还要抽出一部分人力，筹备出版《新长沙报》。事多人少，但由于周恩来同志以过人的精力和组织力，运筹帷幄，发挥了每个人的最大主观能动性，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胜利。周恩来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感动着、教育着我们每个人，谁都争取多做一点工作，好分担他的疲劳。当时除了极少数年轻的共产党员外，我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来自五湖四 海，只有朴素的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和感情，对党的抗日方 针、政策体会不深，对毛主席抗日的军事、政治路线领会很浅。觉悟不高，又没有工作经验。为了避免出差错，周恩来同志真是 把着手教我们。他把住政策关，放手让我们干。每天要听我们汇报，有问题就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写的墙报稿子，他也亲自送去 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量后才让我们抄贴出去。

　　在扩大宣传枪毙放火的罪魁祸首酆悌等三人的政治影响时。周恩来同志发现我们写标语、出墙报不愿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 到底”。他问：为什么不愿写呢?蒋介石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现在他还讲抗战，又枪毙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拨款救济灾民，……对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嘛。经过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大家才深刻地理解到毛主席提出这条标语的用意。他还告诉我们写标语的同志：标语一定要用楷书写，以便老百姓都能看得懂。

　　大火后的长沙什么也买不到，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样，只用带来的一点咸菜下饭。为了解决陆续回城居民的主副食，他派我们到四乡去动员农民送菜送粮进城。但由于农民不明真相，拒绝我们的要求，晚上汇报时，一位同志说：农民很气愤，责问我们还要不要抗日，要抗日，有多少个长沙够我们这么烧?现在什么都烧光了，还拿什么去抗日?周恩来同志听了，立即肯定地说：“农民问得好，说得对。湖南人民有革命传统，不怕你们穿上‘老虎皮’(指我们穿国民党士兵的衣服)，放火烧长沙不对，他们就反对，就提意见。”他叮嘱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对老百姓说清楚，有关当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责任，一定严办。现在陆续回城的灾民急需粮食蔬菜，一定请他们进城来卖。下午四时卖不完的，我们照价收购，让他们有时间回家。周恩来同志还说：农民的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没有这样的愤怒，国民党当局就不会感到压力，就不会同意严办祸首、救济灾民，我们的工作也就难以做好。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愤怒转化为推动国民党当局加速严办祸首、救济灾民的力量，转化为推动国民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力量。

四

　　传出拨了50万救灾款后，国民党的贪官们便两眼贪婪地盯着它，不休地争吵谁来经手发放。灾民中也早已议论开了。他们说：历来救灾都是贪官发财，灾民背名。灾民们不相信贪官们肯放过这发财的机会，周恩来同志从政治影响考虑和从灾民利益出发，坚信我们善后工作突击队会把每一文钱都送到灾民手里，经他力争，最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当他看着我们每一张由于感到光荣而喜悦的笑脸时，亲切地问：你们有把握做好这工作吗?我们谁也不迟疑地回答：有把握!可是他却严肃地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几十万，分给相当于十个师的灾民，又是在露天里发放，这是向汉奸、日寇挑战呢!如果汉奸捣乱、敌机空袭，场上一乱，踩也会踩死许多人，怎么办？歌唱坏了，可以再来，戏演坏了，顶多没人鼓掌，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着我们打败仗呀!我们听着，笑容不觉从脸上消失了。他又鼓励我们说：困难的确不少，但也不能给它吓倒，只要预先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做好应付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和措施，困难就能克服。长沙人民经过革命的锻炼，我们事前做好宣传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胜利就有把握了。至此，我们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地松弛下来。最后他深情的说：“你们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如敌机临空，自已不动，灾民也就不会乱了；领款手续要越简化越好；我和叶剑英同志等，到时一定来帮助你们，你们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这时太家已经激动得两眼潮湿，一齐热烈地鼓掌，表示决心接受这一光荣而严峻的考验。

五

　　为了做好大火的善后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发放救济金的前二、三天，亲自起草和亲笔书写了一份非常激动人心的《告长沙同胞书》。它一面极其严厉和有力地批判、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一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笔锋一转，指出大火已经给人民、给抗日带来了莫大的损失和困难，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大家团结起来，重整家园，坚持抗战。这篇《告长沙同胞书》得到各方面的拥护，把大火的善后工作、把抗日战争的情绪迅速地推向高潮。

　　发放救济金的第一天，一大早洪深同志就把我们集合到空地上。我们像接受检阅似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鸦雀无声。洪深同志说：“现在我传达周副部长的指示：我们要打好这一仗，一切行动听指挥，绝对服从。已下令今天不拉警报。也不准一个国民党兵进场。敌机临空，大家不准动，动者，军法从事，传达完毕!”最后，他自已补了两句：“我们男的要准备尽忠!女的准备尽节!”一阵哄笑，打破了肃穆的空气。

　　我们的队伍，分成两列，分别开进教育会坪和四十九标广场。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郭沫若同志等早已到了那里，数以万计的灾民跟着进了场，我们这些年轻的突击队员，领着他们很快排好队，洪深同志也向灾民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灾民中有的知道周恩来同志的，说：有他在场，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

　　银行迟迟不把钱送来，灾民们等急了，一部分人开始躁动。洪深急忙跳上指挥台嚷道： “我是政治部三厅洪科长，我担保……”群众还是静不下来，指挥部全体成员都上去作担保：“今天一定发，我们已派人去银行提钱了．请大家安静。”灾民们这才慢慢安定下来。发放到下午，钱又不够了，还有三四万人未领，幸亏事先印了几万张领款证，发给他们，让他们隔天来取。

　　这天敌机果然来了。它临空侦察时，地面黑压压的的人头一动不动。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等也都安静地坐在指挥台上。全场秩序井然。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奇迹”，在大火之后的长沙城广为流传。

　　发救济金是大火善后工作的最高潮，从宣传到结束不满一周，因为事前做了充分准备，所以进行得极为利索。一共发放给九万多人，每人五元，那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份。有些灾民要到邻近去投亲靠友还发旅费，有些一时回不来的，还派专人去邻县发放，事后灾民们都知道这次救灾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指挥的，都说：难怪!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魄力!开创了赈灾史上一个廉洁的范例!

六

　　11月底前，整个善后工作胜利结束了。周恩来同志请叶剑英同志给我们五个队全体队员做了一次报告，他重点讲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加深我们对毛主席抗日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的领会。徐特立同志还为我们讲中国革命史，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和复杂性的认识。他们的讲话对我们后来坚持工作，取得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临去重庆前，也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在讲话中全面地总结了这次善后工作，但，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谈到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或不足时，总是把责任归咎自己；谈到工作中的成绩时，总是要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严办罪魁祸首、救济灾民，不是由于我们写了几条标语、说了几句话，而是广大的长沙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的压力。我们刚回到长沙时，不是在好几处看到灾民们用血泪合着焦炭写下愤怒的控诉，要求严惩祸首、救济灾民吗?我们能做好这次工作，还有朝鲜义勇队、江浙流亡同学等的支援。我们有四亿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有无数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中国是决不会亡的！”最后他说：长沙的救灾工作结束了，各队恢复了原有的称号，即将分赴各个战区。抗战是长期的，你们要长期留在“大后方”工作，任务很艰巨，环境很复杂。你们要坚持工作，就会遇到困难。因此要坚持学习，坚持进步，坚持独立自主。要准备长期吃苦、学习红军的传统。要学会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这次工作中，你们做得很好，有成绩，但永远不能自满!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领导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成立四十周年。轰动中外的长沙大火，也已过去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当时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参加长沙大火善后救济工作的最年轻的队员，现在也已经五十多岁了。四十个春秋过去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进行新的长征！

1978年

　　(原载《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战地》增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