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没有抗日高调
来源：读写人生    2016-02-21 14:08:45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八一三”，日本军队对中国步步进逼，直至爆发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中国民众理所当然地燃烧起漫天的敌忾火焰，即使像地处偏远的西南贵州，也是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喊出了主战的激烈口号。但胡适一直不主张对日作战，固执地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他甚至公开发表文章说：“我宁愿亡国，也不愿主张对日作战。”在“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南下参加蒋介石庐山谈话会，在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全面抗战，他仍然幻想和平，致使他一度与汪精卫、周佛海等搅在一起，成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胡适还准备了书面材料要向蒋介石进言，“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胡适这种对日软弱妥协的立场遭致了最严厉的斥责。程潜说他在做炮火下的白日梦，在最高层会议上指责胡适为汉奸，声言应该逮捕法办；也引起蒋介石的讥讽。

　　胡适的这种态度，也一直为许多史学家所诟病。

　　胡适低调妥协的主张，原因是复杂的。一些胡适研究者都作出了解释。

　　窃以为其中还应该有胡适心理谱系上的原因。他总是一再地“时髦不能引诱”地面对铜墙铁壁，不合时宜地喊出自己的声音。他不识时务地充当反对者的角色，有着他“诤臣”情结的坚强支撑。

　　众所周知，胡适一直坚拒做官。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1933年3月31日、4月28日连续致信胡适邀任教育部长或驻德大使，胡适回信说，国家应当保存一点独立地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一再延揽胡适做“国府委员”，胡适再三恳辞，在给傅斯年信中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加入政府则不免“成了政府的尾巴”，“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

　　抗战时期，张元济为了激励爱国热情，选择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诸人的事迹编了本小册子，请胡适“赐小序”。胡适却表示了不同意见，另开了一个名单。他特别推崇汉代诤臣张释之和汲黯，将他们列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之领衔人物。他说：“张释之、汲黯虽然不曾‘杀身成仁’”，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统一建国事业所以能有些成就，所以能留下些积极规模，全靠每个时代的张释之、汲黯作台柱子，这里面很少聂政、荆柯的贡献”。

　　台湾学者周昌龙指出，胡适曾对中国自由传统作出了积极肯定和阐扬，他从古代经典中整理出三种主轴性政治思想，其中之一是孔子所说：“昔者天下有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胡适认为卑下对当政者有批评的神圣责任，因此养成了成千上万犯颜抗争、不屈不挠的伟大人格。

　　胡适的这种“诤臣”情结，对理性静观的反对力量的深刻体认，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遗存，应当还融入了独立知识分子对权力制衡的现代意识，或者说二者交融贯注形成的特别坚韧的精神新质。

　　1937年“八一三”后，胡适觉得中国军队可战，心境为之一变，承认自己“当日未免多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成为抗战的拼命“卒子”。余英时先生从胡适日记中梳理出一个惊人史实。1938年9月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得知罗斯福总统有意提出东三省中日“共享共管”的调停意见，竟然“一个人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不向政府报告，“断送了重庆方面屡求不得的美国出面调停的唯一机会”。胡适在日记中说：“我不避这种责任。”他唯恐动摇政府的抗日决心，敢冒“欺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