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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靖国神社合祭的甲级战犯罪行述要
来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6-03-10 10:43:44

  摘 要: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社会右翼团体和内阁的支持下,靖国神社先后将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大批战争罪犯的亡灵合祭入内,不少内阁政要还多次违宪参拜,其目的就是“神化”战争罪犯,“圣化”侵略战争。揭露和鞭挞靖国神社合祭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重申东京审判的合法与正义,反对日本政要的“公式参拜”,是一切热爱世界和平人士不应懈怠的历史责任。

  1靖国神社问题的由来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始建于1869年的“东京招魂社”,主要任务是祭祀明治维新前后国内战争中“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随着日本国家神道的建立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据统计,靖国神社内现供奉着明治以来的战死者246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死于对外侵略战争的军人。日本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靖国神社在国民思想意识中的“神圣”地位。明治天皇在位45年(1868年-1912年),曾7次“巡幸”靖国神社;大正天皇在位15年(1912年-1926年),也曾2次“巡幸”靖国神社;昭和天皇从登基到日本战败投降(1926年-1945年),“巡幸”靖国神社更多达20次。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最初的为战死者招魂的抚慰场所,演变为表彰效忠天皇、英勇赴死的所谓“忠节”,对其国民进行军国主义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成为日本近代以来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军省和海军省被驻日美军解散。1945年12月15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48号指令》,宣布废除政府管理靖国神社的旧规,并禁止其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靖国神社遂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团体,隶属于东京都。根据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条,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改由担任旧军人复员、援护战死者遗属的厚生省负责。迫于当时国内外多种压力因素的约束,日本右翼分子的祭祀和参拜活动一度有所收敛。

  1947年11月,为了解决战后部分遗属的就业、生活等实际问题,日本官方经过斡旋和筹措,在东京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其主要职责系“开辟会员互相扶助,救济慰济之路”,着重点是在生活层面的援护活动。1953年3月,厚生联盟改称“日本遗族会”,其章程也随之发生巨变:提出了“英灵彰显”为其“第一目标”的会旨,把“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持久和平,为人类福祉作贡献”等字样从章程中删去。它大量吸收被处刑的战犯遗属参加团体,一些具有浓厚右翼背景的政要也频繁介入遗族会的活动,号称拥有数百万会员的遗族会已由原来的利益组织,演变为日本战后重要的右翼团体。在东西方冷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遗族会强烈要求对战死者进行合祭,要求国家和政府祭奠死者“英灵”。一些政要也趁机推波助澜,暗中鼓动。从1959年开始,乙、丙两级战犯陆续被靖国神社合祀。此后,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遂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起公诉的甲级战犯有28人,其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处死,另有7人在审判和服刑期间因病死去。他们也在1978年10月17日晚被偷偷地搬进了靖国神社。他们是:被处以绞刑的首相东条英机、首相广田弘毅、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第1期樊建莹:日本靖国神社合祭的甲级战犯罪行述要原贤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武藤章;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首相平沼骐一郎、首相小矶国昭、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被判处20年徒刑的驻德国大使东乡茂德;还有在判决前病死的外相松冈洋右和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尽管日本社会对于合祭甲级战犯早已闹得沸沸扬扬,但整个筹划、操作过程一直被相关机构严格保密,直到1979年4月19日经《朝日新闻》报道后,靖国神社合祭甲级战犯才被社会各界知晓。日本和国际社会立刻骤起轩然大波,成为举世震惊的严重事件。

  2战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抹煞

  靖国神社合祭前述14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不是作为“战死者”,更不是作为“战犯”,而是把他们作为“英灵”,作为“昭和殉难者”来祭祀的,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负责操作合祭的靖国神社第6任宫司松平永芳就坚持通过合祭“否定东京审判史观”,主张“为甲级战犯恢复名誉更为重要”。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要在社会右翼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频繁“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口出狂言抹煞历史、美化战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合法性和正义性的的公然践踏,是任何热爱世界和平的人们所不能答应的。笔者选择其中与中国战事联系更为密切的组织发动者7人,揭露和鞭挞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重申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东条英机(1884年—1948年) 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之后历任陆军省副官、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动员课课长、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和步兵旅团长等职,是一个狂热鼓吹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分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强化其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于1935年9月任命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兼警务部部长。在东条英机的领导下,关东军宪兵队对东北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在1935年-1936年的“冬季治安肃正”清剿中,先后屠杀中国抗日军民5 900多人。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密令在满洲成立秘密细菌部队(即“满洲731部队”和“满洲100部队”),东条英机受命操纵这两支细菌部队,他不仅加紧进行细菌战活动,还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秘密建立了一批研究、制造、实验细菌武器的基地,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细菌战网。在其指挥下,细菌部队惨绝人寰地以活人作为标本进行细菌武器效能实验。据731部队问题专家、日本《赤旗报》记者下里估计,在此项研究下受害的中国军民多达万人。日军细菌部队还丧心病狂地在我国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大量播撒带菌的鼠蚤,导致上述地区鼠疫频发,死于鼠疫的中国军民多以万计。1937年,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参谋长,他极力鼓噪日本军部尽早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精心设计了战争路径:伺机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津线;孤立北平,强化“华北特殊化”;以平津为后方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正是在他的策划下,七七事变如期爆发,侵华战争全面展开。早就做好战争准备的东条英机随即率领其手下最精锐的“察哈尔兵团”沿平绥线向中国内地快速推进。铁蹄所至,血案频传,一座座鲜活的城市变成了死城废墟,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遭残酷杀戮,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在东条英机的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他也因此获得了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以来颁发的第一张“战功奖状”.1938年5月,东条英机奉调回国,就任陆军省次官。凭着他在侵华战争中的赫赫战功,他平步青云,先是接任陆军省次官,稍后升迁陆军大臣,晋升陆军大将军衔,继而登上日本内阁首相宝座,达到了他疯狂策划并实施侵华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在此期间,他与德、意两国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划分势力范围,进而策划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将东南亚约1·5亿人口和3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2)板垣征四郎(1885年—1948年) 出生士官家庭的板垣深受父辈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效忠天皇。1904年,他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就参加了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在日本狭小国土上长大的板垣,被东北辽阔的山川平原所震撼,也被东北富饶的资源所吸引,并表现出了强烈的占有欲望。他在以后的陆军大学学习过程中,仍念念不忘以中国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野心勃勃地要“把一生全部赌在中国上”。他寻找各种机会来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与研究中,是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1925年5月,板垣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这给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板垣按照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和军部的具体部署,和石原莞尔一起对东北全境进行了数次“参谋旅行”,在各个兵要险地侦察地形,刺探军事情报,研究、设计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他狂妄地鼓噪:“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是由板垣等军国主义分子直接策划并指挥的。事变之后的三四个月间,关东军能迅速地占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板垣的作用不容忽视。接着,板垣又与土肥原贤二积极倡言扶植清末废帝溥仪,建立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他们的建议得到关东军和日本当局的高度赞赏,很快便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和《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等侵略文件,加快了分裂中国,孕育满洲国的步伐。他一手策划并组织了溥仪的出逃,并于1932年3月在长春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的侵华战争全面升级,板垣的侵略活动也由密室转移到了战场。不可一世的他亲率其麾下最精锐的第5机械化师团进军中国内地,铁蹄所至,狼烟四起,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然而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作战中,板垣师团一败平型关,二败台儿庄,损失惨重,其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得粉碎。1939年10月,日本在南京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板垣任总参谋长,他一方面指挥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日军作战,一方面四处奔波,重新组合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为代表的数股汉奸势力,在南京组建了汪伪国民政府,使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力帮凶。1945年,板垣再次升迁,调任日军驻新加坡方面军司令官,在此他又欠下了东南亚人民一笔笔血债。

  (3)土肥原贤二(1883年—1948年) 先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2年就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翌年调任北京特务机关,充当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助理。自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特务生涯。其后,他常常出没于北洋军阀的派系首领及政要的府邸、公馆游说鼓噪,培植亲日势力;他还游历北方各省兵要险地,搜集军事情报,为实现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中国的既定战略方针进行前期准备。1928年的暗杀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土肥原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他曾进行公开的战争叫嚣:“关于满洲的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事变次日,他接任奉天市长,其手下的特务机关遂成为指导事变的指挥中枢。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土肥原接着就提出:应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成立“以宣统皇帝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傀儡政权,肢解中国。在此精神指导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积极推进所谓的满洲独立运动,加快了肢解中国东北的步伐。作为该计划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土肥原亲手组织了清末废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出逃,不久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呱呱落地,溥仪则被推上满洲国执政的傀儡“宝座”。占领东北之后,作为日本侵华势力急先锋的土肥原继续操纵手中掌握的华北各地特务机关扩张势力,积极推进旨在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运动”,极力促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为此,土肥原频繁地与各省军政要员及北洋遗老接触,进行策反活动。他软硬兼施,拉拢扶植汉奸势力,在他的策动下,先后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等多个傀儡政权,策动汪精卫叛逃并成立伪国民政府。前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因未遵从其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也惨遭其暗害。正是由于土肥原在侵华战争中的一系列“功劳显著”,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誉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4)松井石根(1878年—1948年) 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正在陆军大学学习的松井石根以陆军中尉连长之职,随军进入中国东北与俄军作战。190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奉天特务机关长,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驻中国广东、上海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步兵旅团长、师团长等职, 1933年8月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 10月晋升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曾多次来华,历时达13年之久,人称“中国通”。日军在华北制造卢沟桥事变的同时,也把战略进攻的目标瞄准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沪宁地区。1937年8月9日,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件,并以此事件为契机,向上海周围集结大量部队和军舰。8月13日,日军突然向闸北、虹口、江湾等地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烽烟骤起。8月15日,天皇召见松井石根,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将指挥华南、华中地区日军作战的使命交付于他。松井石根深谙其责任之重大,他向内阁表示:“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他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攻占南京,击溃国民党政权,以便于日军培植新的傀儡政权,全面占领中国。淞沪会战异常残酷,历时三个月,敌我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军以伤亡5万余人的代价于11月1日攻占了上海全境。之后,松井石根又马不停蹄地接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继续向南京发动进攻。12月14日,日军攻占南京城,一场举世震惊的屠城血案———南京大屠杀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松井石根的唆使、纵容和默许下,日军兽性大发,对南京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和蹂躏: 15日,将中国被俘军警人员3 000余人押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射杀; 16日,把5 000多南京难民绑缚,用机枪射杀并弃尸江中; 18日夜,将5·74万余难民驱赶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射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杀人方法之多,手段之残忍,是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的:枪击、刺头、砍头、劈脑、剖腹、剜心、水溺、火烧、狗咬、活埋、锥刺、摔掼、活靶、宫刑、穿刺阴户和肛门……。在这充满血腥的一个多月的屠城过程中,仅有据可查的中国死难军民就达30余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惨遭日军强暴。消息传出,举世震惊!作为占领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对此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事件之后,迫于舆论压力他奉调回国,出任内阁参议。1942年,他又接受天皇“叙勋”,授一级金准勋章,以褒奖他在侵华战争中的“功绩”。

  (5)武藤章(1892年—1948年) 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 1932年供职于参谋本部。1936年8月,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司令部,专事整理、研究日军自日俄战争以来所搜集的各类情报资料;与此项工作有关,他还经常进行实地考察,直接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武藤章的才干得到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赏识,并被委以重任。1936年秋,武藤章受命潜往内蒙德化游说以蒙奸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进攻绥远,扩大伪蒙古军政府的领地,伺机建立听命于日本的“蒙古大元帝国”。此阴谋遭傅作义将军所部的痛击而胎死腹中。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武藤章狂喜不已,极力鼓噪日本当局应尽快在上海开战,将战火燃向华中、华南。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日本军部的采纳,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又燃战火。武藤章也因献策有功而被天皇召见,这一殊荣使其更加嚣张。他负责起草的《战争指导纲要》首次提出要设立大本营,统一指挥对外侵略战争,天皇采纳了这一提议。武藤章是一个不断推升侵略战争升级的重要谋士,更是一个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淞沪抗战爆发之后,武藤章被调往华中方面军任副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进攻南京。日军占领南京之后,武藤章以“城外宿地不足”、“缺水不敷使用”等理由命令城外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里选择宿营地。这给早已兽性大发的日军在城内烧杀淫掠,找到了最恰当的“理由”。1938年7月,以狂妄好战著称的武藤章又被东条英机看中,调其为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要其运用南京大屠杀的经验,扭转华北日军的败局。武藤章又开始了他对华北地区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他指挥的五次大规模“扫荡”,使华北大地白骨遍野、血流成河。靠着他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武藤章升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晋升少将军衔,成为辅佐东条英机策划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谋士。他的同僚曾说:“武藤章何止是东条的心腹,简直就是他的大脑”,“东条只是一张唱片,而武藤章才是操纵唱机的人”。1942年12月,武藤章又升任菲律宾日军参谋长,在那里他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尼拉惨案”,欠下了菲律宾人民又一笔血债。

  (6)小矶国昭(1880年—1950年) 190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0年在陆军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日军参谋本部并被派往中国。1929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局长,翌年转任军务局长。1932年5月任陆军省次官, 8月调任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军人职业生涯中有相当长的时期是围绕侵略中国这一主题进行的。早在1905年,他就在《帝国国防资源》的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为了进行总体战,必须从中国获取原料和资源”的思想。1910年他被派往中国任关东都督府参谋,相继结识了田中义一和福田雅太郎等军界法西斯要人。他经常就如何侵占、经营东北提出“重要建议”,深受他们赏识,屡屡升迁。小矶一个激进并深谙权谋之术的法西斯军人,为了加速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1931年3月,他唆使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等人发动武装政变,推翻滨口内阁,开创了日本右翼军人“以下克上”,频繁发动军事政变,进而推进侵略进程的先例,对日本军队中下层少壮军人的影响极为恶劣。7月,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武装侵占满洲的计划,九一八事变旋即爆发。小矶兴奋异常,他坚决主张“以本次事件为契机,解决满蒙问题”,鼓吹应抓紧良机,扩大战果。随着事态进一步恶化,东北全境很快沦陷。1933年1月,已调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指挥其部攻占山海关, 3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关东军完成了陈兵关内、兵逼京津、觊觎华北的的军事部署。1939年后,基于对其侵占东北“功绩”的肯定,小矶国昭先后出任平沼内阁和米内内阁的拓务相,他积极参与扶植汪精卫汉奸政权成立的阴谋活动。1942年,小矶国昭出任日本第8任朝鲜总督,他一方面大力推进奴化教育,胡言朝鲜和日本同根同族,愚弄、毒害朝鲜人民;一方面挥舞屠刀,残酷镇压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欠下了朝鲜人民一笔又一笔血债。其暴戾恣睢深得日本统治集团的赏识,被誉为“朝鲜之虎”。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溃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日本天皇和重臣会议授命小矶国昭组阁。他上台伊始,就颁布了一系列紧急状态下的内外政策大纲,如《帝国急需施行的政策》、《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等,成立了最高战争委员会,强化政府与军部的沟通,指导战争。他甚至还通过颁布《妇女挺身勤劳令》和《学徒勤劳令》,把日本家庭妇女和在校学生也绑上了日本战车,把他们驱赶到军需生产和劳务服务的第一线,为败局已定的侵略战争出力。

  (7)梅津美治郎(1882年—1949年) 1910年陆军大学毕业之后,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参谋本部德国课课长、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陆军第一旅团长等职。1931年,梅津被任命参谋本部总务局长,到任后即组织东条英机和建川美次等好战分子研究《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制定“约以一年为期”,全面占领东北的侵略计划。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接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他秉承日本军部的旨意,授意部下与关东军密切配合,不断在平津地区制造事端,培植亲日势力,挤压中国军队,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其“华北自治”的阴谋。他提出:取消河北省内的所有国民党党部,东北军51军全部撤出河北省,国民党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1935年7月,何应钦被迫对梅津“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何梅之间的往来函件即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它被日本军部誉为梅津美治郎的“杰作”。正是由于他的精心策划和国民党的软弱,日本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攫取了河北和平津的大部主权,也为日后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战争埋下了祸根。梅津美治郎是一个极为阴险狡诈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有着日本右翼军人同样的狂妄和肆无忌惮;所不同的是他在推进日本侵略每一项重大步骤时更擅长于使用阴谋和欺诈之术:大者从其精心策划、步步进逼,强势推出《何梅协定》,到策划卢沟桥事变,主张“抓紧时机”扩大事态,发动全面战争;小者从其亲自设计摩擦事件、炮制交涉文书,到选择兵营驻地、增兵数量及全面出兵时机的确定,丝丝入扣。处处都深藏着他险恶的政治权谋,表现出他对日本扩张主义一以贯之的狂热追求。1938年5月,梅津美治郎出任日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执行对山西的“治安肃整作战”,他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中国百姓在日军残酷地浩劫之中蒙受了极为惨重的牺牲。他因此向天皇邀功:“为使华北明朗化起了飞跃的促进作用”。1939年9月,他又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为配合“北进计划”,他下令进行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关东军大演习”,积极训练作战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向太平洋战场和中国大陆战场输送兵力20余万;为支撑日本的战时经济,他疯狂掠夺东北的战略物资,将大量的煤、铁、油页岩和粮食运往日本国内;他还组建“731”细菌部队残害中国军民。1944年,日军败局已定,接任参谋本部总长的梅津美治郎仍不甘心失败,他会同日军高级首脑修订陆海军作战指导大纲,他甚至不惜牺牲其1亿国民,妄图孤注一掷顽抗到底。梅津美治郎对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3余 论

  追溯日本近代历史,靖国神社的名字始终是与战刀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靖国神社完整地记载着日本从封建武士社会向帝国主义发展,不断扩大对外侵略,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轨迹。把上述敌酋战犯罪恶的亡灵请进神社,作为“军神”加以顶礼膜拜,绝不是日本神道文化传统的简单传承和延续;其真实目的也绝非某些政要宣扬的“个人信仰”或“内政论”所能掩饰的。审视日本参拜之风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发展过程,其背后的政治图谋清晰可辨。笔者认为,其要义之一就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全面肯定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合理性”;是在借传统掩盖罪恶,用文化包装武化,企图用不断升级的策略,冲击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底限和国际社会的政治防线,以叠加的“积累”效应挑战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使战争罪犯“无罪化”,使侵略战争“圣战化”,最终为其侵略历史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其要义之二就是:转移国内矛盾,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快其成为军事、政治大国的进程;在“对战争牺牲者表示敬意和感谢”的旗号下,把国内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消化在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唤起国民对中、韩等受害国家谴责其“公式参拜”是“干涉日本内政”的怨恨,对抗邻国,复苏所谓的“大国意识”。参拜问题已经演变成为日本向国际社会叫板、示威,实现其大国梦想的阶梯。

  60多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按照国际公法的惯例而进行的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公正审判,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弘扬了理性、公正和正义,因而受到了热爱世界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笔者撰写此文的唯一目的,就是重申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更是不允许篡改的;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不容诋毁。任何试图挑战这一正义审判的努力,都必将再次受到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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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of the CrimesCommitted by JapaneseYasukuni Shrine toEnshrine the Class-AWarCriminals

  FAN Jian-ying

  (XuchangCollege,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Yasukuni Shrine is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Japanesemilitarist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AfterWorldWarII, with the support of Japanese right-wing groups and Cabine,t a large a number of the dead souls of warcriminals, including 14 Class-A war criminals, were enshrined atYasukuni Shrine in succession, and lots ofCabinetmembers visited there many times unconstitutionally. The purposes are invariably tomythologize the warcriminals and sanctify thewarofaggression. It is the dutifulhistoricalcommitment forall the peace-loving people toexpose and denounce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Yasukuni Shrine to enshrining the Class-A war criminals, toreiterate the legitimacy and justice ofTokyoTrial and to oppose the Japanese politicians′formulaic visi.t

  Keywords: Yasukuni Shrine; Class-A war criminals; war crimes; Tokyo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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